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九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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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氏世以儒史稱，不以文藻為事，唯伸及系子兆有文才，登進士第，然不為文士所譽。與柳氏、沈氏父子相繼修國史實錄，時推良史，京師雲《蔣氏曆》，士族靡不家藏焉。

柳登，字成伯，河東人。父芳，肅宗朝史官，與同職韋述受詔添修吳兢所撰《國史》；殺青未竟而述亡，芳緒述凡例，勒成《國史》一百三十卷。上自高祖，下止乾元，而敍天寶後事，絕無倫類，取捨非工，不為史氏所稱。然芳勤於記注，含毫罔倦。屬安、史亂離，國史散落，編綴所聞，率多闕漏。上元中坐事徙黔中，遇內官高力士亦貶巫州，遇諸途。芳以所疑中事，諮於力士。力士説開元、天寶中時政事，芳隨口志之。又以《國史》已成，經於奏御，不可復改，乃別撰《唐歷》四十卷，以力士所傳，載於年曆之下。芳自永寧尉、直史館，轉拾遺、補闕、員外郎，皆居史任，位終右司郎中、集賢學士。

登少嗜學，與弟冕鹹以該博著稱。登年六十餘，方從宦遊，累遷至膳部郎中。元和初，為大理少卿，與刑部侍郎許孟容等七人，奉詔刪定開元已後敕格。再遷右庶子，以衰病改秘書監，不拜，授右散騎常侍致仕。長慶二年卒，時九十餘，輟朝一，贈工部尚書。弟冕。

冕，文史兼該，長於吏職。貞元初，為太常博士。二年，昭德王皇后之喪，論皇太子服紀。左補闕穆質請依禮週期而除，冕與同職張薦等奏議曰:準《開元禮》，子為母齊衰三年，此王公已下服紀。皇太子為皇后喪服，國禮無聞。昔晉武帝元皇后崩，其時亦疑太子所服。杜元凱奏議曰:“古者天子三年之喪，既葬除服。魏氏革命，亦以既葬為節。故天子諸侯之禮，嘗已具矣，惡其害己而削去其節。今其存者唯《士喪禮》一篇，戴勝之記錯雜其內，亦難以取正。皇太子配二尊，與國為體，固宜卒哭而除服。”於是山濤、魏舒並同其議，晉朝從之。歷代遵行，垂之不朽。

臣謹按實錄，文德皇后以貞觀十年九月崩，十一月葬，至十一年正月，除晉王，治為幷州都督。晉王即高宗在籓所封，文德皇后幼子，據其命官，當已除之義也。今請皇太子依魏、晉故事，為大行皇后喪服，葬而虞，虞而卒哭，卒哭而除，心喪終制，庶存厭降之禮。

事下中書，宰臣召問禮官曰:“《語》雲:‘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今豈可令皇太子衰服侍膳，至於既葬乎？準令，羣臣齊衰，給假三十即公除。約於此制，更審議之。”張薦曰:“請依宋、齊間皇后為父母服三十公除例，為皇太子喪服之節。”三十公除詣於正內，則服墨慘，歸至本院，衰麻如故。穆質曰:“杜元凱既葬除服之論，不足為法。臣愚以為遵三年之制則太重，從三十之變太輕，唯行古之道，以週年為定。”詔宰臣與禮官定可否。宰臣以穆質所奏問博士，冕對曰:“準《禮》，三年喪，無貴賤一也。豈有以父母貴賤而差降喪服之節乎？且《禮》有公門齊衰，《開元禮》皇后為父母服十三月，其稟朝旨，十三而除；皇太子為外祖父母服五月，其從朝旨，則五而除。所以然者，恐喪服侍奉，有傷至尊之意也。故從權制，昭著國章，公門衰，義亦在此，豈皆為金革乎？皇太子今若抑哀，公除墨慘朝覲，歸至本院，依舊衰麻，酌於變通，庶可傳繼。”宰臣然其議，遂命太常卿鄭叔則草奏，以冕議為是。而穆質堅執前義，請依古禮，不妨太子墨衰於內也。宰臣齊映、劉滋參酌羣議，請依叔則之議，制從之。及董晉為太常卿，德宗謂之曰:“皇太子所行周服，非朕本意，有諫官橫論之。今計之，即禮官請依魏、晉故事，斯甚折衷。”明年冬，上以太子久在喪，合至正月晦受吉服，以其年十一月釋衰麻，以及新正稱慶。有司皆論不可，乃止。

