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世祖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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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要談世祖遺詔罪己者共十四款，開宗明義，即以"漸習漢俗"自責:朕以涼德，承嗣丕基，十八年於茲矣。自親政以來，紀綱法度，用人行政，不能不仰法太祖太宗謨烈，因循悠忽，苟且目前，且漸習漢俗，於淳樸舊制，有更張，以致國治未臻，民生未遂，是朕之罪一也。

以下兩款是自罪太后生前，子道不終；太后萬年之後，不能服三年之喪，少抒太宗賓天，未服縗絰之憾:朕自弱齡，即遇皇考太宗皇帝上賓，教訓撫養，唯聖皇太后慈育是依，隆恩罔極，高厚莫酬，唯朝夕趨承，冀盡孝養，今不幸子道未終，誠悃未遂，是朕之罪一也。皇考賓天時，朕止六歲，不能服衰絰，行三年喪，終天抱憾，唯侍奉皇太后，順志承顏，且冀萬年之後，庶儘子職，少抒前憾，今永違膝下，反上廑聖母哀痛，是朕之罪一也。

按:此當是未經大改的原文。因為人生修短有數，大限一至，非人力所能挽回，所以子道不終，悲痛有之，何足自責？唯有應養親而逃禪，則是不孝之罪。以上第一款對整個滿洲，第二、三款對父母，於是第四款:宗室諸王貝勒等，皆系太祖太宗子孫，為國藩翰，理宜優遇，以示展親，朕於諸王貝勒等，晉接既疏，恩惠復鮮，以致情誼暌隔，友愛之道未周，是朕之罪一也。

這是對宗室，照文氣看，刪而未改。"友愛之道未周"下，應有從今連彌補的機會亦沒有了，方成自罪的罪狀之一。以下兩款，可以確信是大改特改，甚至是新增之文:滿朝諸臣，或歷世竭忠，或累年效力，宜加倚托，盡厥猷為，朕不能信任，有才莫展。且明季失國，多由偏用文臣，朕不以為戒，而委任漢官，即部院印信，間亦令漢官掌管，以致滿臣無心任事，力懈弛，是朕之罪一也。

朕夙好高，不能虛己延納，於用人之際，務求其德與己相侔，未能隨才器使，以致每嘆乏人；若捨短錄長，則人有微技，亦獲見用，豈遂至於舉世無才，是朕之罪一也。

以上兩款，撫滿員；其下一款，獨責劉正宗，疑為保留的末命:設官分職，唯德是用；進退黜陟，不可忽視。朕於廷臣中，有明知其不肖，不即罷斥，仍復優容姑息。如劉正宗者，偏私躁忘，朕已悉於心，乃容其久任政地，誠可謂見賢而不能舉，見不肖而不能退，是朕之罪一也。

按:自明末延續的南北之爭，至順治初變本加厲，而主之者一為馮銓，一為劉正宗。劉與方拱乾因指認南朝的偽太子王之明一案，結怨更深。辛酉科場案，為劉正宗所煽動縱，用以荼毒南士，而尤在傾陷方家子。鄧文如《清詩紀事》雲:正宗當國，有權之目，丁酉科場之獄，為其一手把持，與慎水火。自負能詩，力主歷下，與虞山、婁東異幟。擠二陳一死一謫，而獨得善終。其詩筆力甚健，江南人選詩多不及之，門户恩怨之見也。

"慎"為復社支派之一，丁酉案中有名的吳漢槎，即慎中人。"歷下"指王漁洋；"虞山、婁東"指錢牧齋、吳梅村；二陳一為方以智的兒女親家陳名夏，一為吳梅村的兒女親家陳之遴。

按:丁酉科場案以劉正宗本心，牽涉南闈或北闈的南士，恨不得置之死地；賴小宛之力，徙已屬從輕發落。其後必又以小宛之言，自覺過苛，而又受劉正宗之，因而在順治十七年，以魏裔介、季振宜之劾，嚴辦劉正宗。《清史列傳·貳臣傳》:(順治)十六年，上以正宗器量狹隘，終詩文自務，大廷議論，輒以己意為是，雖公事有誤，亦不置念，降旨嚴飭，並諭曰:"朕委任大臣，期始終相成，以愜簡拔初念，故不忍加罪，時加申戒；須痛改前非，移朕優容恕過之意。"十七年二月，應詔自陳乞罷，不允。六月，左都御史魏裔介、浙江道御史季振宜，先後奏劾正宗陰險欺罔諸罪，命"明白回奏"。正宗以"衰老孤蹤，不能結黨，致攖誣劾"自訟。下王、貝勒、九卿、科道會刑部提問。正宗反覆申訴，裔介與振宜共質之。

