隱秘的河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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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元！”失主回答。

“好，每站不停，開分局！”售票員立即作出了決定。他所説的分局就是某個區的公安分局。

車上有幾十人，在那貧困的年代，大家都覺得這十元人民幣是一筆財產，對車子不停站直開公安局毫無異議。這車上，很可能有即將上課的教師，手握大把門票的運動場管理員，急於開刀的醫生，但是，沒有誰想到要阻止這個行動。

如果有一個乘客對此稍不滿，哪怕是説:“老孃有病，在家等我”全車的目光都“刷”地對準他，把他看成是試圖逃的竊賊嫌疑犯。

於是，每個人都要裝扮出坦蕩從容、滿不在乎的表情，到公安局接受搜身。在伸起雙手來的時候，還笑容滿面。

所有的人只想着表白自己沒有偷，不僅對自己和別人的權利、尊嚴毫無興趣，甚至對於真正的竊賊也沒有氣憤。如果這事發生在夜間，車上幾個聰明人就會向售票員提議，把車廂的燈關閉一下，讓那位錯拿了別人皮夾子的先生有機會把皮夾子扔在地上。這種提議很容易通過，等車燈一閉一開之後，果然有乘客大叫，他腳下有皮夾子。這是提議的先生扔的，大叫的先生扔的，還是別人扔的，誰也不興趣。因此，在這樣的事件中，大家也不存在捉拿竊賊的意識。

有的只是自我洗刷。

這樣的事，在19路無軌電車上經常遇到，因為這路車的起點宜昌路和終點提籃橋，都是當時的貧困地區。

幸好今天沒有遇到，否則，不知拉到普陀分局、靜安分局、閘北分局還是虹口分局，趕不上車部長約定的時間了。

但是，由於在車上想到了上海人的圍觀起鬨心理和自我洗刷心理，我對正在開始的清查運動擔懮起來。

不高的個子，花白的頭髮，渾身的力，車部長一見面便稱讚我那篇談魯迅佚文的論文。我説，原文會更好一點，被人改了。他説，在那種形勢下還寫學術論文，是一種勇敢。

談話剛開始就被電話一次次打斷，後來他乾脆把我從會客室拉進辦公室，在他接電話的空隙中談。一聽就知道，電話多數是新任上海市委書記蘇振華本人打來的，這天他倆在反覆通報着一些正在從北京調入的高層幹部的情況。

從談中得知，他對我在“文革”十年中的經歷瞭如指掌，並備加讚許。是誰告訴他的呢？我好奇地詢問，他神秘地説:“我有多頭情報。”我首先猜測是海軍方面。由於老朋友張攻非的關係，我在十年間結識了一些海軍高級官員，就連後來擔任過全國海軍參謀長的安立羣將軍，那年月也總是把吉普車停在我們秘密聚會的老大沽路上的一條陋巷口，與我們一次次討論着在風聲鶴唳的寒冬間的行為選擇。而車部長，正是來自海軍。當然“情報”也可能來自我所在班級裏的一些高幹子弟，也可能出自車部長他們接管上海幾個月來的調查。

他這天找我，是問我對上海宣傳文化系統清查運動的意見。

我説:“能不能只搞清查，而不搞運動？”他奇怪地看了我一會兒，終於點了點頭，説:“我大致懂你的意思，但運動看來是免不了的了。”我説:“那就要請您緊緊掌舵，不要放過真兇首惡、重大事件，但必須警惕有人胡亂指控、顛倒輕重。我已看到大量讓人擔心的跡象。我們國家有一批永恆的運動積極分子。”車部長同意我的意見，動員我擔任寫作組系統文藝組的清查召集人，由他負責向我所在的學院打招呼。我説我不想擔任任何職務。

他説，這算什麼職務呀，很快就完成了。今後擔任什麼，我們從長計議。

我怕再推下去他會笑我把小差事當作了大職務，就不再吱聲。

最後握別時他問:“你的名字是筆名嗎？”

