樂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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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育不時萬物就不能產生，男女沒有分別就會產生禍亂，這是天地的‮趣情‬或意志。並且禮樂充斥於天地之間，連陰陽鬼神也與禮樂之事相關，高遠至於月星三辰，深厚如山川，禮樂都能窮盡其情。樂產生於萬物始生的太始時期，而禮則產生於萬物形成以後。生而不停息者是天，生而不動者是地。有動有靜，是天地間的萬物。禮樂像天地，所以聖人才有以上關於禮樂的種種論述。

舜曾經作五絃琴，用來歌唱《南風》的樂章；自夔開始作樂以賞賜諸侯。所以天子作樂，是為了賞賜那些有德行的諸侯的。德行隆盛而又教化尊顯，五穀豐登，不失季節，然後賞給樂舞。因此治化使民勞苦者，賞給的樂隊人數少，行(háng，杭)短，相互連綴的距離遠；治化使民安佚的，賞給的樂隊人數多，行長而綴距短，所以只要看諸侯的樂舞就能知道他德行的大小，聽他的諡號就能知道他行為的善惡。樂名《大章》，是表章堯德盛明的意思；樂名《咸池》，是説黃帝施德鹹備，無有不及；樂名為《韶》，表示舜能紹繼堯的功德；夏就是大，所以《夏》樂表示禹能光大堯舜的功德；殷樂《大濩》、周樂《大武》，也都是各自盡述其人事的。

天地的規律是，寒暑不按時而至就產生疾病，風雨無節制就產生饑荒。政治、教化，猶如百姓的寒暑，教化不合時宜就會傷害世道。勞役工事，猶如老百姓的風雨，不加節制就勞而無功。這樣先王作樂，用來作為治化的象徵。好的樂舞，其行(háng，杭)長短就象徵着治化之德的大小。養豬造酒，不是為了惹事生非，但有了酒以後，由於酗酒鬥毆，刑獄訴訟的事更加繁多了，所以先王制定了飲酒的禮節制度，有獻有酬，一獻之間，賓主互拜不計其數，以致終飲酒也不會醉倒，以此對付酒食造成的禍端。有了酒禮才可以説:酒食，是用來合眾而歡樂的。

樂是用來象徵德行的，禮是用來防止行為過分的。所以先王有死喪大事，必有相應的禮以表示哀痛之情；有祭祀等祈福喜慶大事，必有相應的禮以遂順其歡樂的心情。哀痛、歡樂的程度，都視禮的規定為準。

樂的質是施予；禮的質是報答。樂的目的是為自己心中所生的情而表示歡樂；而禮的目的是要追反其始祖的功績加以祭祀。樂的作用是張揚功德，禮卻是要反映自身得民心的情況，並追思其原因。禮主報，試看諸侯所有的那種稱為大路的金玉車子，原是天子之車；圖繪龍、飾有九旒的旗子，原是天子之旗；青黑鬚髯，用於占卜的寶龜，原是天子之龜；還附帶有成羣的牛羊，所有這些都是天子回報來朝諸侯的禮品。

樂歌頌的是人情中永恆不變的主題；禮表現的則是世事中不可移易的道理。樂在於表現人情中的共部分，禮則是要區別人們之間的不同，禮樂相合就貫穿人情的終始了。深得本源，又能隨時而變，是樂的內容特徵；彰明誠實，去除詐偽，是禮的義所在。禮樂相合就能順從天地的誠實之情，通達神明變化的美德，以召上下神祗，成就一切事物，統領父子君臣的大節。

所以，在上位的賢君明臣若能按禮樂行事，天地將為此而變得光明。至於使天地之氣欣然和合，陰陽相從不孛，薰陶母育萬物，然後使草木茂盛，種子萌發，飛鳥奮飛，走獸生長，蜇蟲復甦，披羽的孵化，帶的生育，胎生者不死胎，卵生者不破卵。樂的全部功能就在於此了。

樂，不是指的黃鐘大呂和絃歌舞蹈，這只是樂的末節，所以只命童子奏舞也就夠了；佈置筵席，陳列樽俎籩豆，進退拜揖，這些所謂的禮，也只是禮的末節，命典禮的職役掌管也就夠了。樂師習聲詩，只讓他在下首演奏；宗祝習宗廟祭禮，地位卻在屍的後面；商祝習喪禮，地位也在主人後面。所以説是道德成就的居上位，技藝成就的居下位；功行成就的在前，職任瑣事的在後。因此先王使有上下先後的分別，然後才制禮作樂，頒行於天下。

