有人敲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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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避一避他的錘子，我只能拿出最低俗的理由:“做行政工作是當公共保姆，太苦了。”有時，低俗能招架一切。

“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胡志宏先生又一錘打中了我，他知道我心中本有這種犧牲自己的豪氣。這種豪氣正可用來抹去一切艱辛，讓你不好意思再説一個苦字。

但是，我還是搖頭。

學院裏上上下下都知道了，知道我的被選中，也知道我的拒絕。大家都等待着，很有耐心。

據説現在很多單位選拔官員的時候，剛有選拔意圖，那個被選拔對象就會成為眾矢之的，大量的檢舉信、揭發信都會以匿名、具名、聯名的方式紛紛投寄到選拔機關。相比之下，當時的上海戲劇學院真是太純淨了。我拒絕了整整四個月，也就是留出了改換名單的四個月的空間，居然沒有出現一個否定意見，也沒有出現一個替代名字。

當胡志宏先生告訴我這個情況的時候，我環視窗外的校園，有點動。

最終起關鍵推動作用的，是張廷順老師。記憶中，在我剛進這個學院讀書的時候，他已經是教務處長。記得在“兩個凡是”時期我受到那幾個人的審查，張廷順老師負責學院清查工作，曾與他們遭遇，張老師厲聲質問他們:“小余是我們學院的人，他在“文革”中的表現我可以擔保，請問，你們是誰？

“文革”時期你們在哪裏？為什麼要查這麼好的人？我們學院誰委託你們查了？”那幾個人被這個山東大漢問得怏怏而回。張老師質問那些人的事情，是當時在場的一些工作人員告訴我的，我卻一直沒有遇到張老師。據説他身體不太好，需要經常養病。這麼多年過去，那天正是我拒絕出任的四個月後，在學院的大草坪邊遇到了他。

他拉着我走到一棵樹下，説:“我找了你好些天了。這個學校，幾十年都沒有安定過。你們也可憐，沒上過什麼正經課，全靠自學。我這個老教務處長，於心有愧！”這麼一個悲情的開頭，使我只想找話安他。但他沒等我開口，又説下去了:“幾十年折騰的結果，使整個學院幫派林立，沒有一件事情能夠取得一致意見，每次開會都吵得臉紅脖子。現在，終於有一件事取得一致了:大家都選擇了你。你再拒絕，就不好了。”

“只要你答應做院長，”張廷順老師説“我還可以再一次出馬，擔任教務處長，補一補幾十年的遺憾。當然這要你們考察審定。”

“張老師，別這麼説，別這麼説…”除了這句話，我不知道如何回答他。

我的同班同學惠小硯從外地回上海，見我正在為如何有效地拒絕任命而苦惱，便利地説:“想不做官還不容易？我到學院裏去説服老師，別把一個做學問的書生拿到火上去烤！”但是下次見面，她卻對我説:“做吧。”我問她為什麼，她説在學院裏遇到一羣女老師，都這樣回答她的勸説:“我們是看着他長大的，放心。”惠小硯説:“這年月，一個人讓那麼多人放心不容易。”我終於告訴胡志宏先生:“讓我做半個月的調查研究，再決定。”苞志宏先生厚厚的眼鏡片後面閃出愉快的眼神，説:『好。”我先直奔南京路、福州路的幾個大書店，找到教育學的專櫃，把有關中外辦學經驗和辦學規範的書籍，全都買來。這時我才發現，這方面的書居然出了不少，而且由於“文革”後一切重起爐灶，全是新書。從外國名校的運行規則、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會議文件，到這些年國內高校進行教育體制改革的調查彙編，十分齊全。我認真地讀了整整五天，高等教育，這個我既悉又陌生的天地，第一次以一種高層邏輯展開在我眼前。

在這種閲讀中，多年來的學術思維幫了我的大忙，我已習慣於在一片紛雜的實際疑問中尋找邏輯支點。只要找到了邏輯支點，沒有什麼問題不能解決。在國內高校中，我覺得，華中理工學院的教育改革經驗比較切中要害。

