舊屋與旗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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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連記工分也沒有報酬，因為我家屬於“非農業人口”進不了村裏的分配系列。媽媽不止一次地説:“身子輕的採桑，手勁大的搬磨，識水的過河…我識字，這些事本分要做。”媽媽在這間屋子裏還作過一個膽大的決定，與我有關。

在我實足年齡還只有四歲那年，小學的老師來統計可入學的新生，那時我正與幾個小夥伴把媽媽的圍單當大幕，綁在八仙桌的桌腿上演戲，媽媽就笑着指了指我，對老師説:“在地上爬着的要不要？”老師説:“怎麼不要？登記！”幾天之後，我就上學去了。背上揹着一個大草帽，上面有媽媽剛剛寫的四個筆大字:“秋雨上學”我想這情景實在是媽媽最頑皮的一筆。一個才四歲的小不點兒獨自走在長路上已經讓人憐惜，而背上的幾個大字又説明這居然是去上學！

路上沒有人認得這幾個字，那麼，媽媽是寫給上天看的了。這就像是土地爺通過童男童女給上天帶去一個小小信息:我們這裏全是文盲的年代，已經結束。

老師們看到我草帽上的這幾個字很高興，而且從書寫的功力判斷出了我的文化背景，但他們實在不知道該怎麼來對付一個四歲孩童。那時代鄉間學校全用筆，課桌上放着硯台和墨，可想而知，每次下課，我滿臉滿手都墨跡斑斑，老師就抱起我到河邊洗臉，洗完再飛奔着把我抱回教室的座位，下一節課另一位老師又重複這般情景，實在是一片忙亂。

我四歲上學的事，把在上海工作的爸爸嚇了一跳，隨之，連叔叔、舅舅也緊張了。第二年國家教育部定下了規矩，小學入學的年限是七歲，這使得爸爸、叔叔、舅舅更有了理由，不斷來信勸媽媽，要我用“留級”的方式後退到正常的年齡，否則腦子會用壞。其中大舅舅出的點子最要不得，他要我每次‮試考‬都白卷，或故意答錯。

媽媽問我的意思，我説，讓我裝成傻瓜留級，聽過去全都聽過的課，腦子才會壞。

媽媽當然贊成我的意見，便寫信給爸爸説:留級太累，不如讓我讀上去，她會設法減輕我的功課負擔，代我做全部家庭作業。

其實我們小學裏每天的家庭作業也不多，多的是“暑假作業”和“寒假作業”媽媽花半天時間全做完了。她最吃力的是要在作業本上模仿小阿的字，我玩累了回家，見她一筆一畫那麼費事，就幫幫她，讓她先寫在別的紙上，我抄上去。她地説:『真懂事。”老師們人都很好，但課講得都不好聽，我每堂課都在等待下課鈴聲。

下課後也有一件事讓我害怕，那些曾經抱着我到河邊洗過臉的老師見我臉上沒墨了，都會用手來擰一下，好像這是他們洗臉換來的特權。擰臉，女老師擰得不疼，男老師擰得有點疼，特別是那位叫胡光華的校長。

有一次，胡校長擰完我的臉還給我看一本他正拿着的厚厚小書，他説這叫字典，並用五分鍾時間告訴了我查閲的方法。

我拿過來查自己的名字，第一個字是“餘”查出來的意思是“我”我想真好，可不是我嗎，編字典的人真是無所不知，連我也認識。

這天回家，我要媽媽給我買一本字典。我説，有了字典，我一個個字認，就用不着上學了，多好。

媽媽説:“上學不光是為了認字，還會認識很多有學問的老師，這很重要。”我説:“老師講課真不好聽。”媽媽笑了，説:“也有很厲害的老師。明天是星期天，縣裏會來一位很有學問的人給老師講課，那是老師的老師，你也跟我進去聽聽吧。”媽媽當時與小學老師們已經很，是老師們來通知她的。

第二天我就去聽了那堂課，一位戴眼鏡的男老師在講語法，聽的全是我們學校的老師，加我的媽媽，還有我。

這語法課真把我聽樂了。戴眼鏡的男老師先把一個奇怪的句子寫在黑板上，然後連續兩節課都在分析這個句子。我首次接觸這麼複雜的句子，印象極深，後來又一再給我的同學複述，因此就牢牢記住了。這個句子的結構大致是這樣的:周老師看了王老師一眼，回過身來對李老師説:“昨天下午劉老師和趙老師都問我:“前兩天孫老師帶病為朱老師補課的事，是不是應該讓胡校長知道？””媽媽一看這個句子就不滿了，小聲對我説:“真有本事，一句話就扯出了八個人，誰會這樣繞來繞去説話？”台上的老師對這句話的分析，繞得就更兇了。語法概念説了一大堆，黑板上畫出來的語法結構線已經像一堆剝了皮的老麻，絲絲縷縷纏得人頭暈腦漲。

