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2.第322章崇禎四年的二十
如果出现文字缺失,格式混乱请取消转码/退出阅读模式
第十三章、崇禎四年的二十七個瞬間(十三)第十三個瞬間:蟄伏的荷蘭人崇禎四年,公元1631年冬,台灣,大員港(現代的台南市安平古城)雖然此時已是冬天,但在台灣,除了早晚時分稍有寒意之外,白裏的天氣依然還算温暖。
着陣陣清的海風,一個衣着奢華的中年荷蘭男子坐在大員港荷蘭商館的陽台上,一邊愜意地沐浴着明媚的陽光,一邊揮舞刀叉,享用着一份由炸排、烤魚、菜湯、糕點和水果組成的豐盛午餐。
此人神態高傲而又兇殘,目光犀利,前額寬闊,嘴邊留着兩撇細長的八字須,使他的臉顯得更加瘦削。在沐浴了多年熱帶的陽光之後,他曾經蒼白的皮膚也早已變成古銅。這個人就是第五任荷蘭東印度公司駐福爾摩沙行政長官:漢斯。普特曼斯。他有着荷蘭東印度公司高級管理人員所有的一切特徵:明、冷酷、工於心計和堅忍不拔——唯有具備如此素質,才能在陌生的異域立足打下一片天地。
不過,今天的普特曼斯總督顯然有些不佳,只是草草吃了幾口,就把還剩下大半飯菜的白瓷餐盤推到一旁,然後端起一杯朗姆酒,一邊小口抿着,一邊俯瞰着陽台外面的大員港風景:波光粼粼的大海、鬱鬱葱葱的原始森林、還在修建之中的熱蘭遮城堡、永遠熱鬧喧囂的酒館、街上喝得酩酊大醉的水手和土著——荷蘭人從巴達維亞運來大量的亞力酒,又從海南島運來朗姆酒,專門用來向土著換皮貨。因為讓土人染上酒癮,乃是大航海時代許多貿易公司的慣用手法。文明程度較低的土著一般不需要買太多的零碎玩意兒,要迫使土著經常來做易。只有在煙酒之類戒不掉的嗜好品上多動腦筋。土著一旦染上酒癮,就成了東印度公司可以任意盤剝的可憐蟲。從美洲到非洲再到香料羣島,大航海時代的世界到處都在上演這一幕。
當然,作為一座海港城市,這裏最引人注目的永遠是桅杆林立、熙熙攘攘的碼頭——與往年相比,今年來到大員貿易的商人暴漲了好幾倍。碼頭周圍停泊滿了大小不一的船隻,除了少數荷蘭船之外,大多數都是廣船、福船之類的中國船隻。碼頭上也修建了成排新的貨棧和堆場,等待裝運的貨物堆積如山。
“…大員港…真的是越來越繁榮了啊…”帶着某種難以言喻的糾結情,普特曼斯總督低聲嘟囔着,同時將複雜的目光投向一艘正在緩緩出港的海船——這是一艘體積相當於西班牙蓋倫船的大船,但船型要修長和美觀的多,兩桅杆之間的煙囱正在不斷冒着黑煙,而在桅杆的頂端,則高高飄揚着一面藍底白星的啓明星旗…
——這就是普特曼斯總督近年來一切欣喜與苦惱的來源,同時也是大員港荷蘭殖民地的噩夢和救星。
“…可是…這座福爾摩沙島,卻從此不再屬於尼德蘭聯合省了…”他無奈地嘆息道。
回顧1629年,普特曼斯總督剛剛來到大員港上任的時候,這個小小的殖民據點正處於極為窘迫的困境之中:一方面,與中國的貿易因為福建沿海各路海盜的爭鬥而陷入停頓,與本的貿易也因為外衝突而中斷(荷蘭人想要在台灣設置海關,對來台貿易的本商人課税,但本不承認台灣是荷蘭領土,雙方爆發矛盾),從福爾摩沙(大家都知道這是荷蘭人對台灣的稱呼吧)的土人和中國移民身上同樣榨不出足夠的油水,大員港荷蘭商館的財務狀況處於連年的赤字狀態。另一方面,菲律賓的西班牙人同樣盯上了這座島嶼,不僅在北方的雞籠(基隆)和淡水兩地修築了城堡,還一度從菲律賓派遣了武裝船隊攻打大員港,如果不是一場奇蹟般的風暴吹散了這支西班牙船隊,當時防禦力量極為薄弱的大員港幾乎是註定要陷落了。
彷彿是屋漏偏逢連夜雨一般,普特曼斯總督還沒到任,台灣的兩個福建移民首領張偉和何斌,就掀起了一場抗税叛亂,把前去徵收實物税的荷蘭税吏給打得半死趕了出來——好吧,普特曼斯總督私下裏也承認,前任總督不僅向這些中國人徵收人頭税,還要沒收他們辛苦栽種甘蔗生產出來的全部蔗糖,確實是有些過分了。但若不如此的話,連續幾個月沒做成一筆海上貿易的大員港,又該拿什麼給僱傭兵發軍餉呢?