樂是聖人娛樂的一種方式，而它可以使民心向善。樂對人化很深，可以移風易俗，所以先王明令樂為教育的內容之一。凡人都有血氣心智等天，卻沒有不變的喜怒哀樂等常情，人心受外物的應而產生波動，然後其心術正才顯現出來。所以人君心志細小而篤好繁文縟節的，促迫而氣韻微弱的樂聲產生，其民多悲思憂愁；人君疏緩大度、不拘細行的，簡易而有節制的樂聲產生，治下的百姓也必享安樂；人君疏剛猛的，亢奮急疾而博大的樂聲產生，其民氣剛毅；人君廉正不阿的，莊重誠摯的樂聲產生，其民氣整肅，相互禮敬；人君寬裕厚重，諧和順暢的樂聲產生，其治下的百姓多慈愛親睦；人君放縱不正派的，樂聲也必猥濫瑣屑，不能永久，其國百姓也多亂。

因此先王以人的情為本，製成樂。並以月行度相考察，禮義制度相節制，使與調和的陰陽二氣相符合，引導誘發人們合於禮義仁智信五常的行為，使剛的人陽剛之氣不散，柔的人陰柔之不密，剛而不暴怒，柔而不膽小畏懼，陰陽剛柔四者融於心中表現於行動之外，各自相安不相陵奪。然後把製成的這種樂立於學官等機構，使相教授，並且擴大它的節奏，簡省它的文采，以此檢驗人君德行的厚薄。以小大不同分類，製為樂器，與音律高低相稱，與五音終始的次序相合，作為行事善惡的象徵，使親疏貴賤、長幼男女的關係都反映在樂聲音之中。所以古語説“樂的道理太深奧了”土壤瘠薄草木就不能生長，水域煩擾魚鱉就難以長大，時氣衰微有生命之物就不能生長髮育，世道喪亂則會禮制廢棄，樂聲荒。所以，這時的樂聲悲哀而不莊重，雖以樂(yuè，月)為樂(lè，去聲，勒)，實不能自安，漫渙不敬而失於節奏，連沉湎而不能反樸歸真。聲太緩是藴釀姦情，急則是思逞其，有損善良的氣質，滅平和的德行，因此君子卑視這樣的樂聲。人的氣質都有順、逆兩個方面，所不同有不同表現。受不正派的樂聲所，逆氣就反映出來，逆氣造成惡果，又促使聲樂產生。受正派的樂聲所，順氣就反映出來，順氣造成影響，又促使和順的樂聲產生出來。正與逆順相互倡和呼應，使正曲直各得其所，而世間萬物的道理也都與此一般是同類互相應的。

所以居上位的君子才約束情，和順心志，比擬善類以造就自己美善的德行情。務使不正當的聲不入心田，以免惑自己的耳目聰明；樂穢禮不與心術相接觸，怠惰、輕慢、辟的氣質不加於身體，使耳、目、口、鼻、心知等身體的所有部分都按照“順”、“正”二字的原則，執行各自的官能功用。然後以如此美善的身體、氣質發為聲音，再以琴瑟之聲加以文飾美化，以干鏚諧調其動作，以羽旄裝飾其儀容，用簫管伴奏，奮發神明至極恩德的光耀，以推動四時陰陽和順之氣，著明萬物生髮的道理。因而這種音樂歌聲朗朗，音像天空一樣清明；鐘鼓鏗鏘，氣魄像地一樣廣大；五音終始相接，如四時一樣的循環不止；舞姿婆娑，進退往復如風雨一般地周旋。以致與它相配的五也錯綜成文而不亂，八風隨月律而至沒有失誤，晝夜得百刻之數，沒有或長或短的差失，大小月相間而成歲，萬物變化終始相生，清濁相應，迭為主次。所以樂得以施行，就能使人淪類分明，不相混淆；耳聰目明，不為惡聲惡所亂；血氣平和，強暴止息；風俗移易，歸於淳樸，天下皆得樂享安寧。所以説“樂(yuè，月)就是歡樂(lè，去聲，勒)的意思”居上位的君子為從樂(yuè，月)中得到正天下的道理而歡樂，士庶人等為從樂中滿足了自己的私慾而歡樂。若以道德節制私慾，就能得到真正的歡樂而不會以樂亂；若因私慾遺忘了道德，就會因真惑亂得不到真正的快樂。因此君子約束情以使心志和順，推廣樂治以促成其教化。樂得以施行而百姓心向道德，就可由此以觀察人君的道德了。