六年十一月，上親行郊享。上重慎祀典，每事依禮。時冕為吏部郎中，攝太常博士，與司封郎中徐岱、倉部郎中陸質、工部郎中張薦，皆攝禮官，同修郊祀儀注，以備顧問。初，詔以皇太子亞獻終獻，當受誓戒否，冕對曰:“準《開元禮》有之，然誓詞雲‘不供其職，國有常刑’，今太子受誓，請改雲‘各揚其職，肅奉常儀’。”上又問升郊廟去劍履，及象劍尺寸之度，祝文輕重之宜，冕據禮經沿革聞奏，上甚嘉之。

冕言事頗切，執政不便之，出為婺州刺史。十三年，兼御史中丞、福州刺史，充福建都團練觀察使。冕在福州，奏置萬安監牧，於泉州界置羣牧五，悉索部內馬五千七百匹、驢騾牛八百頭、羊三千口，以為監牧之資。人情大擾，期年，無所滋息，詔罷之。以政無狀，詔以閻濟美代歸而卒。子璟，登進士第，亦以著述知名。

璟，寶曆初登進士第，三遷監察御史。時郊廟告祭，差攝三公行事，多以雜品；璟時監察，奏曰:“準開元二十三年敕，宗廟大祠，宜差左右丞相、嗣王、特進、少保、少傅、尚書、賓客、御史大夫。又二十五年敕，太廟五享，差丞相、師傅、尚書、嗣、郡王通攝，餘司不在差限。又元和四年敕，太廟告祭攝官，太尉以宰相充，其攝司空、司徒，以僕、尚書、師傅充，餘司不在差限。比來吏部因循，不守前後敕文，用人稍輕。請自今年冬季，勒吏部準開元、元和敕例差官。”從之。再遷度支員外郎，轉吏部。開成初，換庫部員外郎、知制誥，尋以本官充翰林學士。

初，璟祖芳於譜學，永泰中按宗正譜牒，自武德已來宗枝昭穆相承，撰皇室譜二十卷，號曰《永泰新譜》，自後無人修續。

璟因召對，言及圖譜事，文宗曰:“卿祖嘗為皇家圖譜，朕昨觀之，甚為詳悉。卿檢永泰後試修續之。”璟依芳舊式，續德宗後事，成十卷，以附前譜，仍詔户部供紙筆廚料。五年，拜中書舍人充職。武宗朝，轉禮部侍郎，再司貢籍，時號得人。子韜亦以進士擢第。

沈傳師，字子言，吳人。父既濟，博通羣籍，史筆尤工，吏部侍郎楊炎見而稱之。建中初，炎為宰相，薦既濟才堪史任，召拜左拾遺、史館修撰。既濟以吳兢撰《國史》，以則天事立本紀，奏議非之曰:史氏之作，本乎懲勸，以正君臣，以維家邦。前端千古，後法萬代，使其生不敢差，死不妄懼。緯人倫而經世道，為百王準的；不止屬辭比事，以系月而已。故善惡之道，在乎勸誡；勸誡之柄，存乎褒貶。是以《秋》之義，尊卑輕重升降，幾微彷彿，雖一字二字，必有微旨存焉。況鴻名大統，其可以貸乎？

伏以則天皇后，初以聰明睿哲，內輔時政，厥功茂矣。及弘道之際，孝和以長君嗣位，而太后以專制臨朝；俄又廢帝，或幽或徙。既而握圖稱籙，移運革名，牝司燕啄之蹤，難乎備述。其後五王建策，皇運復興，議名之際，得無降損。必將義以親隱，禮從國諱，苟不及損，當如其常，安可橫絕彝典，超居帝籍？昔仲尼有言，必也正名，故夏、殷二代為帝者三十世矣，而周人通名之曰王；吳、楚、越之君為王者百餘年，而《秋》書之為子。蓋高下自乎彼，而是非稽乎我。過者抑之，不及者援之，不為弱減，不為僭奪。握中持平，不振不傾，使其求不可得，而蓋不可掩，斯古君子所以慎其名也。

夫則天體自坤順，位居乾極，以柔乘剛，天紀倒張，進以強有，退非德讓。今史臣追書，當稱之太后，不宜曰“上”孝和雖迫母后之命，降居籓邸，而體元繼代，本吾君也，史臣追書，宜稱曰“皇帝”不宜曰“廬陵王”睿宗在景龍已前，天命未集，徒稟後製，假臨大寶，於倫非次，於義無名，史臣書之，宜曰“相王”未宜曰“帝”若以得失既往，遂而不舉，則是非褒貶，安所辨正，載筆執簡，謂之何哉？則天廢國家歷數，用周正朔，廢國家太廟，立周七廟。鼎命革矣，徽號易矣，旂裳服，既已殊矣！今安得以周氏年曆而列為《唐書》帝紀？徵諸禮經，是謂亂名。且孝和繼天踐祚，在太后之前，而敍年制紀，居太后之下；方之躋僖。是謂不智，詳今考古，並未為可。