(説明一下,早期台灣尚未開發之時,出口的“大宗”商品是鹿、鹿皮。等到崇禎年間大規模種植甘蔗之後,才有蔗糖可以出口,也是鄭成功時代的重要財源。但甘蔗園不是一天就能建立起來的,在1630年前後,台灣能出口的蔗糖還很少。而且,跟獲利豐厚、規模巨大的對、對華貿易相比,當時台灣島內的這麼一點兒可憐出產,對於號稱“海上馬車伕”的荷蘭商人來説,本連牙縫都不夠。一旦對外貿易斷絕,迫使荷蘭人居然要靠搜刮島民來過子的話,那麼不堪重負的島民就真的只好造反了。)於是,普特曼斯總督剛一上任,就不得不竭力搜刮兵力,發動一場懲戒中國人的平叛戰爭。最初,帶着對東亞土著人的一貫輕視,普特曼斯以為憑着大員港方面拼湊的四百名士兵,自己很快就能粉碎這些中國人的抵抗——大員港的僱傭兵指揮官向總督吹噓説,他手下的一個士兵可以打倒二十五個中國人。
但現實卻給了他一個重重的耳光——海峽對岸大明帝國一位著名的傳奇將軍,居然偷偷派遣了他的嫡系部隊“救火營”一支久經沙場,擁有燧發槍和野戰炮,能擺出西班牙大方陣的鋭部隊,來支援台灣島上這些中國移民的叛亂。結果,僅僅是打了一次戰鬥,普特曼斯總督就損失了他的一半軍隊,自己都捱了一槍,只得灰溜溜地逃回大員港,非但未能恢復對中國移民的統治和壓榨,還得擔心他們打進大員港來報復:那會兒的熱蘭遮城堡還沒開工,在近代化的火器部隊面前,大員港本連一點兒防禦能力都沒有。
十七世紀上半葉的荷蘭東印度公司,固然是擁有二萬多名員工的超級跨國壟斷企業,其麾下光是正規僱傭軍有近四千之眾,如果算上那些稍加武裝便可參戰的奴隸,全球總兵力怎麼也有二、三萬人——但請注意,這是荷蘭東印度公司的全球總兵力,自然也必須用於全球戰場,這些寶貴的兵力需要同時討伐馬來亞土著、南非黑叔叔、葡萄牙殖民點、英格蘭海盜、北歐漁民(搶漁場大戰)等一系列遍佈全球的對手,來保障公司的效益和諸位股東的收入,所以不可能投放多少兵力到台灣這麼個成天虧錢的偏僻旮旯裏來。
幸好,在台灣的中國移民暫時似乎還沒有攻打大員港的想法——無論盤踞北港的何斌,還是“打狗”地方那個更討厭的張偉都是如此…這場戰爭的最終結局是一份恥辱的和約:荷蘭東印度公司向北港的何斌和“打狗”的張偉認輸,從此放棄對他們的宗主權,不得再對中國移民徵收任何賦税。
(高雄舊稱“打狗”據説當地的原住民為了躲避外來侵擾和內部的爭鬥,就在村落附近大量的種植刺竹來保護村莊,而刺竹的土語發音是“打狗”至於高雄這個稱呼,是佔時期本人據“打狗”的語發音而創制的。無論字音字意都文雅了許多,於是就成了正式的名稱。正如基隆取代了雞籠一樣。)自此,大員港荷蘭商館的最後一個穩定財源就此斷絕,只能靠着過去的積蓄坐吃山空,或者指望着時有時無的對華貿易,以及給經過的船隻提供淡水和給養,來賺取一點兒可憐的服務費…
身為大員港的行政長官,頗有抱負的普特曼斯先生,當然不希望大員商館就這樣在自己手中破產倒閉、關門大吉。他一邊頂着負債累累的財政壓力,動工興建熱蘭遮城堡和大員周邊的一系列防禦工事,以改善這個據點的防禦狀態。一邊繼續努力想要打開對華直接貿易的渠道——凡是不遠萬里來到東方的歐洲人,大都看過馬可波羅那本著名的遊記,就算是不識字的鄉巴佬,好歹也聽説過“東方遍地是黃金”這句話。
雖然真正到達了東方的歐洲人,都知道這句話有點誇張,不過東方世界的富饒依然讓歐洲人大開眼界,尤其是與大員港隔海相望的大明帝國。從這片土地上出的瓷器,絲綢,還有各種各樣美的工藝品,以及正在逐步成為歐洲上社會時尚的茶葉,都是如此地令人心動。如果有誰能夠獨自壟斷與這個東方大國的貿易,相信就是上帝也會嫉妒他的財富吧!