道德是端正了的人，樂是道德發於外產生的光華，金石絲竹則是奏樂用的器具。詩是表述心志的，歌是對詩詞聲調的詠唱，舞則只改變歌者的容。志、聲、容三者都以心為本，再由詩、歌、舞加以表現，所以情致深遠而又文明，氣勢充盛而能變化神通，心志的善美化成的和順之氣積於心中，才有言詞聲音等英華髮於身外，只有樂不可能做假騙人。

樂是心被外物動產生的；聲是樂的外部形象；曲折變化等文采、強弱停頓等節奏，是對聲的文飾。君子之心被作為外物的道德這個本原所動，又為它的外部形象聲而歡樂，然後下功夫對聲加以文飾，這就產生了樂。所以《武》樂先擊鼓以警眾，然後三舉步表示伐紂開始、軍至孟津而歸，復又開始，表明第二次伐紂，舞畢整飭隊形，鳴鐃而退。舞姿奮疾而不失節，氣勢堅毅而不可拔，含意幽深而不隱晦。可見《武》樂作者(武王)對伐紂的志意獨樂於心，而又不厭棄實現此志意的道德方法；他將這些道德方法全都作到了，並不為私慾所動。因而樂中不但伐紂的情形歷歷可見，其以有道伐無道的義旨也表現出來，樂畢，武王之德更加尊顯了；在上位的君子觀後心慕武王更加好善，士庶人觀後痛懲紂惡而改正自己的過失。所以説“治理百姓的方法，樂是最重要的”大人君子説:禮樂片刻不可以離身。追求用樂治理人心，和易、正直、親愛、誠信的心地就會油然而生。和易、正直、親愛、誠信的心地產生就會到快樂，心中快樂身體就會安寧，安寧則樂壽，長壽就會使人像對天一樣的信從，信極生畏，就會如奉神靈。以樂治心，就能如天一樣不言不語，民自信從；如神一樣從不發怒，民自敬畏，制樂是用來治理人心的；治禮，則是用來治身的。治身則容貌莊重恭敬，莊重恭敬則生威嚴。心中片刻不和不樂，卑鄙欺詐之心就會乘虛而入；外貌片刻不莊不敬，輕慢簡易之心就會乘虛而入。所以樂是對內心起作用的；禮是對外貌起作用的。樂極平和，禮極恭順。心中平和而又外貌恭順，百姓瞻見其容顏面就不會與他爭競，望見他的容貌就不會生簡易怠慢之心。樂產生的道德的光耀在心中起作用，百姓無不承奉聽從；禮產生的容貌舉止的從容入理在外表起作用，百姓無不承奉順從，所以説“懂得禮樂的道理，把它舉而用之於天下，不會遇到難事”樂是在心中起作用的，禮則是對人的容貌舉止起作用。所以説禮主謙抑，樂主盈滿。禮主謙抑而須自勉力進取，以進取為美德；樂主盈滿須自加抑制，以抑制為美德。禮若一昧謙抑，不自勉力進取，禮就會消亡，難以實行下去；樂只一昧盈滿，不知自加抑制，就會於放縱。所以禮尚往來，講究報答；樂有反覆，曲終而復奏。行禮得到報答心裏才有快樂，奏樂有反覆，心中才得安寧。禮的報答，樂的反覆，意義是相同的。

樂(yuè，月)就是快樂(lè，去聲，勒)的意思，是人情不可缺少的。心中快樂就會發出聲音，在行動中表現出來，這是人之必然。人情心術的變化全都表現在聲音與行動之中。所以，人不能沒有快樂，快樂不能沒有形跡，有形跡而不為它確定某種規範，不能不出亂子。先王討厭出亂子，才制定了雅正、頌揚之類的音聲作為誘導，使一般人的音聲足以做到歡樂而不漫放縱，使樂的美善足以維繫不絕，使它的曲直繁簡、表裏節奏，足以發人的善心而已。不使人的放縱之心，之氣與音聲接觸，是先王立樂的基本方法。所以樂在宗廟中施行，君臣上下一同聽了，則無不和順恭敬；在族長鄉里之中施行，長幼一起聽了，無不和睦順從；在家中演奏，父子兄弟聽了，無不和睦親愛。所以樂就是詳審人聲，以確定調和之音，並與金石匏木等樂器相比類，以裝飾音聲的節奏，使節奏調合，成為優美的樂章，以此和合父子君臣，使萬民親附，這是先王制樂的基本道理和手法。所以聽了雅正、頌揚之類的音聲，志向、意氣變得寬廣了；手持干鏚，演習俯仰屈伸等舞姿，容貌變得莊嚴了；若標明行列位置，求得舞步與音聲的節奏相合，則舞者行列方正，進退整齊。因此説樂就是天地的齊同，是求得心中和美的紀綱，是人情斷不可缺少的。樂是先王用來文飾喜樂的，軍隊武器則是先王用來文飾憤怒的。所以先王喜怒不妄發，整齊有規。喜則天下和樂，怒則暴亂者生畏，先王可説是把禮樂發展到了極盛的地步。

