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連批風抹月四十年：葉盛蘭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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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生活中，葉盛蘭也是温文爾雅，一表人才，只是他眼睛近視。別看他的台上眼神好，那是表演，在做戲。在台下，因為高度近視，人、同事從身邊過，他因為分辨不出而未打招呼，無形中得罪了人。後經朋友勸導，他才配了眼鏡。這樣，得罪人的事就沒有再發生了。

一次，齊崧先生在上海飛達西餐廳吃午茶，巧遇葉盛蘭。飛達當時是上海有名的飲茶勝地，也是文人薈萃之所，和天津的起士林差不多。每至下午四點左右，賓客常滿，仕女如雲，後至者須站班等候。葉盛蘭正陪着兩位小姐，看見齊崧便起身過來招呼。齊崧遂問他住在哪裏，是否和三哥（盛章）在一起。

葉盛蘭答:“我沒有一定的落腳的地方，有約最好是到‘黃金’後台見面。”見他説話時略帶忸怩之，心裏明白的齊崧自不多問。望望那邊的女士，齊又問:“那兩位小姐是新還是舊友？”葉笑着説:“我們剛認識不久。”

“聽説你的女朋友多得很呢，每天換一個都來不及，可有此話？”葉盛蘭紅了臉，笑答:“七爺（即齊崧），怎麼您也會開玩笑了。每天我連吃飯睡覺的時候都沒有，哪兒還有空兒女朋友呀！”齊崧拍拍他的肩膀，説:“你少認識幾個，就有工夫吃飯睡覺了。”總之，成名於三四十年代的葉盛蘭也是吃喝玩樂的內行。在這方面，像他這樣的新生代和上一代藝人有所不同。上一代名伶多少秉承了古代名士寄情花木、把玩金石、收藏書畫古董等雅癖。而他們這一代，則以一半正經、一半玩賞的態度對待生活中的一切了。除了打牌、下煙館，他們還穿洋服，喝咖啡，近女，去舞廳，騎大馬，牽洋狗，雪茄。這種“資產階級情調”和市民文化的洋場特徵也叫隨勢而變吧！因那個時候，正是中國社會的殖民化時期。他們非但不諱言物質慾望，且極能適應現代物質文化之。上海小報説“葉盛蘭是台下台下，都有名角風度”其實不單是他，很多的公子、闊少、文人、名伶都以這樣的方式生活，台上風，台下也風。某些頹唐行為當然為正人君子所不齒，但在世俗社會里仍視為正常，而並非墮落。只要你接觸的藝人多了，就會知道:在其放形骸的內裏，也有着傳統道德的支撐。

記得2006年畫家陳逸飛猝死，網上及傳媒刊出一些指責其“追逐金錢、更換女友、貪圖享受”的文章和帖子。接着，我很快讀到陳丹青撰寫的追憶這位昔之友的長文。陳丹青態度温和，行文平緩，一改以往驍野凌厲、頭角崢嶸的風格，字裏行間充溢着對人與自由的深刻理解和嚮往。他説（大意）:對陳逸飛的側目與非難，一方面是少見多怪；另一方面則事屬當然。因為那些所謂的指責對一個功名既就的藝術家而言，實在是司空見慣。出入衣香鬢影，偕從三教九，一生至死，便是“公開展示的存在”這段話針對的是21世紀的名，我想，它同樣也適用於二十世紀的名伶。但他們無論怎麼個風玩法，即使一擲千金，也不是公款消費。

