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婚姻與戰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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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爭開始時，阿西莫夫的應徵等級是“2b”這意味着他無須擔心被選上。

“b”代表他的健康狀況，因為近視眼，他沒能得“a”

“2”代表他不在優先之列，因為他在海軍造船廠為戰爭工作着。儘管如此，1944年與1945年的大部分時間，阿西莫夫都是在忐忑不安中度過的。他的創作才能似乎也因此而凍結了相當長一段時間。大部分時間裏，他本無法令自己寫出點什麼。

儘管他當時神緊張，創作困難，他還是寫出了被許多人認為是他力作之一的《騾子》。這部作品後來成為《基地三部曲》的基石。當他靜下心來寫作時，靈又回到了他的身邊。這部作品充分反映了當時縈繞他心中的問題。《騾子》中隨處可見軍隊的影子，同時，這部作品中還塑造了兩個主角——一對年輕夫婦。這在阿西莫夫的作品中是罕見的。

在那令他神經緊張的時期，他得參加系列體檢，去各種委員會接受人伍資格評判。得到“1a”便意味着得隨時待命，這是他最害怕的。為避免這樣事情的發生，他想盡了一切辦法。在人伍的一次目力測驗中，醫生讓他讀出屋子那頭測試板上的字母，他以“克羅奇·馬克思”式的幽默問道:“什麼測試板？”儘管阿西莫夫不是個綏靖主義者，但他認為，動用武力是最落後的，是解決爭端最無效的方式。在他的作品中，我們所看到的英雄不到萬不得已是絕不會訴諸武力的，他總是在作品中倡導消極抵抗。在他看來，二戰所牽扯的誰是誰非已是很清楚的了，他堅信必須阻止希特勒。同時，他也不是懦夫。他從不主動使用暴力，但一旦覺得自己受到不公正的待遇時，他也會採取果斷行動。晚年時，他面對無理之舉總是義憤填膺。他通常總是通過法律來討回公道，但有一次，如果不是被人拉住，他差點接了一個傲慢而又不知悔改的司機。這名司機竟闖進他的車裏，威脅他的孩子。阿西莫夫有他自己的法令:“暴力是無能者最後的避難所。”但像許多人一樣，必要之時，他也能證明自己是無能的。

如果徵兵名單上有他，那他就得拋下在紐約的子及家人，被派往地球上的某個遙遠的地方，還不知要呆多久。一想到這些，他就惶惶不可終。他幼稚地為子發愁，並不知道他不在時，子將得到政府資助。他最不願想的就是自己孤零零一人在外。

從1944年到1945年11月間的18個月中，阿西莫夫都在為逃避兵役奮鬥着。由於最高年齡限制是26歲，他得拖到1946年2月2才能躲過。

1945年5月歐洲戰事結束。1945年8月美國在本投下兩顆原子彈，遠東的戰爭也停止了。海軍造船廠也相對鬆懈下來。阿西莫夫與一羣科學家、技工一塊兒仍在繼續工作，但要求已不是那麼嚴，這樣他就能經常回紐約，有時還請假回去。他利用這一機會與徵兵委員會拖時間。如果他在紐約，他便假稱自己正在賓夕法尼亞體檢；如他在賓夕法尼亞，他則稱自己在紐約體檢。這一招似乎還管點用，但阿西莫夫最終還是沒能躲過。距到齡僅剩2個月，他正在與杰特魯德一起在紐約時，他收到了自己最害怕得到的“1a”通知書，人伍時間定在10月26。即便如此，他還是以需要很多的時間處理個人事情為由，設法將時間拖到了11月1。但此後他再無計可施。他當了兵，近期的前途也已決定了。

阿西莫夫痛恨在軍隊中的每一刻時間。他每時每刻都在想着如何能下軍裝，每時每刻都在渴望着回到杰特魯德身邊。他還懷念在實驗室裏與同事們一起工作時的情景。儘管海軍造船廠是個軍事機構，但他是在實驗室工作，與同事的關係也不錯。軍營對他來説則是個完全陌生的地方。