魏文侯問子夏説:“我身服兗冕，恭恭敬敬地聽古樂，卻唯恐睡着了覺，聽鄭衞之音就不知道疲倦。請問古樂那樣令人昏昏睡，原因何在？新樂這樣令人樂不知疲，又是為何？”子夏回答説:“如今的古樂，齊進齊退，整齊劃一，樂聲諧和、雅正，而且氣勢寬廣，弦匏笙簧一應管絃樂器都聽拊鼓節制，以擂鼓開始，以鳴金鐃結束，將終以相理其節奏，舞姿迅捷且又雅而不俗。君子由這些特徵稱説古樂，談論制樂時所含深意，近與自己修身、理家、平治天下的事相聯繫。這是古樂所起作用。如今的新樂，進退曲折，或俯或僂，但求變幻，不求整齊，樂聲，沉溺不反，並有俳優侏儒，側身其間，男女無別，不知有父子尊卑，如彌猴麕(qún，羣)聚。樂終之後無餘味可尋，又不與古事相連，這是新樂的作用。現在您所問的是樂，所喜好的卻是音。樂與音雖然相近，其實不同”文侯説道:“請問音與樂有何不同？”子夏答道:“古時候天地順行，四時有序，民有道德，五穀豐盛，疾病不生，又無凶兆，一切都適當其時，恰到好處，這就稱為大當。然後聖人制作了父子君臣之類的禮儀作為紀綱法度，紀綱既立，天下真正安定了，天下安定，然後端正六律，調和五聲，將雅正的詩篇和頌揚之聲譜入管絃，這就是德音，德音才叫做樂。《詩經·大雅·皇矣》説:‘肅靜寧定的德音啊，其德行能光照四方，既能光照四方又能施惠同類，能為人之長又能為人之君。如今做了大邦之王，能慈和服眾能擇善而從，與文王相比，德行毫不遜。既受了上帝的賜福，又施於其子子孫孫’。就是這個意思。如今您所喜好的不是這種屬於德音的樂，豈不是那種沉溺難反的溺音嗎？”文侯説:“請問溺音是怎樣產生的？”子夏説:“溺音有幾種:鄭音是由於好違禮法而浸人志產生的，宋音是由於耽於女而志氣喪失產生的，衞音是由於促速勞頓而使人心志煩勞產生的，齊音是由於傲慢僻使人心志驕縱產生的，這四者都沉溺於女而損害德行，所以祭祀時不使用它們。《詩經·周頌·有瞽》説:‘肅雍相和而鳴的聲音，才是先祖之所聽’。肅肅，是尊敬的意思；雍雍，是和諧的意思。尊敬而又和諧，何事不能成功？作為百姓的君主，不過是要對自己好惡之心的謹慎一些罷了。君主喜好，臣子就會去實行，上行則下效。古《詩》説:‘誘導百姓，十人容易’，就是這個意思。既能謹其好惡，然後聖人又製作了鞉鼓柷敔壎箎，這六種樂器音質素無華，是屬於德音一類的音聲。然後又製成鐘磬竽瑟等華美的音聲與它們相贊和就文質兼備了，再以干鏚旄羽等舞動之。這種樂被用來祭祀先王宗廟，用於主客之間的獻酳酬酢，用於序明官職大小、身份貴賤，使各得其宜，不相孛亂，用來向後世表示有尊卑長幼的次序。鐘聲鏗然，以此立為號令以警眾，以號令的威嚴樹立軍士勇敢橫充的氣慨，有此橫充的氣慨則武事可立了。所以君子聽鐘聲就會思念武臣。石類樂器聲音硜直有力，硜直的音聲用來辨別萬物，萬物有別，心懷節義者就會效死不顧了。所以君子聽磬聲就會思念死守封疆的大臣。絲絃樂的聲音悲哀，悲哀可以樹立廉直的作風，廉直可以使人樹立志向。所以聽琴瑟的聲音就會思念有志重義的大臣。竹類樂器聲音濫雜，濫雜使人產生會聚的意向，有會聚之心就能把眾多的事物聚集起來。所以君子聽竽笙簫管的聲音就會思念善於畜聚的大臣。鼓鼙聲音喧囂，聽了就會意氣動，動則使眾人奮進。所以君子聽了鼓鼙的聲音就會思念將帥之臣。君子聽音聲，並不是徒然聽它的鏗鏗鏘鏘而已，必與自己心志有所合，並促成相應心志的產生”賓牟賈陪孔子坐，孔子與他閒聊，説到樂，孔子問道:“《武》樂開始時擊鼓警眾，與別的樂相比，持續時間忒長，這有什麼含意？”賓牟賈答道:“表示武王伐紂之初，耽心得不到眾諸侯的擁護，遲遲不肯發動。”

