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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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勒斯換了換重心。呂特人沒有推理的負擔，即你我都會使用的推理邏輯。雖然數學使呂特人摸不着頭腦，但在思考哲學問題、生命的意義以及道德標準時我們同樣惑不解。什麼是對什麼是錯，我們對此有本能的直覺，但我們所提出的道德理論都有缺陷。你給我看了那些《星際旅行》的電影我的確給他看了。他被我們共同觀看的那一集起了興趣，後來他把《星際旅行》經典的三部曲都看了。是的。我説。

有一集中那個不可能存在的混血兒死了。

是《可汗的憤怒》。我説。

是的。在那一集中，很多內容都用來説明多數人的需求高於少數人的，當然也高於一個人的。我們弗林納人也有相同的觀點。這使我們想把我們所擅長的數學應用到解決道德問題上去。但這種做法的結果總是讓我們失望。在混血兒又復生的那一集是《尋找史波克》。我説。

他的眼柄又搭在了一起。在這一集中，我們發現了上述公式的瑕疵，事實上在這一集説的是個人的需求高於眾人的。我們單單憑藉直覺就知道什麼是對，什麼是錯:那個戴着假髮的傢伙和其他人應該犧牲他們自己的生命去救一個和他們毫不相干的人，儘管這麼做違背了數學邏輯。這種事什麼時候都有可能發生:很多人類的社會及所有的弗林納社會是民主制度。它們都堅信一個原則:即人人生而平等。我知道你們的南方鄰居有一句偉大的格言:我們相信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那就是所有的人生來就是平等的。但是這些寫下這句話的人卻是奴隸主，用一個你教的詞來説，真是具有黑幽默。

正確。我説。

許多人類和弗林納的科學家想用基因命令來解釋利他主義，認為我們願意為他人做犧牲的程度與我們與他人之間的基因相同程度成正比。這些科學家説，你或是我，不會為了僅僅一個兄弟或是孩子犧牲自己的生命，但當我們的死可以救兩個兄弟或是孩子時，我們會認為這是一個公平易，因為他們身上帶有和我們相同數量的基因。我們當然會為了三個以上的兄弟犧牲自己的生命，因為這個數量代表了比我們自己身上還要多的同種基因。

我會為救裏奇死。我説。

他看着我桌子上的鏡框，鏡框的紙板背部面對着他。但是，如果我沒記錯的話，你説過裏奇不是你的親生兒子？

是的。他的生父母不想養他。

這件事在兩個層面上令人疑惑:父母選擇了拋棄他們健康的後代，而非父母卻選擇了收養一個其他人的孩子。當然還有很多好人蔑視基因邏輯，選擇不要孩子。沒有簡單的公式可以成功地描繪弗林納人和人類在利他主義領域內的選擇。你不能運用數學方法來解決這些問題。

我想了一會兒，當然，霍勒斯為了我和克里斯蒂涉是利他主義的，但是這件事本身很明顯和基因親戚沒有什麼聯繫。我猜是吧。我説。

但是，霍勒斯説，我們的朋友呂特人，因為他們從來沒有發展傳統意義上的數學，所以他們從來不會為這些事情煩惱。

嗯，他們卻使我煩惱，我説，這些年來，我常常會躺在牀上想要理清我們的道德窘境。一個關於不可知論者患有失眠症的笑話浮現在我腦海中:整晚清醒地躺着，思考那裏是否有條狗。我是説道德是從哪裏來的？我們知道偷東西是錯誤的，而且我停頓了一下，你的確知道這個，是嗎？我是説弗林納人也應該止偷盜行為吧。

是的，不過這個忌不是天生的，弗林納人的孩子會把他們能碰到的東西都拿到手裏。

人類的孩子也這麼幹。但是我們長大後就意識到偷東西是錯誤的。可是為什麼我們會覺得它是錯誤的呢？如果它能提高繁殖後代的成功率，進化不是應該更加垂青於它嗎？還有一件事，我們認為一夫多制是錯誤的，但是很明顯我可以通過讓多個女懷孕來增加我繁殖後代的成功率。如果偷盜對於那些可以成功實施偷盜行為的人來説是一種競爭優勢，而通姦，至少對於男人來説，是一個好策略，這麼做可以增加他在基因庫中的分量，那麼為什麼我們會覺得它們都是錯的呢？進化應該只產生克林頓式道德只有在被抓之後才會説對不起？