或曰:班、馬良史也，編述漢事，立高後以續帝載，豈有非之者乎？答曰:昔高後稱制，因其曠嗣，獨有分王諸呂，負於漢約，無遷鼎革命之甚。況其時孝惠已歿，孝文在下，宮中二子，非劉氏種，不紀呂后，將紀誰焉？雖雲其然，議者猶為不可，況遷鼎革命者乎？

或曰:若天后不紀，帝緒缺矣，則二十二年行事，何所繫乎？曰:孝和以始年登大位，以季年復舊業，雖尊名中奪，而天命未改，足以首事，足以表年，何所拘閡，裂為二紀？昔魯昭之出也，《秋》歲書其居，曰“公在乾侯”且君在，雖失位，不敢廢也。今請並《天后紀》合《孝和紀》，每於歲首，必書孝和所在以統之，書曰某年正月，皇帝在房陵，太后行某事，改某制云云。則紀稱孝和，而事述太后，俾名不失正，而禮不違常；名禮兩得，人無間矣！其姓氏名諱，入宮之由，歷位之資，才藝智略，年辰崩葬，別纂錄入《皇后傳》，列於廢后王庶人之下，題其篇曰“則天順聖武后”雲。

事雖不行，而史氏稱之。

德宗初即位，鋭於求理。建中二年夏，敕中書、門下兩省，分置待詔官三十員，以見官前任及同正試攝九品已上，擇文學理道、韜鈐法度之深者為之，各準品秩給俸錢，廩餼、幹力、什器、館宇之設，以公錢為之本，收息以贍用。物論以為兩省皆名侍臣，足備顧問，無勞別置冗員。既濟上疏論之曰:臣伏以陛下今之理，患在官煩，不患員少；患在不問，不患無人。且中書、門下兩省常侍、諫議、補闕、拾遺，總四十員，及常參待制之官，有兩人，皆備顧問，亦不少矣。中有二十一員，尚闕人未充，他司缺職，累倍其數。陛下若謂見官非才，不足與議，則當選求能者，以代其人。若務廣聰明，畢收淹滯，則當擇其可者，先補缺員。則朝無曠官，俸不徒費。且夫置錢息利，是有司權宜，非陛下經理之法。今官三十員，皆給俸錢，幹力及廚廩什器、建造宇，約計一月不減百萬，以他司息例準之，當以錢二千萬為之本，方獲百萬之利。若均本配人，當復除二百户，或許其入。反覆計之，所損滋甚。當今關輔大病，皆為百司息錢，傷人破產，積於府縣。實思改革，以正本源。又臣嘗計天下財賦耗篸之大者，唯二事焉:最多者兵資，次多者官俸。其餘雜費，十不當二事之一。所以黎人重困，杼軸猶空。方期緝熙，必藉裁減。今四方形勢，兵罷未得，資費之廣，蓋非獲已。陛下躬行儉約，節用愛人，豈俾閒官，復為冗食？籍舊而置，猶可省也，若之何加焉？陛下必以製出不可改，請重難慎擇，遷延寢罷。

其事竟不得行。既而楊炎譴逐，既濟坐貶處州司户。後復入朝，位終禮部員外郎。

傳師擢進士，登制科乙第，授太子校書郎、鄠縣尉，直史館，轉左拾遺、左補闕，併兼史職。遷司門員外郎、知制誥，召充翰林學士。歷司勳、兵部郎中，遷中書舍人。恬退無競，時翰林未有承旨，次當傳師為之，固稱疾，宣召不起，乞以本官兼史職。俄兼御史中丞，出為潭州刺史、湖南觀察使。入為尚書右丞。出為洪州刺史、江南西道觀察使，轉宣州刺史、宣歙池觀察使。入為吏部侍郎。太和元年卒，年五十九，贈吏部尚書。

初，傳師父既濟撰《建中實錄》十卷，為時所稱。傳師在史館，預修《憲宗實錄》未成，廉察湖南，特詔齎一分史稿，成於理所。

有子樞、詢，皆登進士第。

詢歷清顯，中書舍人、翰林學士、禮部侍郎。鹹通中，檢校户部尚書、潞州長史、昭義節度使。為政簡易，本恬和。奴歸秦者，通詢侍者，詢將戮之未果；奴結牙將為亂，夜攻府第，詢舉家遇害。

史臣曰:前代以史為學者，率不偶於時，多罹放逐，其故何哉？誠以褒貶是非在於手，賢愚輕重系乎言，君子道微，俗多忌諱，一言切己，嫉之如仇。所以峘、薦坎壈於仕塗，沈、柳不登於顯貫，後之載筆執簡者，可以為之痛心！道在必伸，物不終否，子孫藉其餘祐，多至公卿者，蓋有天道存焉！