“不，真名。我從來不用筆名寫作。”

“誰取的？那麼有詩意？”

“不識字的祖母。”不久之後車部長在康平路市委大院內有了自己的住宅，便邀我去作客。他的書房滿壁圖書，面對小小的草坪，我們坐着喝茶閒聊，他已把我當作朋友。

我每次到他家去，都會在他的書架前站立一會兒。那是典型的中國幹部藏書。比較堂皇的是馬恩全集、列寧全集、斯大林全集，再有歷年的《人民手冊》，這些加在一起，已經佔了書架的絕大部分。車部長與其它幹部不同，還加了一套《魯迅全集》和《辭海》（未定稿），證明他有一定的文化取向。

他後來一次次找我，主要是討論上海能開放哪些古今中外的文藝作品。本來這事跟着北京走就是了，但他想稍稍走得比北京快一點。我相信這事他還會與別人討論，只希望我能預先給他講得細一點、全一點。這種談話今天回想起來還十分享受，卻是任何在正常情況下生活的人們所不能理解的了。文化大革命幾乎絕了古今中外一切優秀的文藝作品，現在撥亂反正，理應果斷解，但像車部長他們那一代人卻很難下這樣的決心，生怕在哪一點上出了問題，因此要一部一部“過堂”讓我暗自喜悦的是，每説通一部，便是一部偉大作品與一座偉大城市的重新見面。儘管這種見面是遲早的事，但總是早一天好一天。

首先我用的辦法是抬出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只要他們提到過的歐洲經典名作，都立即開放。這對車部長這樣的老幹部來説，最具有“通過”的説服力。於是從莎士比亞、歌德、巴爾扎克、托爾斯泰到貝多芬，都滿城綠燈。

然後，麻煩的事情就來了。一些戲曲片能不能立即開放？例如越劇《紅樓夢》和黃梅戲《女駙馬》，還有一些新進來的外國片如《音樂之聲》，是內部放映，還是公映？所有這些簡單問題的難度全在於，批判文藝作品中的“帝王將相”、“才子佳人”、“外國死人”、“封資修”最強烈的，是澤東主席。

最先開放的是越劇《紅樓夢》，理由也只有一條:澤東喜歡《紅樓夢》。記得這部片子的“復映”活動在上海文化廣場舉行，幾天下來，真可以説人山人海、一票難求。

其它很多傳統作品，要開放也必須獲得解釋。我發現，對車部長他們，要聽的只有政治解釋。有一次我把幾部作品解釋為“在封建主義外表下的反封建作品”他一聽很高興，覺得找到了一種説服別人（主要是説服比他更大的領導而不是一般觀眾）的“理論技巧”後來我還聽他多次在大會上作過這樣的解釋。

説完這些事，他會順便問一下:清查工作怎麼樣？他對此好像已經沒有多大興趣，因為一些重點的清查對象早被市裏隔離，面上的清查在他看來只要“掃描”一下就可以了。

我終於鼓起勇氣説:“車部長，我覺得“文革”中最糟糕的有兩個階段，一是“文革”前期的造反，二是“文革”後期的批鄧，至於中間那一塊，由周恩來、鄧小平主持工作，情況很不一樣。現在的清查，恰恰是不碰造反和批鄧，有可能產生是非顛倒。”

“這裏有一個原則問題。”他的態度突然嚴肅起來“這兩件事都是主席號召的，我們一定要謹慎。觸及主席，怎麼也不行！”他看我有點沮喪，笑了笑，説:“我知道你既拒絕了造反，又拒絕了批鄧，所以對這兩件事特別，這可以理解。但這兩個口子一開，牽涉的面就大了。就説我吧，包括我們這次一起到上海來工作的領導幹部們，絕大多數都參加了批鄧。至於造反，也很難説沒參加。部隊裏的是非是看跟誰，但一開始不管跟誰，都以造反的名義。”有一次見面，我發現他情緒奇特，像一個受委屈的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