然而,與歐洲人對東方貨品的極度渴望不同,大部分物資都能夠自給自足的大明帝國,卻對西方世界的商品沒有多少興趣。他們雖然也開闢了幾個貿易口岸,但更多是出於息事寧人,不想惹麻煩的因素,而不是為了獲利。即使在這些貿易口岸,明帝國的官府也依然拒絕同歐洲商人直接貿易,所有貨物都要通過中間商轉手。平白無故少了一層利潤不説,貨品的質量也常常受到影響,數量還經常湊不夠。
對於荷蘭人來説更要命的是,即使是那種通過中間商轉手的對華貿易,他們也不進手——被澳門的葡萄牙人給獨佔了。而葡萄牙人跟荷蘭人在東方的關係實在是很糟糕:荷蘭自從興起之後,就將葡萄牙在亞洲的海外殖民地幾乎搶了個光,若不是有大明的支持,説不定連澳門都要丟了。這關係如何好得起來?
所以,待在台灣的荷蘭人只能從閩粵各路海盜集團的手裏,斷斷續續地收購到一些中國特產,價格既貴,數量也少得可憐,質量更不好,利潤實在有限,始終無法獲得一條穩定可靠的進貨渠道。
——荷蘭與大明的海上貿易完全依靠於海盜,大員港就是一個銷贓窩點…這真是一個悲哀的事實。
普特曼斯總督想盡辦法嘗試着要打開局面,但接二連三的失敗簡直讓人絕望:最重要的盟友和商業代理人鄭芝龍——此人曾在荷蘭東印度公司供職多年,總是態度飄忽不定,對於總督的要求只是一味搪。
大明的朝廷和官員又讓人難以捉摸:他們對公司提出的任何談判要求都不做回應,還不時封港海,用各種手段阻撓貿易,荷蘭人不管是請求、賄賂還是威脅,都沒有一點用處。至於海上的中國商人,要麼不願意進入大員港貿易,直接航向馬尼拉;要麼滿口答應代購貨物,卻捲走公司預付的定金逃之夭夭。
(可憐的普特曼斯總督一直不知道的是,這一切其實都是他的“盟友”鄭芝龍在搗鬼,一邊跟官府説荷蘭人的壞話,一邊動用武力止福建商人來大員港貿易,以此來確保自己能獨霸閩海的貿易渠道。)如此堅持到了1630年,也就是去年秋天的時候,福爾摩沙的形勢已經完全絕望——對華貿易打不開,對貿易雖然得到恢復,但卻沒大員港的什麼油水:荷蘭人當然可以對來台灣的少許本商人收税,但本方面也同樣可以從九州島長崎、平户的荷蘭商人身上把在台灣繳的税金給回來。如此一進一出,還是荷蘭東印度公司的損失更大,結果在公司的壓力下,大員港只好繼續對本商人執行零關税政策。年復一年的鉅額虧損,已經累加到了讓巴達維亞總部無法忍受的程度。普特曼斯總督堅持興建熱蘭遮城堡的浩大開銷,更是讓吝嗇的公司董事幾乎要跳腳:都虧成這樣了,怎麼還要繼續投錢?不是應該果斷割止損嗎?
——雖然中國人覺得台灣大員港是一處荷蘭殖民地,但在荷蘭人眼裏,這不過是一個武裝商站而已,跟民國時代中國各大城市的租界屬於一個質:經營得好,利潤豐厚,自然可以不斷拓展;經營不好,連年虧本,那麼就應該果斷收攤走人——就像現代大財團在投資失敗後,會關閉那些虧損的海外分公司一樣。
至於種地墾荒,不僅收益速度慢,而且從福建大批引進民也不容易——至少對於荷蘭人這樣的“外夷”是如此,更何況,即使搞到了人口,來到台灣的福建農民們也會很快被荷蘭人的苛捐雜税搞得無法忍受,挖空心思地想要逃離荷蘭人的治下,不是去了北方的北港,就是去了南方的高雄。甚至連原本附屬於大員港的本人村也逃空了大半,使得大員港的人口長期處於負增長,公司和居民的滿意度都在持續下降。
唯一讓普特曼斯總督稍微高興一點的消息,就是南邊高雄港那個可惡的叛軍頭目張偉,被另一個強大武裝集團——盤踞在海南島和珠江口的“澳洲人”降服,從此接受收編,離開了這座島嶼。但接手高雄港的“澳洲人”實力更加強大,北港的何斌也投靠了他們,公司還是無法恢復對島上中國移民的統治。
而且,由於高雄和北港一南一北把大員港夾在了中間,荷蘭人在島上已經找不到征服和開拓的空間了。
此外,讓普特曼斯總督到震驚的是,就連麾下船隻眾多、勢力強大的鄭芝龍首領,也被這夥“澳洲人”給突襲剿滅了——鄭芝龍固然死不足惜,但大員港卻從此失去了最重要的中國商品來源。
既無法征服島上的土著,也不能打開對華貿易的窗口,在這種情況下,東印度公司年復一年地倒貼鉅款維持着大員港的要、官吏和軍隊,又還有什麼用呢?純粹充當對本貿易的中繼站?這也太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