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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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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之,那時候瘦多了,”他説着,拍拍自己皮光滑的大肚子,送我到門口。我記得我低下頭盯着他那張愚蠢而松馳的大臉,試着在那裏尋找照片上的號手。

回家的路上,地鐵搖搖晃晃,我直打嗝,薑汁汽水的味道泛上來,我越來越清醒地意識到作家寫幾千字掙二十五美元也不錯了,有些作家混得比這還差呢。二十五美元幾乎是我在國內公司債、償債基金債券上耗去的四十個悲慘小時所掙的一半;如果伯尼喜歡這第一篇的話,如果我可以每週給他寫一篇的話,就意味着收入將增加百分之五十。七十九美元一週!如果有那麼一筆收入,再加上瓊當秘書每週掙的四十六元,本用不了多久我們就可以去巴黎(也許我們在那裏碰不上格特魯德•斯泰因以斯拉•盧米斯,也許我寫不出《太陽照常升起》,但對我的海明威計劃而言,最初的自我放逐是必不可少的)。而且,這可能十分有意思——至少告訴別人這個可能十分有趣:我將成為出租車司機的僱傭文人,建築工的建築工。

不管如何,那個晚上我沿着西十二街一路跑回家,如果我沒有大聲笑着、叫着打斷瓊説話,圍着她扮小丑,那不過是我強迫自己靠着樓下的郵箱站了好一會,好讓自己呼平穩,讓自己變得文雅、幽默,我打算用這樣的表情告訴她這件事情。

“好了,但你覺得是誰來付這筆錢呢?”她問道。

“他不可能自己掏包的,那會是誰?一個出租車司機可付不起二十五塊一週,不管持續多長時間,是不是?”這事我可沒想過——只有她這樣的人才會提出這樣致命的邏輯問題——但我那可笑的漫念頭佔了上風,讓她別管這問題。

“誰知道?見鬼,誰又會關心?也許是威德•曼萊出錢。也許是什麼博士出錢。問題是,反正有人掏錢。”

“好了,”她説“那麼,好吧。你覺得寫這樣一個故事得花多少時間?”

“噢,見鬼,本用不了多久。週末我只要花兩三個小時就可以把它打發掉。”可是我沒有做到。我花了整個週六下午和晚上來寫一個又一個虛假的開頭;我沉溺於那對吵嘴夫婦的對話上,從理論上説,我無法確定伯尼從後視鏡中能看到多少,也懷疑在那種場合下,不管出租車司機能説出什麼來,那個男人竟沒有叫他住嘴,叫他只管看路開車。

到星期天下午,我走來走去,折斷鉛筆,把它們扔進廢紙簍,嘴裏吼着見鬼去吧;讓一切都見鬼去吧;顯然我甚至沒法做一個該死的白痴笨蛋般的出租車司機的該死的捉刀人。

“你努力過了頭,”瓊説。

“噢,我知道會這樣的。你太文縐縐,別人受不了,鮑。這太可笑了。你只要想想那些讀過或聽過的讓人傷掉淚的東西。想想歐文•伯林。”我對她説,別管我,如果她還不做自己的事去,我就馬上把她的歐文•伯林進她嘴裏。

但那個晚上,正如歐文•伯林自己曾説的,某種奇妙之事發生了。我編完了那個假故事,我建完了它。首先,我推平了土地,挖了坑,為自己打好了地基;接着,我搬來木材,砰,砰、砰——牆砌起來了,屋頂也搭好了,可愛的小煙囱也豎在頂上。噢,我也建了好多窗户——大大的、四方的窗户——光線可以照進來,沒有一絲陰影,陽光下的伯尼•西維爾是最聰明、最温柔、最勇敢和最可愛的人,他曾説“朋友們。”

“寫得太好了,”瓊在吃早餐時跟我説,她讀完了那篇東西。

“噢,寫得極了,鮑。我敢肯定這正是他想要的那種東西。”確實如此。我忘不了伯尼坐在那裏,一手端着薑汁汽水,一手拿着我那篇手稿讀着,手還有點顫抖,在我為他建造的小房間裏探索着所有人而恰到好處的奇蹟。我現在還敢打賭,他從沒有讀過那樣的文章。我看着他一扇窗户一扇窗户地探索,看着他的臉因為它們的光芒顯得十分神聖。讀完後,他站了起來——我們都站了起來——他握着我的手。

“美極了,”他説。

“鮑,我開始就有種預,你能寫好,但説實話,我沒想到你寫得這麼好。現在你心裏可能想要支票,可我告訴你。我不開什麼支票了,我要直接付你現金。”從他那出租車司機靠得住的黑錢夾裏,他摸索出一張五美元的鈔票,放到我手上。顯然他想隆重地把鈔票一張一張放到我手裏,得像個儀式,因此我站在那裏低頭笑着,等着下一張鈔票;我站在那裏,攤開着手,抬起頭,看見他把錢夾收起來了。

才五塊錢!直到現在我還希望我能衝着他咆哮,至少我要語帶怒氣,把那揪心的憤怒表達出來——這可以省卻以後多少麻煩——可是當時我只是低聲而謙卑地問:“五塊錢?”

