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86章華皇訓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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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之所以要在此時向中國主動挑起戰爭，無非是三個原因，一是本海軍實力強大，足以讓本立在不敗之地；二是中國正處於新舊替的時期，國內政治和各種軍政力量錯複雜，地方分裂勢力和前朝遺留勢力層出不窮，局勢混亂；三是新的中華帝國正面臨着岌岌可危的財政危機中。

此外，中國在未來十年中的軍政力量都必然是向着統一和強大的方向快速發展，一旦錯過現階段的這個機會，本將再也無能力干涉中國。

戴季陶曾經寫過一本《本論》，在其擔任孫逸仙秘書時期曾與時任本內閣首相的桂太郎有過四次私下會晤，談時間長達15至16第186章華皇訓政個小時，其中，桂太郎如此説:如果能解決英國統治印度的問題，則本不愁沒有移民和貿易地區，本也就不用再考慮侵略中國的政策。

雖然本在東京審判期間否認有過這樣的會晤，但是人證物證俱在，事實證明本謀圖侵略中國是在1913年之前就已經存在的長期政策，而從這樣的談話中也可以證明，本侵略中國之原動力來自於“移民和貿易的壓力”1908年之時的本總人口是4280萬，人均耕地2。1畝，1910年突破4349萬，預計在1925年，人均耕地就將跌破1。7畝的標準，此時的本將無法實現糧食的自給自足，工業發展所需要的農產品在1902年開始就需要大幅從國外購買，如果不能順利成為工業國，如果不能大量佔有外國殖民地，不能向外大量移民，這就意味本將死於貧困。

相比於中國，本的危機壓力更大，這就迫使本不得不一次又一次的賭國運反正不賭也是坐以待斃。…帝國的第一臨時憲法還是遲遲未能第186章華皇訓政通過，但在中戰爭的陰霾之下，各種工作已經緊急加速，第一屆以光復會、新政強國會、立憲會、nzhu黨、維新進步會為主體的帝國zhōngyāng國會的總名單已經提前出台來自全國各地的國會議員陸續抵達京師。

由於事態緊急和通不便，各地國會議員採取電報投票的方式臨時通過了《臨時訓政約法》，在《中華帝國第一臨時憲法》通過之前，提前承認宋彪為帝國皇帝，先授予皇帝訓政權，從法理上為宋彪訓政掃除了障礙。

雖然在速度上有點緩慢，但宋彪的每一步都堅持按照法律的程序在走，不給可能的政敵任何挑剔之處。

《臨時訓政約法》為次即刻生效的法案緊急通過後的第二天，宋彪就在西海塔園的光復閣召開訓政會，十四名內閣大臣全體出席。

訓政。

所謂“訓政”即“訓導監政”之意，即便沒有正式登基為皇帝，也沒有通過臨時憲法正式獲得國會的承認，宋彪手握訓政權便能高於內閣，指揮內閣。

他畢竟是皇帝，並不參與內閣會議，這種情況就很像是的遠東財團的年會。…，因為是帝國的第一次訓政會，同時面臨着本的軍政外的兩方面的緊迫壓力內閣大臣們都顯得異常緊張。

此前章炳麟設計了一種過於隆重的訓政會禮節規格鑑於形勢的緊迫和訓政的迫切，宋彪選擇將訓政會的禮儀規格降低只是身穿着帝國陸海軍大統帥的常軍裝出席訓政會，坐在長會議桌的正首席位，內閣總理大臣唐紹儀坐在他的左側第一席外務大臣坐在左側第二席，陸軍部大臣舒方德坐在他的右側第一席，海軍部大臣程璧光坐在右側第二席，其他依次類推。

zhōngyāng會議桌外圍的左右兩側各有另外一排會議桌，內閣辦公廳、國家海警總局、税務總局、海關總署的內閣大臣則坐在這一席位上。

在全員抵達後，宋彪才在內侍官的陪同下出席，在皇帝進入訓政廳之前，各位內閣成員已經起身，見到皇帝便統一躬身行禮，等待宋彪坐在席位上，諸位才重新坐下來雖然是訓政，嚴格意義上，宋彪身為君主立憲制的皇帝並無必要説太多的話，但他還是先開口和諸位説道:“此為帝國第一次的訓政會，又面臨軍的嚴峻威脅，民族存亡旦夕，國運榮辱難料，希望諸位能同心協力，與國家共存亡，與朕和國民共榮辱。”聽着這樣的一番話，身為總理大臣的唐紹儀只覺得肩膀上的壓力沉重無比，他起身再躬身行禮，道:“請陛下放心，臣等必將生死置之度外，不惜一切代價保全國家疆域和尊嚴，絕不割讓一寸國土，絕不出讓一分國利。”其他諸位大臣只能也再次起身行禮，大家沉默無語，似乎唐紹儀所説的就是每個人的內心話。