然後，我就開始找學院裏的各人等談話，從老教師到中青年教師，從系主任到總務處職員，儘量不遺漏任何一個羣落。每次談話我都勸阻他們發牢騷，也婉拒他們對我個人的鼓勵，而只是排列各種有待解決的問題，區分這些問題的主次緩急，然後再一起探討解決的方法，方法越具體越好。

半個月的覺一言難盡。如果打一個比方，我原先只是躲縮在一條大船的某間艙房裏用功，雖然也能覺到船在晃動，卻不知道所處的位置，行駛的方向，海域的風，天象的變化。現在，我登上了船頂瞭望台，看清了這一切，又問明瞭航海規則，突然覺得不應該再一言不發地躲縮回自己的艙房裏去了。

綁來回想，才知道，我同意調查研究，其實已經沒有回頭路。怪不得胡志宏先生有那麼愉快的眼神。

那天，我要回答他半個月前的眼神了，説:『好吧，開一個全校大會，我作施政報告。”施政報告的題目叫《我們別無選擇》。那口氣，那聲調，很像是從船頂瞭望台上發出的。報告那天，據説連全院所有的清潔工人、汽車司機也都自發地擠到禮堂裏來聽了。

這個報告，立即受到了當時的上海市教育衞生辦公室負責人、現在的復旦大學校長王生洪教授的高度評價。他在同濟大學專門召開全市高等學校校長會議，對這個報告作了詳細的介紹。

那麼，我，也就站在駕駛艙裏了。而且，我知道，附近海域的其它船隻，也都在傾聽我們這艘船發出的信號。

當然還得回到自己原先居留的“艙房”收拾一下。

這一收拾，又依依不捨了。

我對何添發、胡志宏這兩位同事説，先得給我一點時間，把一篇重要的學術論文寫完。這篇論文，就是我考察儺文化的總結:《論中國現存原始演劇形態的美學特徵》。它的中文本，發表在北京的《戲曲研究》學刊上，它的英文本，發表在美國夏威夷大學的《亞洲戲劇》學刊上，題為someobservationsontheaestheticsofprimitivechinesetheatre，很多外國同行都讀過。

寫這篇論文的覺，與我以往寫那麼多學術著作有很大的不同。筆下的主要素材，不是來自別的書本，而是來自我本人的考察。因此，這就成了我向國際學術界所作的一個發現報告。我知道在現代學術等級上，這種報告的地位最高。

這篇論文向我開啓了一個現代學術等級，但我卻要離開。我在高高的書架前不斷抬頭仰望，心想這些由我一本本小心蒐購而來的書，以及由這些書組成的那種氛圍，那種氣場，那種生活方式和心理方式，都將棄我遠去。表面上，它們都在，但我不在了，我的心不在了，它們也就形同虛設。

從今以後，我只能在辦公桌前、會議室裏、演講台上，偶爾想起，想起這破了圍的氛圍，漏了氣的氣場。半夜回來，照樣居息，卻不敢再抬頭仰望。

這等於一個領主拔離他的營寨，一位酋長告別他的邦國，頻頻回首，莖斷連，夕陽故國，傷無限。

既然代價如此之大，那麼，我只有把事情做好，心裏才會略為舒坦一點。我把行政工作的每一分鍾與學術研究的每一分鍾，放到了同一架天平的兩端:如果行政工作的那一分鍾稍稍失重，學術研究的那一端就會愴然墜地，連我自己也看不下去。於是，對我而言，行政工作的有效已經直接關係到生命本身的平衡，不能有絲毫懈怠。

正因為我並不害怕免職，而只害怕低效，再加上三次民意測驗的支持，一上任就是一種強勢。我滿意這種勢頭。行政工作要麼不做，做了就要強勢，否則便是費，費自己和屬下的生命。

還是回到航船的比喻:誰會把一艘裝滿乘客的船，給一個猶豫不決的人？誰會把一個連接生命的舵，給一雙軟弱無力的手？

我走遍全院，左思右想，決定了全部行政工作的入口點，那就是:迅速簡化整個學院的人際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