在賓夕法尼亞參加了入伍儀式後，阿西莫夫成了一個士兵。接下來的又是一次體檢。當天晚上，他被送上了火車，奔赴馬里蘭州巴爾的摩附近的一個陸軍基地米德堡。阿西莫夫到極為孤獨。讀看他本人關於這段抑鬱生活的記載，讓人既同情他又厭煩他幼稚的心態。他不能適應所處的環境，從一開始似乎就打定主意要採取不合作的態度。他在軍營中沒有幾個朋友，至少一直到他退役時都是這樣，這次經歷他一無所獲。顯然，自他接到入伍通知書那刻起，他的態度就是:“好吧，如果你們不顧我的反對強迫我去，我除了非幹不可的事外決不會多幹點。”在抵達米德堡的頭天晚上，阿西莫夫就因對一名下士無禮而被通報批評。他很快學會了管住自己的嘴，意識到自己在學校的那套油嘴滑舌在這裏是行不通的。在米德堡度過的第一個晚上是他人生中的一個最低點。他竟想家想得直犯惡心。他覺得自己離家有100萬里，再也見不到杰特魯德與家人了。他唯一的安是現在不用真的去打仗了。他發現這天正好是星期五晚上，便決定去軍中的教堂參加安息禱告。他從不信教，一直是個徹底的理主義者；他很清楚，人在最脆弱的時候最易接受宗教的影響。他在教堂裏唱着讚美詩，試圖忘掉一切。他唱得那麼大聲，還跑了調，牧師只好過來問他是否願意領唱。他不能想象自己領唱會是怎樣一種情形，因此便改成了默唱。

新兵到後沒幾天，便接受了一系列的心理測試，其中有一項是軍事情報測試，被稱為“agct”阿西莫夫令駐地的每個人都大吃了一驚。他竟得了160分，這是駐地心理學家給過的最高分。一般人的agct成績都在100分偏上點，阿西莫夫的160分使他立刻被同伴及上司奉為“天才”幾個月後，他才知道，那不同尋常的分數令上司意識到他在軍中將一無所用，本不用他。他在答卷方面可能是個天才，但卻連左右腳都分不清。

數年後，阿西莫夫聽到此事時很是憤憤不平，不是因為他不同意上司對他的看法，而是因為如果他早就知道他們是這麼想的，那他在體能訓練當中就不用那麼緊張了。

繼米德堡之後，阿西莫夫與其他一些新兵一起被送到了紐約南300公里的弗吉尼亞州利兵營，在那接受為期4個月的體能訓練。在那兒，他遇到了一系列令他極為不快的事。有生以來第一次，他得與別人一塊洗澡。阿西莫夫對自己的體型毫無信心，而且天生厭惡男的身體。據他的朋友説，他後來與眾多女人發生關係時，對自己的身體很是。他的一位情人透，與女人在一起時，阿西莫夫從未赤身體過，因為他自知體型不佳覺得很尷尬，如果對方是個年輕漂亮的女人，那他就更不自在了。因為憎惡自己及別的男人的身體，阿西莫夫覺得每天例行公事的集體淋浴極難適應。另外，他還得忍受與別人一起上廁所這樣的恥辱，這比公共淋浴更令他痛恨。為了能獨自享用廁所，他養成了凌晨3點起牀的習慣，但即使起那麼早，廁所裏也總是有人。

他痛恨軍隊的體能訓練，思念遙遠的親人，痛恨之深與思念之切幾乎達到了同一程度。阿西莫夫向來不喜歡體育活動。因為吃不上杰特魯德的美味飯菜，他的體重漸漸減了下來，但身上仍至少多出25磅的肥，還屬於超重之列。對他來説，體能訓練簡直就是對他神與體的摧殘。像對待軍旅生活的其他許多方面一樣，他以一種不合作的態度對待訓練。