葉盛蘭二十二歲時，名成業就，經父母主張結婚，夫人劉氏，家中經營鐘錶。夫情篤，生二女二男。人謂“盛蘭少年得志，財子祿四者皆備。”命運向他出笑臉，過上這樣的好子，所以，他曾對朋友説:“我以為今後的前途沒有什麼坎坷了。”梨園行重的是情分，講的是義氣。這情義二字，基本上是屬於個人道德行為的範疇，但同時它又是支撐戲班得以運轉的江湖規則。在社會部件失靈的特殊時刻，江湖規則似乎更保險，也更讓人信得過。葉盛蘭很懂得情分，很講義氣。二十世紀四十年代葉氏三兄弟（盛章、盛蘭、盛長）到上海，在中國大戲院演出。按老闆的“慣例”規定:戲班每月要演三期，每期十二天，演夠三十六場才能拿到一個月的包銀。這等於是在演足三十個晚場後，另加六場義務戲。事情已經很不合理了，戲院老闆還得寸進尺，處心積慮地剋扣主演以外的配角演員、樂師，以及其他舞台工作人員的收入。戲院供應的飯費也從三元降到二元。

葉盛蘭火了，他對三哥盛章説:“這樣可不成！人家（指戲班同行）跟咱們哥兒倆出來，指望着省吃儉用攢出幾個錢兒來給家裏人買點東西回去。他們這樣一來，大夥兒還能剩什麼錢？咱們一定得找經理分爭分爭（即理論理論之意，北京土話），不能讓大家吃虧。”説罷，他就拉着三哥葉盛章找到經理，當面提出要把伙食費恢復到三元。

經理不答應，葉盛蘭急了，衝着他説:“經理，我葉盛蘭不能讓大家夥兒跟着我受罪。他們都拉家帶口的，出門在外，就更為不易。您不能光顧賺錢，不管我們！如果您不漲飯錢，那就對不起了，從今兒起，回戲（由於特殊情況或事故等原因，劇場臨時停止演出，謂之回戲）！”見葉盛蘭真氣了，經理便軟下來，説:“四爺，您別發火，咱慢慢商量。”葉盛蘭説:“好，能商量就成。還是那句話，每人每天三塊錢飯錢，少了不成。您不是怕賠錢嗎？那好説，只要我和三哥多演幾齣拿手戲，管保您賠不了。”有了這句話，經理樂了，説:“好，好，就按四爺説的辦。”義氣，這叫夠義氣。難怪從前的同行都佩服葉四爺，説他某些地方很像梅（蘭芳）老闆。

據我所知，他的老師程繼先過世後，葉盛蘭每月必送生活費給師母，一直到為這位老人送終為止。人如浮塵，遊弋世間。因有了情義，才聚聚依依、温温和和的，也才有了人。

1948年的年底，北京陷入了圍城。物價飛漲，人心浮動，戲也就不好唱了。前途難測，藝人們的情緒非常低落。大家湊在一起，常以打牌消磨時間，或麻將，或撲克。那時的鈔票就跟廢紙差不多。手裏還有幾個錢，他們的賭注就改成用“黃（黃金）、白（銀元）、綠（美元）”輪在各家玩，其中，也有葉家。

1948年12月13，這天下午，李少、趙榮琛一同騎自行車到葉盛蘭家打牌。吃過晚飯接着打，到了11點多鐘，突然一聲巨響，驚天動地，把玻璃都震得嗡嗡直響。接着，電燈就滅了。葉夫人讓僕婦點上煤油燈和蠟燭。不一會兒，燈又亮了。大家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還接着打。到了凌晨一點多，再聽到爆炸般的巨響，電燈再度熄滅。藝人們面面相覷，誰也沒心思再打了。梨園行大多住在城南（今天的宣武區），彼此相距不遠，即使徒步回家也很方便。唯有李少、趙榮琛住得遠點。從前的北京，一有個風吹草動，第一件事，就是關城門。他倆一路行來，發現和平門關了，前門關了，崇文門關了…看來這是要出大事了。藝人們這下心裏真慌了，每個人都在各自掂量，葉氏家族掂量的結果是等待。