聽課回來的路上，媽媽對我説:“如果你讀書讀上去，最後變成了這種學問，那寧肯不要讀了。我聽你舅舅説過，過去英國人為了把印度人搞傻，便於統治，就給他們編了一套特別複雜的英文語法書，一學就傻…”這事我很興趣，便問:“後來印度人真傻了嗎？”媽媽笑了，説:“這我不太清楚。但我以前在上海見到，很多“書毒頭”比平常人要傻得多。”

“書毒頭”是我們鄉間對於書呆子的一種稱呼。儘管當時鄉間已經沒有什麼人識字，但是隻要一提起這個稱呼，鄉親們仍然充滿了鄙視和嘲謔。我想，這也許屬於某些“負面人格類型”的隔代傳播吧。我當時問過媽媽，書呆子只傻不壞，為什麼把他們説成“毒頭”呢？媽媽説，他們鑽起牛角尖來也真夠狠毒的。

等我長大後才明白，媽媽的意思不錯，解字卻有偏差。那個“毒”字，一定是另一個同音字“蠹”的誤置“書毒頭”也就是“書蠹頭”躲在書籍中蛀咬書籍的小蟲是也。説得好聽一點，這些書蛀蟲也算在“咬文嚼字”鄉親們真是幽默。

敗抱歉的事情是，那位講語法的老師，由於我不懷好意的轉述，成了同學們今後嘲笑『書蠹頭”的範例。課堂上哪位老師把一件簡單的事情講複雜了，或者講了半天還沒有讓大家聽懂，一定有頑皮的男同學輕輕嘀咕一句:“周老師看了王老師一眼…”同學們當然都忍不住笑出聲來。老師很奇怪，他似乎也聽到一點什麼，便問:“怎麼回事？哪個周老師？”同學們笑得更響了。

這種笑聲經常響起，現在回想，那是我在童年時代種下的珍貴疫苗，幫我防治了一輩子學術免費病。

在我以後的文化活動中，什麼奇特的事情都發生過，惟獨“周老師”怎麼也不會看“王老師”一眼。

但是媽媽還是不放心。她一直在想，那麼奇怪的語法課，為什麼會讓那麼多老師去聽呢？那背後似乎有一條牽涉到某種文化排場的路，但她明白那是一條通向“書毒頭”的死路，萬不能讓她的兒子走上去。終於她下狠心了，與祖母商量決定，立即採取防範措施:讓我接手，為全村讀信、寫信。那年，我七歲。

第二年，媽媽懷了我的二弟，更把她每夜為村民記工分、算賬的事務，也給了我。

我受寵若驚。不僅是受媽媽之“寵”而且是受全村之“寵”從此以後，這間屋子的主角和中心，全是我。每天夜晚那些村民熱切的目光依然穿過騰騰煙霧落到小油燈前，燈光映照着的已不是那位年輕婦女，而是她的兒子。

讀信、寫信，一般是在我傍晚放學以後。記工分、算賬，是在晚上。

也有一些比較複雜的長信要在星期天寫。現在回憶起來，最複雜的是三家的信。

一家是村東頭的討飯。她過去討過飯，現在早已不討，住在一間極小的屋子裏。她有一個兒子，參加志願軍，到朝鮮打仗去了。因此她是“軍屬”小屋門上貼着一張寫有“光榮人家”四個筆字的紅紙，窗內掛着她兒子穿軍裝的照片。每逢過年過節，村裏都會敲鑼打鼓地去問，還會送上一點糧食。但是，這並不能改善她的常生活。她不知早年受過什麼傷，每天我上學經過她家，總能聽到她“哎喲、哎喲”的呻聲。她多麼希望，兒子能寄一點錢來，給她治病。但是，作為普通戰士的兒子顯然沒有這個能力，而且當時農村醫療系統還沒有建立，該到哪裏去看病呢？到城裏？誰陪去？住哪裏？該出多少錢？這事，連當時的村長、鄉長也無能為力。