阿西莫夫發現，儘管得參加訓練、測試、練與閲兵，但還是有許多時間可供自己支配。他在營地呆了很長一段時間後，才知道那個有藏書頗豐的圖書館。他給亨納恩寫信，給海軍造船廠的一位朋友羅納德·梅爾寫信，給約翰·坎貝爾、斯普雷格·德·坎普及父母寫信，並以每天一封的頻率給杰特魯德寫信。當時，杰特魯德已搬回紐約父母的家中。杰特魯德偶爾才給丈夫去封信。阿西莫夫稱，當時，她正忙着給父親新開的公司——亨利紙箱公司幫忙。亨利·布魯格曼是在戰爭結束時開的這家公司，當時陷入了困境。布魯格曼先生病倒了，約翰·布魯格曼正在服兵役，偏偏員工又忙中添亂，提出了不合理的加薪要求。擔子全落到了杰特魯德的肩上，她得維持着這個從一開始就搖搖墜的小企業。從阿西莫夫本人對當時情形的記載來看，杰特魯德對丈夫的思念顯然不像他對她那樣深切。但這也是情有可原的，為了維持父親的公司，她得一天忙到晚。顯然，在與阿西莫夫共同生活的早期，杰特魯德對生活的態度更為務實，更善於吃苦耐勞。她敢於面對現實，並總是努力把事情辦好。

在利兵營裏呆了幾周後，1945年12月初，阿西莫夫首次獲許回家度週末。他自然選擇了紐約，搭便車先到華盛頓，而後踏上了開往紐約的列車。旅途花了將近一天的時間，直到後半夜，他才抵達紐約。杰特魯德已從亨利公司空出來，夫婦倆在紐約的一個小旅館裏過了一夜。週，阿西莫夫又不得不早早踏上了歸途。他必須在天黑前返回駐地。

回到利兵營後不久，阿西莫夫在圖書室裏的一大發現扭轉了他的軍旅生涯。在那兒，他看到了一條關於允許從事研究的化學家退役的命令。在此後的幾個月中，他想方設法企圖使上司明白，他就是個從事研究的化學家，應該允許他返回哥倫比亞大學。不料，上司們對阿西莫夫企圖退役的請求置若罔聞。在上司們眼中，他是個公認的膽小鬼，一個沒有勇氣面對自己職責的人。他們不能想象，這個智商高得可笑、傲慢無禮的傢伙竟然不願意呆在偉大的美國軍隊中，簡直是軍人的恥辱。數月過去了，阿西莫夫在閒餘的時間裏讀遍了圖書室裏的書。儘管上司的意見明擺在那兒，他卻奇怪地確信，自己的願望最終一定能實現。因此，他改變了態度，決定充分利用自己的時間。他很快就發現圖書館裏的打字機可供使用。每分鐘90個單詞的打字速度使他得到了駐地辦公室的青睞。很快，他就被提升為駐地的打字員，並獲得了重新開始寫作的機會。

即將返家的信念起了他的創作靈，阿西莫夫寫出了機器人短篇《證據》，後來被收人《我是機器人》專集中。

1946年初，人伍後的第三個月，阿西莫夫差點幹出一件對不起杰特魯德的事。在一次為軍人舉辦的舞會上，他結識了一位姑娘，並把她帶回了住的地方，但事到臨頭，他又打了退堂鼓，找個藉口逃回了軍隊駐地。他後來才知道，如果第二天搭頭班車返回，他將因早點名遲到而被處以擅離職守的罪名，自己真是太走運了。

事後不久，他被調到了另一個駐地，早還鄉的希望被戲劇地擊得粉碎。起初，他並不知道要去哪兒，他胡亂猜想着，歐洲？遠東？似乎哪兒都有可能。結果很快就宣佈了，去夏威夷。沒有比這更糟糕的地方了！

3月3，他們起程，6抵達加利福尼亞西海岸的斯通曼兵營。1946年3月6，他們搭乘“海斯總統號”開赴夏威夷。這是阿西莫夫第一次離開美國本土。拋開他3歲時來美國的那次不算，這也是他初次乘船。他們最初駐紮在瓦胡島。從後來來看，這是他軍旅生涯中最愉快的一段時期。一天到晚，除了尋思為什麼把他們派到夏威夷外，士兵們無事可幹。阿西莫夫發現當地居民很友好，景更是美得驚人。他在島上四處遊覽，盡情享受。他最大的遺憾莫過於自己是被迫在此服役，而不是與杰特魯德一起在此度假。