1949年以後，葉盛蘭要面對的最大問題是今後生存方式的選擇。戲是要唱的，但各自單挑獨唱的情形，已很難維持。經過一番的東飄西蕩和左思右想，再經過五弟葉盛長的現場説法，他選擇了“國營”1951年，葉盛蘭參加了中國戲曲研究院的實驗京劇團。而那時，他領銜的戲班育化社並未解散。足見，他多少是在“腳踏兩隻船”從收入上看，他在國家劇團的月工資一千三百斤小米，僅相當於他在戲班兩三天的收入罷了。官方自接管政權，即對京劇名角兒有個政治與業務排隊和考量。在業務方面，葉盛蘭被排在一等，屬於文藝一級。要論政治方面，他的排位就靠後了。在考慮收葉盛蘭參加中國戲曲研究院實驗京劇團的時候，就已充分表現出來了。當時的負責人薛恩厚説:“我們跟組織商量、請示，決定把他收進來。那時組織上對他有個估計——這個人很不老實，我們也聽説過‘葉四爺’的脾氣，到了劇院去一定名堂很多。於是，我和魏晨旭同志對他‘約法三章’。然後，把葉盛蘭請到中國戲曲研究院二樓（在南夾道六十三號），我們跟他第一次談話的內容就是這三章。第一章是遵守我們革命的光榮傳統，就是一切服從組織；第二章是要他努力學習，用今天話來説，就是努力改造自己；第三章是改革京劇。對這三章，葉盛蘭連連點頭稱是。”政權的更迭，藝人可是見多了。他們地位卑賤，但都心存傲氣。反正誰上台，你們都得聽戲——這是藝人傲氣的來由。

1949年後，戲班從藝術建制到上演劇目，統統由黨組織和文化行政領導機關管理起來。中央文化部成立了戲曲改進局，簡稱“戲改局”田漢任局長。葉氏家族上上下下，老老小小都擁護共產黨，在澤東領導下，藝人地位真的提高了，並堅信以後的子會越過越好。葉盛蘭對未來也有着希冀和憧憬，但與此同時，他對改革傳統戲曲的做法和管理劇團的方式，也有了疑問和不滿。出於家族背景和個人秉，他不像某些藝人那麼積極地參加各項政治活動。

“富連城”出科的藝人王連平在1957年的夏天，曾這樣描述:“我見老同事老朋友包括各演員，架子都放下來了。唯有葉氏兄弟（即指葉盛蘭和葉盛長），尤其是葉盛蘭的架子沒放下來。我們經歷了多少運動，老人也好，老演員也好，沒有不靠攏組織的。單單葉盛蘭不靠攏。”那麼，從1949年到1957年，葉盛蘭幹了些啥？演戲。這七年間的演戲和從前唱戲一樣，可也不一樣。我説“一樣”是指他依舊在北京的吉祥、長安等劇場演出。他唱戲，觀眾掏錢。我説“不一樣”是指他的演出，從此成為了革命工作和政治任務。比如，他參加中國人民赴朝鮮問團到朝鮮前線演出，頭頂美國飛機的轟炸掃，來往於槍林彈雨之中。又如，將一齣戲改成一個節目，到莫斯科舉行的世界青年聯歡節上去表演。這在1949年前是沒有的事兒。他還作為國家劇院的名演員出席周恩來總理舉辦的國宴，這在1949年前也是沒有的事兒。

葉盛蘭命運的大轉折，發生在1957年夏季。

5月下旬，父母派人與葉氏兄弟聯絡，動員他們加入中國農工民主黨。27，在一次小型座談會上，葉盛長表示自己很願意參加，並同時提出兩點要求:一是希望章伯鈞能直接和四哥葉盛蘭見面。一是能否在中國京劇院建立民主黨派的支部。父親聽到這個消息很高興，因為自己實在不出身，當下午便讓李健生趕來和葉氏兄弟見面。

6月5，由葉恭綽、李伯球、李健生、李萬等主持的戲曲界整風座談會在北京飯店舉行了，後來，不顧牙痛的父親和農工中央副主席黃琪翔也趕來參加。

在座談會上，葉盛蘭第一個發言。他説，梅蘭芳雖是中國京劇院院長，但實際上是有職無權，馬少波等黨政幹部獨攬大權，不懂裝懂。京劇院的矛盾重重，工作一團糟。造成這樣的情況，黨的領導機構要負責。他的發言，更多地集中在戲曲改革的方向問題上。他説:中國京劇院的劇目是照着延安的《三打祝家莊》的路子搞，還是應該保持京劇原有的風貌？有一個劇種演《白女》就行了，不能叫所有劇種都唱《白女》。