結果罪名成立，皆經對質；王公大臣會奏，列其罪狀:正宗前自陳，不以上諭切責己罪載入疏內，裔介所劾是實。(其一)董國祥為正宗薦舉，以降黜之員外越授郎中，後坐賄徙，正宗不引罪檢舉，裔介與振宜所劾是實。(其二)裔介劾正宗，知李昌祚系叛案有名，累擬內升，今訊稱姓名相同，但前此不諳察究，有意朦朧是實。

正宗弟正學，順治四年投誠復叛，為李成棟參將，七年復投誠，裔介暗囑巡撫耿焞題授守備，正宗回奏，只稱正學因擒獲逆犯，敍功題授，不言從叛情事，飭非諱罪是實。

裔介劾正宗與張縉彥同懷叵測之心，縉彥為正宗作詩序，詞句詭譎，正宗聞劾，即刪毀其序，誑雲未見，其欺罔罪實應絞。

奏入，從寬免死，革職逮奪詔命，籍家產一半歸入旗下，不許回籍。

按:劉正宗一案特為列入遺詔，可信其為原文。其時滿洲、蒙古及漢大臣之隸屬於北派者，已經聯結成一條陣線，對江南的高官、士紳及地方百姓展開無情的打擊與剝削；但其時還不便明着痕跡，所以仍保留了這一款。

國用浩繁，兵餉不足，而金花錢糧，盡給宮中之費，未嘗節省發施，及度支告匱，每令會議，諸王大臣未能別有奇策，止議裁減俸祿，以贍軍餉，厚己薄人，益上損下，是朕之罪一也。

這一款也可能是原文，亦確是世祖應自責之罪，與下兩款應合併而論。

經營殿宇，造作器具，務極工，求為前代後人之所不及，無益之地，靡費甚多，乃不自省察，罔體民艱，是朕之罪一也。

端敬皇后於皇太后克盡孝道，輔佐朕躬，內政聿修，朕仰奏慈綸，追念賢淑，喪祭典禮，過從優厚，不能以禮止情，諸事逾濫不經，是朕之罪一也。

按:世祖在衝幼時，受孝莊及太宗舊臣之教，以嬉遊為晦，作出明朝武宗、熹宗的模樣，示無大志，俾免多爾袞猜忌。及至多爾袞既死，世祖已成了一名超級紈絝，習不易改變，順治十年以後，既以方孝孺等江南世家子弟作為文學侍從，出入必偕；復又得小宛為妃，因而徹底漢化，而實為徹底江南化，飲食服御、園林車馬，無不極端講究。聲犬馬，四字俱全，復又佞佛，以致靡費無度。此中還包含着遺民志士極大的一個計劃在內，西施沼吳差足比擬，當在談康熙時記論，此不贅。

祖宗創業，未嘗任用中官，且明朝亡國只因委任宦寺，朕明知其弊，不以為戒，設立內十三衙門，委用任使，與明無異，以致營私作弊更逾往時，是朕之罪一也。

以上言端敬之喪及任用宦寺，可確信非原文，此亦正是孝莊及四輔——顧命四大臣力謀改革的重點。按:內十三衙門設立於順治十年六月底，當時有一上諭，首歷數各朝任用宦官之失，而在"歷觀覆轍，可為鑑戒"之下，一轉而為:但宮役使此輩，勢難盡革，朕酌古因時，量為設置，首為乾清宮執事官，次為司禮監、御用監、內官監、司設監、尚膳監、尚衣監、尚寶監、御馬監、惜薪司、鐘鼓司、直殿局、兵仗局。滿洲近臣與寺人兼用。

較之明朝的十二監、四司、八局，雖少了八個衙門，但重要部門完全保留，所刪除的監、司、局，恰恰正是上諭開頭所謂"不過閽闥灑掃使令之役"，如明朝的"寶鈔司"，如顧名思義，以為印製銀票、錢票之類，那就錯了，一檢《明史·職官志》，會啞然失笑——寶鈔司"掌造細草紙"，明宮太監、宮女數萬，太監小解的姿勢與常人殊，亦須用草紙，由於草紙的消耗量特大，所以特設"司"管理製造。又有"混堂司"，職司為"掌汰浴"，俗稱浴池為"混堂"即由此來。如有這些衙門，反而貶低了宦官制度的"尊嚴"，刪之反顯得權重。

於此可知，前面斥宦官，以及後面的告誡，"不許"這個，"不許"那個，完全是杜反對者之口的具文。可注意的是"滿洲近臣與寺人兼用"這句話。自來研清史者，對於十三衙門的興發，頗有申論，但常忽略了這"兼用"的一句話。所謂"滿洲近臣"即上三旗包衣。但上三旗包衣又何肯以太監自居，而況生理、心理及生活習慣不同，亦難共事。我研究上三旗包衣所組織的內務府，發現跟宦官相爭的事實甚多，而合作的跡象極少，一個是順治十八年二月十五，世祖既崩一月有餘以後，革十三衙門的上諭中，有這樣一段話:"乃知滿洲佟義、內官吳良輔，陰險狡詐，巧售其，熒惑欺矇，變易祖宗舊制，倡立十三衙門"；以及最後"吳良輔已經處斬，佟義若存，法亦難貸"。知佟義早已伏法，而此人顯然就是上三旗的包衣，他的職位應該是"乾清宮執事官"，為內十三衙門的首腦；而吳良輔應該是司禮監的秉筆太監。