霍勒斯的眼柄忽內忽外地揮動着，比平常的速度快得多。我沒有答案。他説，我們努力追尋道德問題的答案，但問題一次又一次將我們擊敗。人類和弗林納人中卓越的思想家將他們的一生都用來尋找生命的意義以及道德問題的判斷標準。在尋找答案的道路上，儘管累積了幾個世紀的努力，但進展甚微。這些問題遠遠超過我們的能力，就像2+2超過呂特人的一樣。

我不相信地搖了搖頭。我仍然覺得難以置信，他們竟然不知道兩個物體旁再放上兩個物體就變成了四個物體。

弗林納人彎下三條腿上的膝蓋，將身子傾向我。他們也會因為我們無法看清道德問題的真相而覺得難以置信。他停頓了一下，我們的腦袋在對付大塊問題時，會把它分解成可以應對的小單位。如果我們要了解行星如何圍繞恆星運轉，我們可以先從無數小問題入手為什麼石頭會停留在地面上？為什麼恆星處在恆星系的中心？等等。解決這些問題後，我們就能充滿信心地回答大問題。但是道德問題和生命的意義顯然是不可分的，就像細胞中的纖一樣:沒有可以單獨區分開來的組件。

你是説一個和你我一樣身為科學家，或是邏輯學家的生物，與那些能協調道德和神問題的生物是完全不兼容的。

有些能同時處理好這兩個問題但他們通常通過劃分來處理。科學專門負責一類問題，宗教則負責另一類。很少有人能夠同時協調運用兩者來處理一個問題。我們的腦子被設計成只能運用一種思維，而不是兩者同時。

我一下子想起了帕斯卡的賭局:他説，即使上帝不存在，賭他存在仍然是較為保險的。如果把賭注押在另一邊，萬一我們錯了，他當真存在，我們將受到永遠的詛咒。帕斯卡是個數學家，他有一個邏輯的、理的、專門對付數字的腦袋，一個人類的腦袋。他對於他自己能擁有什麼樣的腦袋本沒有選擇權，進化給了他這樣的腦袋，就像給我的一樣。

但如果我能選擇呢？

如果我可以犧牲一些數理運算能力去換取某些道德問題的確切答案，我會這麼做嗎？哪一個更重要？確切知道不同進化分支上所有動植物之間的關係，還是瞭解生命的意義？

霍勒斯今天的工作結束了，他忽閃着消失了，把我一個人留在了書、化石和未完成的工作之中。

我思考着臨死之前所有我想最後再做一次的事。在生命的這個階段，我意識到重複體驗過去的歡樂要比尋求新的重要得多。

某些我想再做一次的事很明顯:與我的子做愛，擁抱我的兒子，探望我的弟弟比爾。

還有些不太明顯的、對我有獨特意義的事。我想再去八角飯店，那兒有我最喜歡的牛排，是我向蘇珊求婚的地方。是的，甚至是處在化療帶來的反胃之中，我也想再去一次。

我還想再看一遍《卡薩布蘭卡》。

我想再一次看到藍爵士贏得聯賽的冠軍但我認為可能不大。

我想再去一次挖掘現場，在黃昏，喝着白蘭地，傾聽着叢林的鳥叫，看着散落在四處的化石。

我想拜訪在斯加布羅夫的老鄰居。我想走在我年輕時的街道上，看着我父母的老房子，或是站在威廉姆萊恩麥克尼斯金公立學校的院子中，讓過去幾十年老朋友的記憶沖刷着我。

我想擦去我的老收音機上的灰塵，傾聽一隻是傾聽世界各地的聲音。

但我最想做的是叫上裏奇和蘇珊一起去我們在奧特湖邊的小木屋。天黑後坐在船塢上，已經很晚了，蒼蠅和蚊子都飛走了。我們看着月亮升起，平靜的水面倒映着它的臉；聽着鳥叫聲和魚躍出水面發出的動靜；我坐在躺椅上，把手背在腦後，滿意地嘆一口氣，覺不到任何疼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