“其歌聲反覆詠歎，漫聲長，是什麼意思？”答道:“那是心有疑慮，生恐事不成功的緣故。”

“《武》舞一開始便發揚蹈厲，氣勢威猛，是什麼意思？”答説:“表示時至則動，當機立斷，不要錯過了事機。”

“《武》舞坐的動作與他舞不同，是右腿單膝着地，那是什麼意思？”答道:“這不是《武》舞原有的動作。”

“歌聲靡，表現出有貪圖商王政權的不正當目的，這是什麼原因？”答道:“這不是《武》舞原有的曲調。”孔子説:“不是《武》舞原有的曲調，那是什麼曲調？”答道:“掌管《武》樂的機構已失其傳説了。若非如此，就表示武王作樂時，心志已經荒耄昏憒了。”孔子道:“對，對。我曾聽萇弘説過，他的話與您所説一般無二。”賓牟賈起身，立於坐席之下，請問道:“《武》樂擊鼓警眾，遲遲不肯開始，我所知僅限於此，承蒙您所説，萇弘也這樣解釋，知道的確是那樣了。但我不明白的是，稍遲些就是了，為何竟拖得那樣久？”孔子道:“您先請坐，我慢慢告訴你。樂是對已發生過的事的形象化再現，如《武》樂開始時，舞者手持盾牌，山立不動，象徵當時武王的行事:命部下全副武裝，只待諸侯響應，就要出擊了；《武》舞一開始就發揚蹈厲，威猛異常，象徵太公呂望指揮戰鬥，一舉而滅商的決心；結束時，武事已畢，舞者單膝跪地，象徵周公、召公戰後治理國家歸於安定。再者，《武》樂開始時，舞者自南而北，象徵北出朝歌，曲奏第二遍，舞者的動作象徵滅商時的殊死決鬥，第三遍象徵凱旋南歸，第四遍象徵南方諸國歸入版圖，第五遍象徵分陝而治，周、召二公為左右二伯，周公居左，治陝以東，召公居右，治陝以西，第六遍舞者重又相綴成行(háng，航)，表示對天子的崇敬，天子與大將夾舞者而立，振動鐸鈴，以增士氣，出兵四面討伐，威勢盛於中國。夾舞者分進出擊，是為了戰事早些成功。成行(háng，航)以後久立不動，是為了等待諸侯兵的到來。你難道沒有聽説過武王在牧野誓師時説過的話嗎？武王克殷以後，恢復商初的政治，不及下車，就封黃帝的後人於薊，封帝堯的後人於祝，封帝舜的後人於陳；下車後封夏禹的後人於杞，封殷湯的後人於宋，給殷代賢臣比干的墳墓添土，釋放被紂王囚的賢臣箕子，使他檢視商朝掌管禮樂的官員，有賢者就恢復原來的官位。廢除殷紂王的苛政，增加士人俸祿。渡過黃河，西行入陝，把戰馬散於華山南坡，不再乘騎；把役牛分散於華山以東桃林地區的荒野之中，不再用以駝載戰具軍須；戰車、衣甲收藏於府庫，不再使用；倒載干戈等兵器，使刃向裏，外面裹上虎皮，表示定能以武力止息兵事；有功將帥，建立為諸侯，使他們象櫜弓一樣，把天下的戰亂也從此櫜藏起來，不再發生，因稱建立諸侯為‘建櫜’。然後，天下知武王不再用兵了。遣散軍隊而行郊求賢之禮，東郊禮歌唱《狸首》的曲子，西郊禮唱《騶虞》的曲子，軍中那種旨在角力比武的貫穿革甲的擊停止了；使天下賢者人人穿着裨衣冕冠等禮服，衣帶上着笏板，勇武的士人就會解下長劍，棄武從文；天子於明堂中祭祀先祖，百姓就由此懂得了為人子者應該行孝；朝廷行朝覲之禮，使諸侯知道怎樣做個賢臣；天子親耕藉田，然後諸侯知道怎樣敬奉先祖。以上五項(郊、裨冕、祀明堂、朝覲、耕藉田)是教化天下最重要的方法。此外在太學奉養三老五更，天子親自袒衣，切割牲，執醬請三老五更食，執爵請三老五更飲酒洗嗽，頭戴冠冕、手執幹盾，親自舞蹈，使他們能歡樂快活，以此教化諸侯，尊長敬老，懂得悌道。這樣，周朝的教化達於四方，禮樂相補相成，為了這些，《武》舞初的遲久，不是應該的嗎？”子貢見樂師乙問道:“我聽説不同的聲歌適合於不同稟賦的人，象我這樣的人適合唱什麼歌呢？”師乙説:“我不過是個低賤的樂工，不配説誰適宜唱什麼歌。請允許我把我所知道的説出來，先生自己決定適合唱什麼歌吧。為人寬大好靜，柔順而又正派的適合唱《頌》歌；心寬廣而好靜，疏、豁達而守信用的人適合唱《大雅》；恭敬、儉樸而又好禮的，適宜唱《小雅》；為人正直、清正廉潔而又謙虛的人，適於唱《風》；恣肆直又心慈友愛的，適宜唱《商》；温順良善而能決斷的，適合唱《齊》。歌，是披自己的心，陳述自己品德的；自己動於情，真情，那麼天地就會受應，四時來相和，星辰不逆行，萬物得以繁育生長。因此《商》這首歌，雖是五帝留傳下來的，但商人記述下來，用以攄己心，陳己品德，所以叫做《商》歌；《齊》這首歌，是三代留傳下來的，齊人記述下來，所以稱為《齊》歌。真正懂得《商》這首詩歌含意的，臨事屢屢決斷；懂得《齊》這首詩歌含意的，見利能夠讓人。臨事屢斷的，表現出了勇氣；見利能讓人的，表現了義氣。有勇有義，除了歌還有什麼能使人保持這樣的品格？所以歌聲高亢處，如人扛舉而上，音低處如直墜而下，曲屈處如被彎折，靜止處如同槁木，小曲如矩，大麴如鈎，殷殷然如累珠落盤。歌也是一種語言，是種長聲調的語言。有可説的東西了，才言説出來；言語表達得不充分，才用長聲的語言表達；仍不充分，才相續相和，反覆唱；還不充分，就不知不覺的手舞足蹈起來了。”以上是子貢問樂。