另一個跡象是，在明詔革十三衙門的同一天，遣送國師玉林南歸，年譜中有"欽差內十三道惜薪司尚公相送"。這尚公當是尚可喜之子。尚可喜有一子名三傑，後來當過內務府大臣；但以年齡而論，可能是尚可喜的次子尚三孝，早期的漢軍，亦算"滿洲近臣"。

至於佟義，是否佟養一家，不得而知；不過"滿洲近臣"亦可解釋為上三旗的侍衞。但不論侍衞亦好，包衣亦好，都只是為宦官集團所利用。十三衙門通過了乾清宮執事官這條直接上達於帝的途徑，便可挾天子以令諸侯，凡屬於宮中的一切事務，徑取中旨而行。世祖既為一名超級紈絝，亦樂得有這樣一個簡便的指揮系統，予取予攜，盡情揮霍，"經營殿宇，造作器具，務極工，求為前代後人之所不及"，僅是揮霍一端而已，此外巡幸遊宴，佞佛佈施，漏卮尚多，加以太監從中侵漁，益成不了之局。

按:自漢朝以來，財政制度即有內外之分，國庫自國庫，內府自內府。天子敗家之道有三:一黷武；二巡幸遊觀，土木興作；三佞佛好道。除了用兵須國庫支出以外，二、三兩種靡費，大致皆出於內府，不是太糊塗的皇帝，稍加節制，而又無大征伐，財政上的危機不會太深刻。但看世祖罪己所説，"國用浩繁，兵餉不足，而金花錢糧，盡給宮中之費"云云，則內外不分，揮霍國庫，危亡可以立待；世祖不死，清祚必促。乃一死而局面頓改，此真有天意在內；當然這也是孝莊主持之功，康熙對祖母的純孝，確是有由來的。

《湯若望傳》中有一段説:順治自這個時期起，愈久愈陷入太監之影響中。這一種下賤人民，當在朝代更替的時期，俱都被驅逐出宮，成千成百地到處漂泊，而這時卻漸漸又被一批一批收入宮中，照舊供職。這樣被收入宮中而又重新紮築巢的太監，竟有數千名之多。這些人使那些喇嘛僧徒，復行恢復他們舊的權勢。還要惡劣的，是他們誘引慾本來就很強烈的皇帝，過一種放縱逸生活。

以上敍述，合兩事為一事，乃《湯傳》作者對材料未能充分了解消化所致。所謂兩事，一事即十三衙門設立以後，"重新紮築巢的太監，竟有數千名之多"，此為順治十年下半年以後的事；另一事即榮親王之薨，對世祖的情緒為一大打擊，"自這個時期起"，即指此而言。榮親王的殯葬，還引發了一場新舊派之間的政治爭鬥。

《湯若望傳》:關於這位皇子殯葬的情形，在以後繼續數年的歷史中，是我們還不得不屢屢提及的。欽天監內所設之一科，應行按照舊規則，規定殯葬正確地點與吉利之時刻。這一件事情是這一科裏辦理了的，並且還向朝中上有一份呈報。可是這次殯葬儀式是歸滿籍之禮部尚書恩格德之所辦理，他竟敢私自更改殯葬時刻，並且假造欽天監之呈報。於是這位太子便被在一個不順利的時刻裏安葬。這樣便與天運不合了，因此災殃竟要向皇室降臨。這位太子母后的不久崩殂，就是頭一次所發生不吉利之事件。此外還有其他兩件死亡事件繼續發生，這兩次事件是我們馬上就要敍述的。並且最後甚至皇帝晏駕也都歸咎於這次殯葬的舛錯。

按:《清史稿·湯若望傳》:康熙五年，新安衞官生楊光先叩閽，進所著《摘謬論》《選擇議》，斥湯若望十謬，並指選擇榮新王葬期，誤用洪範五行，下議政王等確議。議政王等議:歷代舊法，每十二時，分一百刻，新法九十六刻。康熙三年立候氣，先期起管，湯若望妄奏氣已應參觜二宿，改調次序，四餘刪去紫炁。天祐皇上歷祚無疆，湯若望只進二百年曆。選擇榮親王葬期，不用正五行，反用洪範五行，山向年月，並犯忌殺，事犯重大…自是廢新曆不用。聖祖既親政，以南懷仁沿理曆法，光先譴黜，時湯若望已前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