阿西莫夫很快清楚了他們來這兒的目的。因為受過專業的科學教育，他也算是“專家”了。他將與其他一些科學家一起被派往比基尼島，參加一項代號為“跨越行動”的聯合計劃。該計劃的目標是爆炸一枚原子彈並研究其效應。這是轟炸廣島與長崎後的首次原子彈試驗。

5月13，他收到杰特魯德的一封信，説她這個月未能按期收到每月50美元的軍屬補貼，經查詢，被告知她丈夫即將退役。阿西莫夫馬上投入了對此事的調查。他不厭其煩地向一名又一名的軍官詢問此事，直至找到負責此項計劃的指揮官。阿西莫夫給他看了子的信，並解釋了情況。這名軍官並不知曉阿西莫夫為離開軍隊所採取的種種舉措，問他是否真的曾申請過退役。阿西莫夫説是的。軍官略微想了一下，上下打量了阿西莫夫幾眼，嘆了口氣説:“‘跨越行動’太重要了，我們不能讓隨時都有可能退役的人蔘加。”他從桌上拿起一張退役表格，馬上開始填寫。由於華盛頓方面的財務差錯而使杰特魯德的補貼被裁，從而使阿西莫夫輕易退伍，這是他絞盡腦汁都沒能想到的，他簡直不能相信自己的好運氣。離軍艦開赴比基尼島僅有數天時，他接到了無條件退役的通知。同伴們尚未抵達試驗基地，他就已登上了返回加利福尼亞的飛機。

這是阿西莫夫唯一的一次飛行經歷。因為是上級命令，他無法違抗。6月5，他回到紐約，結束了7個月的軍旅生涯。據他的記記載，他已有101天或2418個小時未見到杰特魯德了。在紐約一下火車便見到她，是到那時為止他所經歷過的最幸福時刻。

由於阿西莫夫隨時都可以重返哥倫比亞大學繼續他的研究工作，1946年秋，他又回到了那裏。但在靜下心來搞研究之前，他和杰特魯德不得不花整個夏天的時間在紐約找了個合適的住處。當時，阿西莫夫對金錢尤為上心，雖然靠寫作賺了一小筆錢，也有學校的助學金，但他們還是沒有安全，仍覺得不足。軍隊給了他一筆錢讓他重新開始學業，但錢數是按服役期限定的，他只不過才服役半年多，當然得不到多少錢。

阿西莫夫一生之中都對錢患得患失，甚至在靠寫作賺了數百萬美元，生活得極為富裕後，他仍一如既往地為錢擔心。他的這種憂患意識源於童年時代的艱辛及家人的價值觀對他的影響。初到美國時是個窮光蛋，他害怕再過那種苦子。這種深蒂固的恐懼始終伴隨着他——這是出身貧賤的許多成功人士共有的恐懼。如果他認為價錢還能講下來，那麼，多花一分錢都讓他心疼不已。他幾乎不允許自己或杰特魯德稍稍揮霍一下，享受點小奢侈，讓子過得好些。在年輕而又貧困的歲月中，他對物質奢侈品沒什麼興趣。

在退役後的6個月中，他與杰特魯德搬了好幾次家。1946年9月底，他返回了哥倫比亞繼續從事研究工作。那時，他們住在布魯克林的迪恩街，地方很小，僅比一間半的屋子稍大一些，房租為每月70美元，在阿西莫夫看來，貴得簡直有點離譜。

初回學院時，他工作起來比較吃力。在他離開的子裏，課題研究有了大發展，為儘快趕上，他得看大量的新書與新資料。他喜歡這種挑戰並很快趕了上去，再次展示了自己的學得快的天才。多森教授又成了他的導師，兩人很快恢復了戰前那種愉快而又富有創造的合作。