宴罷，葉盛蘭等人決定去葉盛長家小憩。初夏的夜晚，老樹婆娑，柳絲低垂，峨峨宮牆城闕隱約於蒼煙暮靄之中。心情頗好的葉盛蘭嘆道:“這是我有生以來最痛快的一天。”三天後，6月8《人民報》發表社論《這是為什麼？》。只與章伯鈞談了一次話、吃了一頓飯的葉盛蘭，連參加中國農工民主黨的申請表還沒來得及填寫，即成為中國戲曲界僅次於張伯駒、吳祖光的右派分子，成為章伯鈞伸向中國京劇界的”罪惡黑手“。

禍之來臨，疾如迅雷。

批判葉盛蘭的大會，每次都是組織規模盛大，有四五百人蔘加。從梅蘭芳、歐陽予倩往下數，京劇名伶幾乎無一缺席。中央文化部數位部級領導親臨會場。文化部一位副部長代表文化部的大會講話，給葉盛蘭定為“是戲曲界從鬧個人名利走向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典型，京劇界裏最危險的右派分子和黑暗勢力和封建把頭的餘孽…也是比較全面的反面教員”這個定，令所有人暗自心驚。因為戴在葉盛蘭頭上的，就不單是右派分子的帽子了。他的罪惡，也不單是與大右派章伯鈞的聯繫。眾人皆知的“富連成”科班歷史，令人羨慕的班主身份、金光燦爛的名角生涯、龐大親密的家族關係、紛繁複雜的社會往、行之有效的江湖行規，都被製作成為政治反動、思想反動、歷史反動、社會關係反動的四大，驟然打壓到他的身上。

我算了算，1957年的葉盛蘭是四十三歲。風華正茂，比年輕有為的儲先生還年輕啊，像珍稀之花，正紅也正好。珍稀之花從盛開到凋零，刮一陣狂風或下一場暴雨便足夠了。他是個藝人，藝人向來靠直覺、靠、靠經驗觀察事物並取得認識。僅從這個角度看葉盛蘭“反黨”言行，他的見地已達到了一定的深度。葉盛蘭自覺而頑強地維護中國傳統藝術，並認為當時制訂的“戲改”政策和舉措太不合理。他説:“京劇來源於民間，它上過野台子，也進過宮廷，但不是什麼戲都進宮廷。它生長和延續的土壤依舊是民間。這麼些演員，能給統治者唱的又有幾個人呢？觀眾還是人民呀！改革不能是推翻了重來，而是該改的才改，優良的何苦得動它呢？”對付葉盛蘭的辦法就是叫“富連城”科班的成員和葉氏家族的親友反水背叛。