凡音都是由於人心產生的，天與人是有某種關聯的，兩者就象鏡中的影子與物形那樣相像，響與應聲那樣相應和。所以行善的人天就以福回報他，作惡的人天就使他遭禍殃，這是很自然的事。

所以舜彈奏五絃琴，歌唱《南風》的詩篇而天下得到治理；紂王歌唱朝歌地區北部邊鄙的樂曲，落得個身死國亡。舜的作為有什麼弘大？紂王的作為有什麼狹隘之處呢？原來《南風》的詩篇是生長質的音樂，而舜喜樂愛好它，這種喜樂愛好與天地的意旨相同，得天下人的歡心，所以天下能治理得很好。而朝歌就是早晨的歌，是不時之歌，北就是敗北，鄙就是鄙陋的意思，紂王喜愛這樣的音樂，與天下人的心意不同，諸侯不肯順附於他，老百姓不與他親近，天下人都背叛他，所以才身死國亡。

而衞靈公在位的時候，有一次他將要去晉國，走到濮水域，住在一個上等館舍中。半夜裏突然聽到撫琴的聲音，問左右跟隨的人，都回答説:“沒有聽到”於是召見樂師名叫涓的人，對他説道:“我聽到了撫琴的聲音，問身邊的從人，都説沒有聽到。這樣子好像有了鬼神，你為我仔細聽一聽，把琴曲記下來。”師涓説:“好吧。”於是端坐下來，取出琴，一邊聽衞靈公敍述一邊撥，隨手記錄下來。第二天，説道:“臣已每句都記下了，但還沒有串習，難以成曲，請允許再住一宿，習幾遍。”靈公説:“可以。”於是又住一宿。第二天説:“練習好了。”這才動身到晉國，見了晉平公。平公在施惠之台擺酒筵招待他們。飲酒飲到酣暢痛快的時候，衞靈公道:“我們這次來時，得了一首新曲子，請為您演奏以助酒興。”平公道:“好極了。”即命師涓在晉國樂師曠的身邊坐下來，取琴彈奏。一曲沒完，師曠甩袖制止説:“這是亡國之音，不要再奏了。”平公説:“為什麼説出這種話來？”師曠道:“這是師延作的曲子，他為紂王作了這種靡靡之音，武王伐紂後，師延向東逃走，投濮水自殺，所以這首曲子必是得之於濮水之上，先聽到此曲的國家就要削弱了。”平公説:“寡人所喜好的，就是聽曲子這件事，但願能夠聽完它。”這樣師涓才把它演奏完畢。