贊曰:褒貶以言，孔道是模。誅亂以筆，亦有董狐。邦家大典，班、馬何辜？懲惡勸善，史不可無。

部分譯文於休烈，河南人氏。高祖于志寧，貞觀年間任左僕，為十八學士之一。父於默成，任沛縣令，早逝。於休烈天忠誠，機警聰慧。自幼好學，善做文章，與會稽賀朝、萬齊融及延陵包融為文詞朋友，一時都很著名。應舉進士，又應制策‮試考‬登科，授秘書省正字之職。屢次升遷至右補闕、起居郎、集賢殿學士，調任比部員外郎、郎中。楊國忠任宰相時，排擠不依附自己的人，於休烈被調出京師任中部郡太守。

時值安祿山叛亂，肅宗即位，於休烈自中部奔赴皇上行宮，被擢升拜給事中。又調任太常少卿，知禮儀事，兼修國史。肅宗自鳳翔還京，振作神，聽納諫議，曾對於休烈説道:“君主的一舉一動必定記錄，是傑出的史官。如果朕有過失，卿是否要記錄？”於休烈回答道:“禹、湯能批評自己的過失，因此然興盛。有德行的君主，不忘規勸己身過失，臣極力慶賀不已。”此時中原動盪顛覆，典章喪失殆盡，無史籍文獻可供檢尋。於休烈啓奏道:“《國史》一百零六卷，《開元實錄》四十七卷，《起居注》連同其他書籍三千六百八十二卷，一併收藏在興慶宮史館。京城被賊攻陷後，盡遭焚燒。而且《國史》、《實錄》，皆聖朝重大典籍，編撰已久，如今並無刻本。伏望下詔御史台查勘史館藏書之來源，令府縣徵收尋訪。有人從別處收得《國史》、《實錄》，如送官府，重金收購併賞賜。若是史官收得，則赦免其瀆職之罪。得一部者越級授給官位，得一卷者賞絹十匹。”數月之內，僅收得一兩卷。前任編修史官工部侍郎韋述陷入賊中，滯留東京，到這時便將其家所藏《國史》一百一十三卷呈送官府。

肅宗因太常寺鐘磬自隋代以來，所傳送五音，有時不協調，乾元初年對於休烈説:“古時聖人創作演奏音樂，用以應合天地之和諧、陰陽之順序，則人不夭折，物不疵癘。而金石絲竹，是演奏音樂的器具。近來親自祀郊廟，每聽懸樂演奏，皆覺宮商五音不全，有時鐘磬之音失調。可盡將鐘磬送來，朕當在宮內親自校正。”太常寺集合樂工檢驗調試數，審察瞭解樂器之差錯，然後命人重新鑄造磨刻。及至製作完畢，皇上臨殿親自試驗敲擊，皆合於五音，羣臣稱賀。

於休烈隨即調任工部侍郎、修國史，進獻《五代帝王論》，皇上甚為稱讚。宰相李揆恃才自誇而嫉妒賢能，因於休烈修撰國史與自己平列，便嫉恨他，奏請他任國子祭酒，暫且留在史館從事修撰以貶低他。於休烈安然自處，毫不介意。傳統禮儀，改元之初年冬至，百官不在光順門朝賀皇后，乾元元年(758)，張皇后要行接受百官朝賀之禮。於休烈奏道:“《周禮》有受封之男子朝拜人主、受封之婦人朝拜女君的規定。自顯慶以來，則天皇后開始實行這一禮儀。當天，命婦又朝拜於光順門，與百官混雜相處，極為失禮。”肅宗便下詔停止這次朝賀。

代宗即位，審察鑑定官員之優者，宰臣元載稱讚於休烈，於是拜於休烈為右散騎常侍，仍舊兼修國史，隨即又加授禮儀使，調任工部侍郎。又改任檢校工部尚書，兼判太常卿事，正式拜工部尚書，接着又封東海郡公，加授金紫光祿大夫。在朝前後三十餘年，歷任清要之職，家中沒有些微積蓄。為人恭儉温良仁慈，從未以喜怒形於顏。而親賢下士，提攜後進，雖位崇年高，卻無半點厭倦之意。一心沉浸於研習古代典籍，手不釋卷，直至生命終結。大曆七年(772)去世，年八十一。有文集十卷刊行於世。嗣子於益，次子於肅，相繼任翰林學士。

當年天，於休烈之韋氏去世。皇上因於休烈父子儒雅著稱，特別降詔追贈韋氏為國夫人，下葬派給儀仗鼓吹。及至聽説於休烈去世，追思痛悼許久，褒獎追贈尚書左僕，賜給助喪用絹百匹，布五十段，派遣謁者內常侍吳承倩去宅第宣旨問。儒者所受之恩寵，少有能與之相比的。於肅官至給事中。於肅之子名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