第一個表態，也不得不站出來表態的自然是梅蘭芳。他是中國京劇院院長，也就是葉盛蘭所説——一個“有職無權”人。梅蘭芳簡短的發言為“有職無權”做了批駁的解釋。儘管是批判會，梅蘭芳發言依舊語調温和，一口一個“盛蘭、盛蘭”地稱呼，依舊長者氣質，堅守大家風範。他特別表明自己並非“有職無權”説“凡屬我院重大問題，都經過我的參與和同意。國家同時為了保持我的舞台藝術青，為了滿足國內外觀眾的要求，為了給我較充分的時間來整理我的藝術經驗，才使我不過多地擔負繁重的行政工作，這本來是很自然的事，有什麼可以大驚小怪呢？盛蘭這樣亂講，引起許多誤會，是完全不應該的。”人的本和本，在任何時候都能顯現出來，雖説這種顯現有時是很隱晦的。當場，梅蘭芳便難以掩飾自己批判葉氏家族的無奈，説:“對於盛蘭、盛長，我們不能不和他們劃清界限，給以堅決的反擊。但是對於他們二人，還是要挽救…我懇切地希望他們趕緊回頭。我因為有西北演出的任務，明天就要出發了。我願意在千里之外聽到你們‘子回頭金不換’的好消息。”第二個必須站出來表態的是蕭長華。他既屬於“富連城”也屬於葉氏家族親友，還是中國戲曲學校的副校長。他本不想參加批鬥葉盛蘭的大會。但人家告訴他:“局長派自己的車來接您，可在外面等着呢！”能不去嗎？他去了。去了還不行，他還必須講話。他説，葉盛蘭、葉盛長兩個右派分子，一個掛帥，一個急先鋒，要篡奪京劇院的領導，把共產黨趕走，恢復舊戲班…提到“富連成”和葉善，他聲音哽咽，不覺淚下，責怪葉氏弟兄不忠不孝，埋怨自己怎麼不早一點死呢！他一再規勸道:“唉，人非聖賢，孰能無過，可是要知過就改。走錯了道兒，及早回來。苦海無邊，回頭是岸，快上救生船吧！你們已然一身泥了，裏外好好洗洗吧。好好代過去，也好叫我那死去的葉二哥（指葉善）在九泉之下瞑目長眠。”蕭長華的發言充滿對英才敗落的痛惜，這痛之聲、惜之情，動了許多人。

一個既是“富連成”科班出身，又與葉家有親戚關係的名藝人，批判葉盛蘭的會連續開了兩天，頭天沒出席，故一上來先聲明昨天的批判會未能參加是因病缺席。接着就開門見山地談自己與葉家的關係，他説:“在舊社會我就和葉家兄弟劃清了界限，離了家庭關係。因為他們待我的妹妹。我妹妹重着身子（指懷孕）。但那是小事，今天的事大，是政治問題，我要和葉盛蘭、葉盛長等人劃一道新的界限。”講到自己與“富連成”的關係，他明確地説:“我的藝術不是從‘富連成’學的，我是在我家跟我父親學，後來又拜了餘叔巖，我才有今天。”此外，他還揭發了一個事實:“鳴放”期間，葉盛蘭曾説“我報仇的子到了”——話少分量足，有如當年揭發葛佩琦“喊着要殺共產黨”一樣。

“富連成”出科的名淨裘盛戎，也是必須站出來的。他的發言題目是《葉盛蘭，人民在等待你回頭，懂不懂？》。裘盛戎説:“黨還在等你，一直沒有給你登報。右派分子有幾個沒登報的？你心中也有數。一直在團結等待，遷就你，你不懂啊！”他還以親身經歷揭發“富連成”的“罪惡”説:“我想談談學戲的想。我過去一天演過八齣戲，在本館子‘行戲’（行會戲的簡稱，指戲班為工商業、公會等行業部門的演出）、‘燈晚’（即夜戲）演了三出，又在‘堂會’演出五出。我就這樣一天演了八齣戲…解放後，黨照顧了我，教育了我。我的房子是和譚（富英）先生排了一出《將相和》後買的。這説明是黨給了我房子，給了我老婆孩子。”裘盛戎説的是事實。他紅得晚；即使紅了，也不像梅蘭芳、馬連良挑班，掙大錢。裘盛戎的結束語就像銅錘花驗的唱腔一樣揚:“張華（武丑演員）説沒了京劇這個劇種，也要走社會主義道路。我説，沒了整個戲曲界，我們也要走社會主義道路。”上台揭發批判的，不下數十人。從名演員到汽車司機，應有盡有。從革命老區過來的，又身為黨員的一位老生演員憤怒揭發葉盛蘭先後拉攏楊寶森（老生演員）、李盛藻（老生演員）進劇院，以排擠打擊自己的事實。他發言的另一個重點是葉盛蘭在朝鮮戰場問演出的表現。因為他是按照黨的指示要求照料葉盛蘭，每打洗臉水、打洗腳水、鋪牀、掃牀、找電爐子做飯。二人天天相處，寸步不離。這樣他就“積累”了這方面的寶貴材料。他説“葉盛蘭到朝鮮戰場問演出，動機是為了個人，便於取得政治資本和更多的權力和利益。”接着，便詳細羅列葉盛蘭的惡劣表現:如何貪生怕死，挑肥揀瘦。想演出才演出，不想演出就不演出。志願軍開歡問團大會，首長獻旗，他不接；請他講話，他説肚子疼。軍人們想與他合影，他也不幹。別人接了旗，他又不高興。走路不坐大卡車，非要小汽車等等。赴朝問團返回國內作總結，在候車室裏，葉盛蘭對自己説:“你回去問問主席，葉盛蘭過了鴨綠江算不算落後？我對得起你們共產黨。”應該説，這位演員揭發的每個事實都是殺葉盛蘭的優質子彈。