平公道:“這是我聽到過的最動人的曲子了，還有比這更動人的嗎？”師曠説:“有。”平公説:“能讓我們聽一聽嗎？”師曠説:“必須修德行義深厚的才能聽此曲，您還不能聽。”平公説:“寡人所喜好的，只有聽曲子一件事，但願能聽到它。”師曠不得已，取琴彈奏起來，奏第一遍，有千載玄鶴十數只飛集堂下廊門之前；第二遍，這些玄鶴伸長脖子，呦呦鳴叫起來，還舒展翅膀，隨琴聲跳起舞來。平公大喜，起身為師曠祝酒。回身落坐，問道:“再沒有比這更動人的曲子了嗎？”師曠道:“有。過去黃帝合祭鬼神時奏的曲子比這更動人，只是您德義太薄，不配聽罷了，聽了將有敗亡之禍。”平公説:“寡人這一大把年紀了，還在乎敗亡嗎？我喜好的只有聽曲，但願能夠聽到它。”師曠沒有辦法，取琴彈奏起來。奏了一遍，有白雲從西北天際出現；又奏一遍，大風夾着暴雨，撲天蓋地而至，直颳得廊瓦橫飛，左右人都驚慌奔走。平公害怕起來，伏身躲在廊屋之間。晉國於是大旱三年，寸草不生。

聽樂曲或遇吉或遇兇。樂曲是不能隨意演奏的。

太史公説:上古時的賢明帝王奏樂，不是為了自己心中快樂歡娛，恣情肆，快意於一時。端正教化的人都是從音做起的，音正行為自正。所以音樂，是用來動血脈，神、調和、端正人心的。宮聲可以動脾臟並調和、端正心中的一個聖字，商聲可以動肺臟並調和、端正心中的一個義字，角聲可以動肝臟並調和、端正心中的一個仁字，徵聲可以動心臟並調和、端正心中的一個禮字，羽聲可以動腎臟並調和、端正心中的一個智字。所以説樂對內用來輔助正派的心，而對外用來區分貴賤；對上用來奉事宗廟，對下用來改變黎民百姓的品風貌。琴身長八尺一寸，這個數字是度數中的元數。琴絃中最大的一是宮弦，位居所有弦的中央，是弦中的君主。商弦佈置在它右側的旁邊，其他各弦也都按細長短的次序排列，不相雜亂，這樣君臣的地位也就端正了。所以聽宮聲，使人品温和寬舒而且廣大；聽商聲，使人品端方正直而且好義；聽角聲，使人有惻隱之心並且能夠愛人；聽徵音，使人樂於行善並且愛好施捨；聽羽聲，使人講究整潔規矩並且愛好禮節。禮是通過一些規定從外部對人起作用的，樂卻是從人心中產生。所以君子片刻也不能離開禮，片刻離開禮就會有暴橫輕漫的行為充分表現於外；也不可片刻離開樂，片刻離開樂就會有的行為從心中大量產生出來。所以樂和音，是君子用來修養義心的。古時候，天子諸侯聽鐘磬樂聲而鐘磬從不離開庭院，卿大夫聽琴瑟的樂聲而琴瑟從不離開身邊，這是為了修養行義的品格，防止佚的。佚的產生是從無禮開始的，所以賢聖的帝王務使人的耳朵只聽雅頌的樂聲，眼睛只看表現威儀的禮節，腳步行止只表現出恭敬的容貌，口中只談仁義的道理。這樣君子終言談，不正當的東西也沒有機會侵入。