她總是星期天早晨到我家來，要我讀信、寫信。她口述寫給兒子的信，口氣非常委婉，總説一切都好，夏糧快下來了，只是老病沒有好轉，兒子不用掛念她，好好在前線打仗、立功。她兒子的來信，字寫得又好又潦草，但我聽説她兒子沒上過學，估計那信是由部隊的文書代寫的。兒子的信中總是要講一段一般形勢，然後説到朝鮮天冷，鼻子都快凍掉了，接着説我們的戰鬥熱情戰勝了寒冷等等。老讓我回信，又一次説到自己的病，這次不是希望兒子寄錢了，而是希望通過部隊在浙江當地的醫生，給她治一治。兒子下一封信大概是與部隊領導商量了，除了寫給母親的一頁外還附了一頁給鄉政府。老立即拿着那頁信一拐一拐到鄉政府去了，但我知道，鄉政府的辦法十分有限，老的呻聲還是每天從小屋中傳出。

第二家也是一個軍人的家屬，不同的是那軍人是軍官，那家屬是子。軍官姓餘，是我們本家，先在北方駐守，後來移師舟山，那麼近了，居然也沒有回家來看一看。有很長時間，他子一直以為他戰死了，眼淚汪汪地去找村長和鄉長，村長、鄉長告訴她，如果戰死會有通報。於是她讓我一封一封地給原先那個部隊的番號和駐地寫信，句子都差不多。終於有一天，軍官來信了，口氣冷冷的，説是自己受了傷，沒法寫信。他子聽我讀完信，二話不説，就按信封上的地址找去了。當時的婦女，單純到居然沒有在那麼長時間的杳無音訊中，產生絲毫關於移情別戀的懷疑。那女子在軍官那裏獲得了準備離婚的確切信息，回到村裏就不想活了，幾次要投河。到了這個地步，就不是我這個小阿子的事了，還是由我媽媽出場，與幾個嬸嬸、阿姨一起，陪着她，勸着她。半年後，辦成離婚，那女子就回了孃家，軍官也從來沒有回來過。

第三家是我家南面隔了一個曬稻場的異姓人家，不是姓顧就是姓陳，現在也忘了。只知道那家的男主人蔘加了公路修築隊，幾乎隔兩天就換一個住宿地，子讓我寫去的信一半收不到，只能等他來信。但他剛剛在學識字，寫來的信在很少幾個字裏繞來繞去，既靠象形又靠諧音，實在很難讀懂，每次都讓我猜半天。他子是文盲，完全不相信她那麼能幹的丈夫會寫不好信，總是既期待又疑惑地看着我，然後寬厚地對旁邊看熱鬧的鄉親們説:『秋雨太小了，讀信不容易，再讀幾年書，就好了。”我看了她一眼，不知如何聲辯。讓我寫回信時，她特意站在我的角度考慮，要丈夫下次來信時寫得淺白一點，不要太深奧。我當然沒有把這個意思寫進去。

相比之下，其它人家的信，比較簡單。

除了寫信、讀信，還要記工分、算賬，這對我稍稍有點障礙。因為，每天晚飯後本來是我們這些小男孩鑽在草堆、樹叢裏玩耍的時間，突然呼喚聲響起，大多是祖母的聲音，其它小男孩一聽便立即笑我:又要去記工分了！

我怏怏不樂地離開小夥伴回家，村民早就坐在那裏，一見我進門就一迭連聲地誇獎，我也就快樂起來。

記工分、算賬，最麻煩的不是記和算，而是傾聽，並在傾聽中作出判斷。

村民們永遠在一次次高聲爭論，有一些事情已由對立變成共識，但兩方面都不會宣佈，要我去仔細地聽出來。有一些主張已經被駁倒，但是，雖被駁倒了卻不能再問，一問就會重起爭端…要在這中間作出判斷，對一個八歲的孩子來説，確實不易。

村民們的爭論有時近似打架，但放心，老婆、孩子都在，打不起來。

這就是説，我已經天天在幽暗的油燈下，辨識着世間人情的細部奧秘。

記工分、算賬的時候，有一些字也會卡住，例如燒窯的“窯”挖渠的“渠”壘墩的“墩”都是我以前在語文課裏沒有學到過的。

媽媽把這一切任務全部給我之後，就再也不聞不問，更沒有“扶上馬、牽一陣”的意思。她全然撒手，連晚上我上樓，她見了也只講別的事。但她顯然對我非常滿意，深信她的兒子再也不會做“書毒頭”、書蛀蟲了。