“對!”他腳跟着地快活地向後晃了一下。

“好了,可是伯尼,我説當初我們是怎麼定的?我意思是,你給我看的那張支票,我——”他慢慢收回了笑容,臉上出驚異和受傷的表情,彷彿我朝他臉上啐了口唾沫。

“噢,鮑,”他説。

“鮑,這是什麼?看看,我們別再捉藏了。我知道我給你看過那張支票;我還可以再給你看一次。”他氣得運動衫的摺痕處都一起一伏,一付義憤填膺的樣子,走到壁櫥那兒翻騰一通,把支票找出來。

還是那張支票,沒錯。金額還是二十五美元整;但是背面在那人簽名之上,伯尼皺巴巴的簽名連同銀行橡皮圖章一起,現在都他媽的清晰可辨了。當然,上面寫着:“提前支付五篇文章的全部金額。”所以我並沒有被打劫——也許,只是被騙而已——現在讓人噁心的薑汁汽水給我一種覺,自己像個傻瓜,我敢肯定這種覺歐內斯特•海明威在他一生中可能從沒體會過。

“我錯了嗎,鮑?”他問道。

“我錯了嗎?”他讓我再坐下,儘量微笑着跟我解釋。我怎麼可能以為他説的是一次二十五美元呢?難道我不知道出租車司機拿回家的是什麼樣的錢?噢,某些自己有車的出租車司機可能是另一番景;但你們這些普通的出租車司機?你們這出租汽車公司的出租車司機?一週只掙個四十、四十五,如果運氣好的話,可以掙個五十塊。即使像他自己,沒有孩子,老婆在電話公司上整班,也不容易。如果我不信,儘管去問任何一個出租車司機;子真不容易。

“我是説,難道你覺得還有誰會為這樣的文章買單呢?你會嗎?你會嗎?”他不可思議地看着我,幾乎要笑起來,好似在説,如果有這樣的想法,那我一定是昨天才來到這個世上的。

“鮑,我對這個誤會到很抱歉,”他送我到門口時説“但是我高興的是我們現在把它説清楚了。因為我是説真的,你寫得真好,我有種覺我們會成功的。實話跟你説,鮑,這周晚些時候我會再聯繫你的,好嗎?”我記得我是多麼鄙視自己,因為我竟沒有勇氣説聲別麻煩了,我只是在向門口走去時,甩掉他慈愛地摟着我脖子的沉重的手。在過道里,又一次面對那個年輕號手,我突然有種不安的想法,我可以預見到接下來我們要説些什麼。我會説“伯尼,你以前在軍隊裏真是號手嗎?還是隻為了拍那張照?”而他則不會有絲毫羞愧,單純的笑容裏也不會有一絲變化,他會説“只是為了照張相而已。”更糟的是:我知道頭戴寬檐帽的號手會轉過身,照片裏神抖擻的形象會慢慢鬆垮下來,從小號口上扭過臉去,那無聲的,沒有天才的兩片嘴從來吹不出個,我知道它會裝作沒看見我。所以我沒有冒這個險。我只説“再見,伯尼,”然後我就離開那該死的地方,回家了。

瓊對這個消息的反應出奇地平和。我不是説她在這事上對我“很體貼”如果是那樣的話,在那晚那種心情下幾乎能殺死我;我意思是主要是她對伯尼寬容得多。

貧窮、失落、勇敢的小男人,做着黃樑美夢——那種事。我能想象得出這些年他花了多少錢嗎?有多少辛苦賺來錢可憐就這樣掉進了二、三甚至十作家的無底裏去了?他又多麼幸運,用張自己偽造的作廢支票,終於釣到了一個一作家。多麼人,多麼“甜”啊,他説“我要直接付你現金”時,已經知道我與那些作家的差別了。

“好了,看在上帝的份上,”我對她説,謝天謝地,總算有一次我比她想問題要實際。

“看在上帝的份上,你知道他為什麼給我現金嗎?你知道嗎?因為他打算下個禮拜就把這個故事賣給該死的《讀者文摘》,賣十五萬美元,因為如果我有支票的複印件,就可以證明是我寫的,他就有麻煩了,這就是為什麼他直接付我現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