在本的迫之下，中國和中華民族的命運確實已到了最為危急的時刻，勝則國家統一，偉大復興指可待，敗則國家分裂，民族繼續沉淪，繼續要被外國列強壓迫和殘害。

宋彪此刻還不能在這樣的會議上公開説“肯定是要開戰”之類的話，他也不想多説其他的話，示意諸位大臣坐下來繼續開會。

會議行程一切按照原先的預定進行，唐紹儀先開始談財政危機的問題。

中華帝國的第一任總理註定是一位過渡總理，要帶領中國從舊官僚體系走向新zhèngfu體系，唐紹儀則是一位從舊官僚體系中走出來的新派知識分子和新派官僚，在税務、通商、海關、外、開墾、省政等方面都有很不錯的表現，從政經驗豐富，也是從基層一步步磨礪到一省巡撫的新舊替時期的特殊官僚，絕對要比革命派的宋教仁、黃興、陶成章、蔡元培等人更適合主持zhōngyāng內閣總理的工作。

如果沒有意外，宋彪在原則上會支持這位總理走完十年的兩屆任期，但不會更久，身為皇帝，宋彪不會支持其他人和他分享這個時代的領袖權威。

唐紹儀的舊官僚生涯起步於天津税務衙門，這是他的一個重要優勢，對於zhèngfu的財政和税收工作他的理解是非常深入的。

在財政大臣張康仁和税務總局局長歐陽錫的幫助下，唐紹儀提前整理了一份關於新zhèngfu財政危機的全面報告，以沙俄帝國為重要的參照物，按照常規來計算，如果中國按畝正常收取每年10%的農業税，平均每畝地的農業税可達到1。2銀圓，全國統計14億畝耕地則可以帶來16。8億銀圓的税收，約合1。6793億英鎊。…，幅員遼闊，耕地面積龐大是新帝國最為重要的優勢。

即便將全國的農業税調低到1/15的6。67%水平（這是絕無可能之事），以及考慮税收徵收過程中的豁免、疏漏、人為過錯等等問題，國家的農業税也不應該低於7。85億銀圓，同時考慮zhōngyāng和地方各省在農業税上的3:7分成，zhōngyāng財政的農業税總額也不應該低於2。35億銀圓，而往年清zhèngfu的農業税總額的zhōngyāng收入僅有五千萬兩銀子。

這裏面足以説明很多問題。

然而，這一點並不是zhōngyāng財政危機的主要因素，主要因素是地方財政的混亂，各省獨自為政和府縣一級官員的缺失導致了税收工作的荒廢，使得1910年的税收未能有效入zhōngyāng。

依據税務機關在各省的摸底調查，事實證明在大多數的地區，去年的税收並沒有停收，各地所謂的革命軍還是大量徵税，乘機擴充兵力，地方團練、保安團也紛紛以各種名義徵税，zhōngyāng所推行的厘金雜税取消政策不僅未能得到推行，各地農民所承擔的税收反而較之去年有所增加。

即便在北方和江浙地區有所減少，減少的幅度還是未能達到zhōngyāng的標準，如此鉅額的賦税則大幅落入地方各種小型私人武裝的手中。

唐紹儀説了很多問題，最後的結論就是想要清理zhōngyāng財政問題，必須大幅度清理國內遍及各地的小武裝，無論對方打着何等旗號，不管是光復革命，還是自治革命，不管是保安隊，還是團練，一概要予以打擊，各地要追查税務，爭取將去年各地徵收的税務突擊提上來，哪怕是按照分税制，也必須確保三千萬白銀的zhōngyāng財政增收。

唐紹儀是很着急的，他必須儘快解決zhōngyāng財政危機，即便此前通過查封清zhèngfu户部、內務府庫銀和滿清權貴財產得到了大約一千六百萬兩白銀的資產，此外又和遠東銀行拆借的四千萬銀圓貸款外，zhōngyāng國庫實際上並無餘錢，完全是靠發行貨幣來解決財政危機。

各省新軍的軍餉開支，各地官員和zhèngfu常開支都讓內閣zhèngfu舉步維艱，同時還要面對一場即將到來的大規模的舉國戰爭，唐紹儀這段時間是急得兩鬢斑白。

宋彪並不急於説話，他一直是很沉默的聽唐紹儀主持zhōngyāng內閣會議，聽着各位內閣大臣表述現階段的各種困難問題，焦點還是集中在地方小武裝過多和税收工作混亂不堪兩個領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