解析什麼是樂？《正義》認為“天有月星辰，地有山陵河海，歲有萬物成，…鹹謂之樂”意思是，凡自然界中事物的一切差異與活諧，通通叫做樂。這與前篇禮的定義一樣，是後世儒者故玄虛，非司馬遷書的本意。司馬遷所説的樂與如今所説的音樂之樂大致是相通的，它包括歌、舞和有關的器具(樂器和舞具)三部分；還認為樂是由於客觀事物被人知以後產生的，這也是正確的。但也有所不同，首先，他把樂與音、聲做了嚴格區分，認為心於物而動，產生聲；聲與聲相應，發生有規律的變化，叫做音；人因音而生歡樂，甚至翩翩而舞，都叫做樂。所以他説:“樂(yuè，去聲月)者，樂(lè，去聲勒)也”就是説，只有使人歡樂的音樂才是司馬遷所説的樂(yuè)。而且，這種歡樂不是人情的自然，而是受着一定意識形態的制約，符合這種意識形態的，雖無可樂(lè)也是樂(yuè)，否則，縱能使內心喜樂也不是樂(yuè)。因此又説:“樂者，所以導樂(lè)也”是指導人心歡樂的一種規範。在“魏文侯”章中，把令人昏昏睡、毫無樂趣的古樂稱為德音，認為是典型的樂，而令人樂不知疲的鄭、衞、齊、宋等國的音樂只説是“溺音”(即今所謂靡靡之音)，就是這個緣故。

司馬遷之前對樂的認識並不是統一的。《呂樂秋》就説，道生萬物，萬物凡有形體者滿足和、適兩個條件就能發聲，有聲就能成樂，意識形態的條件被完全排除了，把樂分成大樂、侈樂、古樂等名目，認為“亡國戮民非無樂(yuè)也，其樂(yuè)不樂(lè)”這與樂書説的“樂者，樂也”的定義截然不同。

《史記·樂書》分作四個部分，前七個自然段(劃分自然段的標準是中華書局標點本《史記》中凡另起行者為一段，惟回答部分，一問一答為一段)是司馬遷的總論；8－49段是詳論，與《禮記·樂記》中的文字大體相同；50－55段是褚先生的評論誤入正文者；56段“太史公曰”以後的文字是結尾，為司馬遷的評論。第二部分是全篇重點。《禮記·樂記》孔穎達的序文説，古樂書在週末時散失了，漢武帝時，河間獻王劉德與諸儒生採集周官及諸子書中有關樂事者，撰成《樂記》24卷，到漢成帝時劉向校書得23卷，且與傳者有所不同。《禮記》截取其中11卷合為一篇，名《樂記》，其餘12卷漸次失傳，只有卷名保留在劉向《別錄》之中。《禮記·樂記》鄭玄序所列篇目與《別錄》相同，顯系錄自《別錄》，而《禮記·樂記》中的篇目次第又與鄭序不同。按《正義》所説，《禮記·樂記》是公孫尼子所撰，《史記》缺《樂書》篇，褚先生取公孫尼子文而升降顛倒其篇次以補之。以《樂書》與今傳十三經本《禮記·樂記》比較，除篇次不同外，相異處尚有171字，部分是語詞、虛字有繁簡，其餘多半是古今字之不同，僅此即可知《樂書》所據本比《禮記·樂記》更為古遠。再以《禮記·樂記》中的內容與鄭序中的篇目名對照，推想《別錄》見到的《樂記》，即劉德及諸儒生所撰的《樂記》的情況，以與《樂書》相比較，二者的不同見下表:由表可見，《樂書》與《樂記》的不同:一是《樂書》把《樂記》的第(七)章提到(五)、(六)章之前，使與第(四)章並列；二是把第(十)章提到第(八)章之前，使與(五)、(六)章合為一段，另使(八)、(九)、(十一)章合為一段；三是把第(六)章中的第<5>段歸入第(四)章；四是將第(四)章的第<4>段作為過渡語放在(七)、(五)兩章之間，從表中“內容”和“備註”兩欄不難看出，這樣處理比《別錄》中的《樂記》更為合理，説明《樂書》的作者比編訂《禮記》的河間獻王和眾儒生們高明得多，更非後世那些奉儒經為圭臬的學者所能及。因此，説《史記·樂書》是褚先生所補，難以令人置信。

説《樂書》的第三部分是褚先生所補，是由於褚先生補書有幾個明鮮特徵。首先是見識鄙，與司馬遷語絕不相類。如第50自然段説天人相通、善惡有報等，迂腐之極，51段説舜歌《南風》之詩而天下治，紂為北鄙之音而亡國，是由於南方主夏，是“生長之音”；北是敗北的意思等，因文字而加敷會，無論《樂書》或《樂記》都無如此荒唐之言，第52段又講了衞靈公於濮水之上得師延遺作的怪誕故事，雖有所本，必非司馬遷所屑於言。其次是語言鄙，多有詞不達意者，而且他有句口頭禪，動輒“豈不偉哉”

“何其弘也”之類。所以，褚先生的大作，一般是不難判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