葉盛蘭已經大紅大紫的時候，杜近芳還是一個連自己親生父母都不知道是誰的小姑娘。世事難料，滄海桑田。如果沒有政權的更迭，他與她不會在一起；如果不建立一所國家級的京劇院（即中國京劇院），他與她不會在一起；如果他不參加這個國家級京劇院，他與她不會在一起；如果他不是小生，她不是旦角，他與她不會在一起。但是，他與她在一起了，而且是幾十年地在一起——一起在中國京劇院唱戲，一起唱生旦戲，一起唱才子佳人戲。他演呂布的話，她就是貂蟬；她演白娘子的話，他就是許仙；她演李香君，他就是侯朝宗；她演陳妙常，他就是潘必正；他演梁山伯，她就是祝英台。總之在古代題材的戲裏，他們是相愛的一對。即使在現代戲《白女》裏，他們也還是相愛的一對，一個演喜兒，一個扮大。其實，他們之間的糾葛也像一本大戲“大戲”裏有深深的情，也有多多的恨。

京劇界的人都知道，旦行演員是非常多的，優秀的旦角演員也不在少數。要不然，怎麼一下就齊刷刷地有了“四大名旦”（即梅蘭芳、尚小云、程硯秋、荀慧生），後來，又齊刷刷地有了四小名旦（即李世芳、世來、張君秋、宋德珠）呢？可要找上個好小生演員，那就難了。京劇界直到現在都在鬧“小生荒”所以，杜近芳進了中國京劇院，能遇上葉盛蘭，那是她的造化。從此，杜近芳的表演因有“中國第一小生”的同台、配合與提攜，而進入一個新的階段、新的層面、新的境界。葉盛蘭的文戲武戲，都讓人產生美。扮上呂布是呂布，扮上週瑜是周瑜，決不雷同。與旦角合作演才子佳人戲，軟點的旦角真能叫他這個俊美無比的小生給比下去。所以，自身條件很不錯的杜近芳非常努力，力求在舞台上能與他楚漢對峙、旗鼓相當。杜近芳遇到表演藝術上的問題，也多向“四叔”（即葉盛蘭）請教。於是，杜近芳迅速躥紅。同行都説，是葉四爺（盛蘭）培養了她。那時的她，也沒站出來否認這個説法。與中國第一小生長期搭檔，哪個旦角演員不羨慕，連霸氣十足的言慧珠都動心。

平素他與她也很親密，倆人能説心裏話。這種親密，同行也認可。要知道:這是江湖，是戲班，不是寺廟軍營。

從中國京劇院建院開始，劇院領導就組織政治學習，強調藝人進行思想改造的重要和必要。葉盛蘭對此頗為反，他是我行我素，想來就來，想走就走，説休息就休息，説生病就生病。

1952年，他們一起赴朝問演出。從朝鮮回國，葉盛蘭深自己很難適應集體生活。私下裏，他對杜近芳説:“我對得起共產黨，在這裏（指中國京劇院）我受不了。”過了幾天，他決定不離開中國京劇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