年終按工分來分配各家收入，也是我做的賬。那天大體分完了，我正想鬆一口氣，卻聽到討飯從屋角站起來衝着大家説了一番話。她説:“秋雨這麼小年紀，給全村讀了一年信，算了一年賬，怎麼可以一點東西也分不到？”她是“軍屬”年紀又那麼大，説話自然有權威。村民們一片贊成，最後，我竟然分到了十斤幹蠶豆，加十斤土豆。

幹蠶豆炒着吃，也就是著名的“三北鹽炒豆”到今天還是我的至愛。土豆煮了，涼一涼，用一長線一穿，套在脖子上，像一串大佛珠。

媽媽空閒時都躲在樓上南間。

樓上南間，也就是我出生的房間。房間中央是一張緻的寧式大牀，上面鑲有象牙的楷書和篆書對聯，楷書的對聯為:000純詩句枕邊得昌世文章醒來求卧房東側有一個儲藏室，俗稱“堂樓頂”正是公共祭祖堂的樓上。據説裏邊經常出沒黃鼠狼，我從小就不敢進去，總覺得黃鼠狼與故事裏的狐仙差不多，會作怪。後來有一次我真的看見黃鼠狼了，先驚嚇，後好奇，甚至覺得它的形體還可愛。我那時痴畫畫，就把那“驚鴻一瞥”畫了出來。祖母、媽媽和鄰居看了都説我畫得像，又給我指點出許多不太像的地方，於是，我便焦急地期待着黃鼠狼的第二次出現，以便更正。這一來，就完全不怕了。

那時我在小學裏已經讀到高年級，想看一些閒書，例如陳鴻章同學借給我的《水滸傳》，又想畫畫，因此想住一個單間。那天我提出要獨自住到儲藏室裏去，祖母、媽媽十分吃驚，但很快又點頭讚許。

説幹就幹，我在媽媽的幫助下先把儲藏室做了一番大掃除，把簡易小牀搬進去，在北窗口放一張書桌，書桌邊有一個穀倉，我拿起筆在倉壁上先寫了“學習室”三字，接着又用美術體寫了“身體好”、“學習好”、“時刻準備着”三行。寫完，看窗外，一片燦爛的油菜地，直通吳山腳下。

正是在這間儲藏室裏，我找到了早逝的伯伯余志雲先生留下的書籍。由此，我開始翻閲一直讀不下去的《石頭記》，終於讀下去了的巴金的《家》、《》、《秋》，以及高語罕編的《世界名作選》。最有趣的是《芥子園畫譜》，一有空就臨摹；最難懂的是《史記菁華錄》，連媽媽也説不明白，只得等外公來的時候問，但外公説出來的話也突然變得聽不懂。書箱裏還有一本署有林語堂名字的《開明英文讀本》和一部林語堂題詞的英漢詞典，在我看來是天書，沒去多翻。

讀書的興趣一旦引逗起來是要命的事，我的眼睛很快從儲藏室的書箱轉到小學裏那間小小的圖書室。圖書室裏最引我的是童話和民間故事，但書少學生多，誰都想借，怎麼辦呢？不知是哪位老師出的聰明主意，規定可用一百個字的筆小楷來換借一本書。這個規定大大推動了同學們的書法練習，結果，直到今天，我的那些老同學雖然大多還是農民，但如果讓他們拿起筆寫幾個字，多半會比有資格題詞的名人的字，看起來更順眼。

我讀民間故事，主要是為了講給祖母聽，祖母喜歡，我卻不太喜歡，覺得每一個都差不多。我喜歡的是童話和寓言，但祖母聽了只説是“野天糊塗”與我的覺很不一樣。

幾年前我去安徒生的故鄉丹麥奧登，在那所小小的紅頂房裏徘徊很久。這間紅頂房的所在，當年是一個貧民窟，安徒生一家只在裏邊佔了一小角。就居住條件來説，要比我家的老屋差多了。讓我動的是，這所紅頂房居然打開了世界上那麼多小房間的窗子，包括我家鄉的這一間。

小學畢業時，我要到上海考中學，媽媽忙着物為鄉親們寫信和記賬的接班人。最後找到的接班人十分稱職，卻比我年長多了，他就是以前被人們稱作“懶漢”的二胡高手方子。在賬冊上簽寫的名字，是舫遲。

方子出山，就像諸葛亮終於騎上了馬背，再也沒有回頭的時。我村的二胡聲，從此寂寥。我的童年和這舊屋的燈光一起，也從此淡出。

我的童年，是由一封封農家書信，一筆筆汗水賬目滋潤的。我正是從這間舊屋起步，開始閲讀中國大地。

謝媽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