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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就説到“五四”我一九八六年去美國漪佳的康奈爾大學，因那裏有個很美的湖，所以這音譯名實在是恰當。另一個譯得好的是意大利的翡冷翠，也就是我們現在説的佛羅倫斯。我去這個名城，看到宮邸教堂用綠紋大理石，原來這種顏的大理石是這個城市的專用，再聽它的意大利語發音，就是翡冷翠，真是佩服徐志摩。

當年胡適之先生在漪佳的湖邊坐卧，提出“文學革命”而文學革命的其中之一項是“白話文運動”立在這湖邊，不想起自己心中長久的一個疑問:中國古典世俗小説基本上是白話，例如《紅樓夢》，就是大白話，為什麼還要在文學革命裏提倡白話文？

我的十年學校教育，都是白話文，小學五年級在課堂上看《水滸》入，書被老師沒收，還要家長去談話。《水滸》若是文言，我怎麼看得懂而入？

原來這白話文，是為了革命宣傳，例如標語，就要用民眾都懂的大白話。胡適之先生後來説“共產黨裏白話文做得好的，還是澤東”就講到點子上了。

初期的新文學白話文學語言，多是半文半白或翻譯體或學生腔。例如郭沫若的文字，一直是學生腔。

我想對於白話文一直有個誤會，就是以為將白話用文字記錄下來就成白話文了。其實成文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白話文白話文，白話要成為“文”才是白話文。

“五四”時期做白話文的三四者的顛倒處在於小看了文，大看了白話文藝腔。

舉例來説，電影《孩子王》的一大失誤就是對話採用原小説中的對話，殊不知小説是將白話改造成文，電影對白應該將文還原為白話，也就是口語才像人説話。北京人見面説“吃了嗎您？”寫為“您吃飯了？”是入文的結果。你們再去讀老舍的小説，其實是將北京的白話處理過入文的。

我看電影《孩子王》，如坐針氈，後來想想算它是製作中無意得之的風格，倒也統一。

推而廣之“五四”時期的白話文亦可視為一種時代的風格。

再大而視之，當今有不少作家拿捏住口語中的節奏，貫串成文，文也就有另外的姿式了，北京的劉索拉寫《你別無選擇》、《藍天綠海》得此先機。

轉回原來的意思，單從白話的角度來説，我看新文學不如同時的世俗文學，直要到張愛玲才起死回生。先前的魯迅則是個特例。

説魯迅是個特例，在於魯迅的白話小説可不是一般人能讀懂的。這個懂有兩種意思，一是能否懂文字後面的意思，白話白話，直白的話“打倒某某某”就是字表面的意思。

二是能否再用白話複述一遍小説而味道還在。魯迅的小説是不能再複述的。也許因為如此，魯迅後來特別提倡比白話文更進一步的“大眾語”魯迅應該是明白世俗小説與新文學小説的分別的，他的母親要看小説，於是他買了張恨水的小説給母親看，而不是自己或同一營壘裏的小説。

“鴛鴦蝴蝶派”的初期名作，徐枕亞的《玉梨魂》是四六駢體，因為受歡，所以三十年代顧羽將它“翻”成白話。

新文學的初期名作，魯迅的《狂人記》，篇首為文言筆記體，記是白話。我總覺得裏面有一些共同點，就是轉型適應，適應轉型。

56“五四”時代還形成了一種翻譯文體，也是轉了很久的型，影響白話小説的文體至巨。

初期的翻譯文句頗像外語專科學校學生的課堂作業，努力而不通，連魯迅都主張“硬譯”我是從來都沒有將他硬譯的果戈裏的《死魂靈》讀過三分之一，還常俗説為“死靈魂”我是主張與其硬譯，不如原文硬上，先例是唐的翻譯佛經，凡無對應的，就音譯，比如“佛”音譯很大程度上等於原文硬上。前面説過的本詞，我們直接拿來用，就是原文硬上，不過因為是漢字形，不太突兀罷了。

翻譯文體還有另外的問題，就是翻譯者的漢文字功力，容易讓人誤會為西方本典。賽林格的《麥田守望者》，當初美國的家長們反對成為學生必讀物，看中譯文是體會不出他們何以會反對的。《麥田守望者》用王朔的語言翻譯也許會接近一些“守望者”就是一個很規矩的英漢字典詞。

中譯文裏譯《麥田守望者》的口為“他媽的”其中的“的”多餘，即使“他媽”亦應輕讀。漢語講話，髒詞常常是口頭語，主要的功能是以弱讀來加強隨之的重音，形成節奏，使語言有神。

節奏是最直接的染與説服。你們不妨將“他媽”弱讀，説“誰他媽信哪！”聽起來是有染力的“誰信哪！”加上“的”節奏就亂了。

翻譯文體對現代中文的影響之大，令我們幾乎不自覺了。中文是有節奏的，當然任何語言都有節奏，只是節奏不同，很難對應。口語裏“的、地、得”不常用，用起來也是輕音，寫在小説裏則字面平均，語法正確了，節奏常常就消失了。

中國的戲裏打單皮的若錯了節奏，台上的武生甚至會跌死，文字其實也有如此的險境。

翻譯家裏好的有傅雷翻巴爾扎克，汝龍翻契訶夫，李健吾翻福樓拜等等。《聖經》亦是翻得好，有樸素的神，有節奏。

好翻譯體我接受，翻譯腔受不了。

沒有翻譯腔的我看是張愛玲，她英文好，有些小説甚至是先寫成英文，可是讀她的中文，節奏在，魅力當然就在了。錢鍾書先生寫《圍城》，也是好例子，外文底子深藏不，又會戲仿別的文體，學的人若體會不當，徒亂了自己。

你們的英語都比我好，我趁早打住。只是順便説一下，中國古典文學中，只在詩裏有意識。話題扯遠了，返回去講“五四”57對於“五四”的講述，真是汗牛充棟，不過大體説來，都是一種講法。

我八五年在香港的書店站着快速翻完美國周策縱先生的《五四運動史》，算是第一次知道關於“五四”的另一種講法。我自小買不起書，總是到書店去站着看書，所以養成個駝背水蛇，是個腐朽文人的樣子。

八七年又在美國讀到《曹汝霖一生之回憶》，算是聽到當年火燒趙家樓時躲在夾壁間的人的説法。

總有人問我你讀過多少書，我慣常回答沒讀過多少書。你只要想想幾套關於中國歷史的大部頭兒鉅著，看來看去是一種觀點，我怎麼好意思説我讀過幾套中國歷史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