此時重返哥倫比亞的阿西莫夫，已不再是11年前那個初入校園時害羞、孤僻的男孩了，那個既自大又內向，呆頭呆腦，毫無靈氣的少年已消失得無影無蹤。重新於1946年9月邁入校門、又很快找回自信的阿西莫夫，已是個26歲的已婚博士研究生，去外地工作過，當過兵，還到過夏威夷。他的成使他與多森教授的關係更為融洽，與研究生班同學的關係也要比大學時代好得多。現在，他可以全身心地投入到了學業中，再也不用為了給店裏幫忙而乘地鐵匆忙往家趕了。

在多森教授指導下，阿西莫夫的博士研究進展順利。有許多次他遇到了困難，但都在導師的指點下又走出了津。多森是個責任心強、樂於助人的教授。他一邊從事自己的研究，一邊盡心盡力地幫助學生。他發現阿西莫夫是個天才的理論型化學家，但動手能力差，於是盡力幫助他，督促他沿着正確的方向發展。在他的影響下，阿西莫夫克服了種種弱點。

按照博士生課程安排，阿西莫夫還得主持研討會，偶爾也開辦些講座。多森與其他幾位教授參加了他的首次講座。阿西莫夫雖然緊張但仍表現得很出。多森當時便意識到，艾薩克有種罕見而又可貴的天才，能將事物解釋得清清楚楚，並使聽眾獲得啓迪。正是這些早期的講座，使阿西莫夫真正產生了寫小説的同時，嘗試非小説類作品創作的念頭。

儘管搬家與重新適應學院生活令阿西莫夫忙得不亦樂乎，他並未忘記寫他的科幻小説。在寫博士論文的同時，他首次開始認真地創作一部長篇小説，這就是後來的《空中卵石》。

1948年5月，阿西莫夫獲得了博士學位。他為今後能被稱為艾薩克·阿西莫夫博士而欣喜不已，便約了多森教授及哥倫比亞的一羣朋友前往酒吧。為了慶賀，他要了杯“曼哈頓”覺不錯，又要了第二杯、第三杯、第四杯，當喝到第五杯時，酒勁發作，很快便爛醉如泥。

多森教授與其他人費了很大的勁，才把阿西莫夫送回家。雖然，阿西莫夫本人對那天晚上發生的事一點都記不起來，杰特魯德卻清楚地記得。安頓好阿西莫夫後，她在廚房裏還聽到他在醉夢中的傻笑聲，不時地還含混不清地喊道:“阿西莫夫博士！阿西莫夫博士！”得意之情與酒後的頭痛一塊逝去後，阿西莫夫回到了嚴峻的現實中。現在，他不得不離開學院謀職了。多森再次幫了他的忙。經他介紹，阿西莫夫得到了給哥倫比亞學院的愛德菲爾德教授當博士後研究助理的職位。儘管薪金微薄，但阿西莫夫還是接受了，並於1948年夏末開始了工作。但這個工作並沒能持續多久。第二年1月，愛德菲爾德教授得知他的下一年研究基金將被取消時，便通知阿西莫夫，1948—1949學年結束後，將聘不起他了。

然而，阿西莫夫運氣不錯。在1949年6月之前他必須再找一份工作，而在1949年初，一位意想不到的人物就為他提供了一個工作機會。波士頓醫學院的威廉·波依德教授已與阿西莫夫書信往來數年，兩人經常探討阿西莫夫的科幻小説。這時，他寫信來問阿西莫夫是否願意到他的系裏任助教。阿西莫夫一時拿不定主意。一方面，他在哥倫比亞的助學金即將枯竭，另一方面，他剛在紐約重新安定下來，不希望離開朋友們。是等待其他的機會還是抓住這個送上門來的晉職機遇呢？在與杰特魯德、家人及多森教授多方商量後，他接受了他們的勸説，決定去面試。

1949年2月9，阿西莫夫踏上了開往波士頓的列車。他想象着在那座陌生城市中的新生活。如果他喜歡那份工作，他將籍此與杰特魯德在那定居，開創自己的學術生涯。

面試非常順利。第二天，在返回紐約的途中，他就已經在計劃未來了。杰特魯德贊成遷居。儘管對即將離開長期生活的城市到有些茫然，但他知道，既然他在波士頓找到了工作，他就應該在那裏安家立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