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誰最會享受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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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現自己:莊子在現代生活中，如果真有哲學家的話，那麼“哲學家”這名詞已變成一個僅是社上恭維人家的名稱了。哲學家差不多是世界上最受人尊崇，同時也最不受人注意的人物。只要是一個神秘曖昧深奧不易瞭解的人物即可稱之為“哲學家”一個對現狀漠不關心的人也被稱為“哲學家”然而，後者的這種意義中還有着相當的真理。在莎士比亞的《皆大歡喜》（asyoulikeit）一劇中，丑角達士東（jouchestone）所説的“牧羊人，你也懂得一些哲學吧？”這句話就是包含後者這種意義的。從這一種意義説來，哲學僅是對事物和人生的一種普通而淺的觀念。而且這種觀念每個人多少總有一點。如果某一個人否認現實的表面價值，或不肯盡信報紙上所説的話，他就有哲學家的意味。他是一個不願被騙的人。

哲學總帶着一種如夢初醒的意味。哲學家觀察人生，正如藝術家觀察風景一樣——是隔着一層薄紗或一層煙霧的。這種看法使生硬的人生瑣事變成軟化，容易使我們看出其中的意義。至少中國的藝術家或哲學家是如此思想的。所以，哲學家和徹底的現實主義者的觀念完全相反；後者熙來攘往忙碌終，以為他的成敗盈虧，完全是絕對的、真實的。這種人真是無藥可救，他連一些懷疑的念頭也沒有，所以不能得到一個起點。孔子説:“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末如之何也已矣！”——在孔子少數而有意的詼諧語句中，這句實得我心。

我想在這章中介紹一些中國哲學家對生活圖案的觀念。他們之間的意見越是參差，越是一致地以為人類必須有智慧和過着幸福生活的勇氣。孟子的那種比較積極的人生觀念和老子的那種比較圓滑和順的觀念，協調起來成為一種中庸的哲學，這種中庸的哲學可説已成了一般中國人的宗教。動和靜的衝突，結果卻產生了一種妥洽的觀念，使人們對於這個不得完美的地上天堂也到了滿足。這種智慧而愉快的人生哲學就此產生。陶淵明——在我的心目中他是中國最偉大的詩人，有着最和諧的格——就是這種生活的一種典型。

一切中國哲學家在不知不覺中所認為最重要的問題就是:我們要怎樣去享受人生？誰最會享受人生？我們不去追求完美的理想，不去尋找那勢不可得的事物，不去窮究那些不可得知的東西；我們認識的只是些不完美的、曾死的人類的本；最重要的問題是怎樣去調整我們的人生，使我們得以和平地工作，曠達地忍耐，幸福地生活。

我們是誰？這是第一個問題。這個問題似乎是不能解答的。不過我們都已承認，我們常忙碌生活中的自我並不是完全真正的自我。在生活的追求中我們已經喪失一些東西。例如:我們看見一個人在田野裏東張西望地在尋找東西。聰明的人可以提出一個難題來讓那些旁觀者去猜猜:那個人究竟失掉了什麼東西？有的猜一隻表，有的猜一隻鑽石別針；各人有各人的猜測。聰明人其實也不知道那人失掉了些什麼，可是當大家猜不着時，他可以説:“我告訴你們吧，他失掉魂兒了。”我想沒有人會説他這句話不對。我們往往在生活的追求中忘記了真正的自我，正如莊子在一個美妙的譬喻裏所講的那隻鳥一樣，為了要吃一隻螳螂而忘記自身的危險，而那隻螳螂又為了要捕捉一隻蟬也忘了自身的危險。

莊周遊於雕陵之樊，睹一異鵲自南方來者。翼廣七尺，目大運寸。周之顙，而集於慄林。

莊周曰:“此何鳥哉？翼殷不逝，目大不睹？”蹇裳躩步，執彈而留之。睹一蟬，方得美蔭，而忘其身；螳螂執翳而搏之，見得而忘其形；異鵲從而利之，見利而忘其真。

莊周怵然曰:“噫！物固相累，二類相召也。”捐彈而反走，虞人逐而誶之。

莊周反入，三月不庭。藺且從而問之:“夫人何為頃間甚不庭乎？”莊周曰:“吾守形而忘身。觀於濁水而於清淵。且吾聞諸夫子曰:‘入其俗，從其俗。’今吾遊於雕陵而忘吾身。異鵲吾顙。遊於慄林而忘真，慄林虞人以吾為戮。吾所以不庭也。”莊子乃是老子的門生，正如孟子是孔子的門生一樣，二人都富於口才，二人的生存年月都和他們老師的距離約一百年。莊子和孟子生在同時，大約老子和孔子也在同時。可是孟子很贊成莊子人已有所亡，而哲學之任務就是去發現並去取回那些失掉了的東西這句話。據孟子的見解，以為失掉的便是“赤子之心”他説:“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孟子認為，文明的人為生活，其影響之及於人類赤子之心，有如山上的樹木被斧斤伐去一樣。

牛山之木嘗美矣。以其郊於大國也，斧斤伐之，可以為美乎？是其夜之所息，雨之所潤，非無萌櫱之生焉，牛羊又從而牧之。是以若彼濯濯也；人見其濯濯也，以為未嘗有材焉。此豈山之也哉？雖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猶斧斤之於木也；旦旦而伐之，可以為美乎？其夜之所息，平旦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則其旦晝之所為，有梏亡之矣。梏之反覆，則其夜氣不足以存；夜氣不足以存，則其違禽獸不遠矣。人見其禽獸也，而以為未嘗有才焉者。是豈人之情也哉？

情智勇:孟子最合於享受人生的理想人物，就是一個熱誠的、悠閒的、無恐懼的人。孟子列述“大人”的三種“成的美德”是“仁、智、勇”我以為把“仁”字改為情字當更為確當，而以“情、智、勇”為大人物的特質。在英語中幸虧尚有passion這個字，其用法和華語中的“情”字差不多。這兩個字起首都含有“情慾”的那種狹義，但現在都有了更廣大的意義。張説:“多情者必好，而好者未必盡屬多情。”又説:“情之一字，所以維持世界；才之一字，所以粉飾乾坤。”如果我們沒有“情”我們便沒有人生的出發點。情是生命的靈魂，星辰的光輝，音樂和詩歌的韻律，花草的歡欣，飛禽的羽，女人的豔，學問的生命。沒有情的靈魂是不可能的，正如音樂不能不有表情一樣。這種東西給我們以內心的温暖和活力，使我們能快樂地去對付人生。

我把中國作家筆下所用的“情”字譯作passion也許不很對，或者我可用sentiment一字（代表一種較温柔的情，較少急越的熱情所生的衝動質）去譯它嗎？

“情”這一字或許也含着早期漫主義者所謂sensibility一字的意義，即屬於一個有温情的大量的藝術化的人的質素。在西洋的哲學家中，除了愛默生（emerson）、愛彌爾（amiel）、瓊伯特（jonbert）和伏爾泰（voltairs）外，很少對於熱情能説些好話的人，這是奇怪的。也許我們所用的詞語雖不同，而我們所指的實是同一樣東西。但是，假如説“熱情”（passion）異於“情”（sentiment），兩者意義不同，而前者只是專指一種暴躁的衝動的情而言，那麼在中國字中便找不到一個相應的字可以代表它，我們只好依然用“情”這個字了。我很疑惑這是否就是種族脾不同的表徵？這是否就是中國民族缺乏那種侵蝕靈魂去造成那種西洋文學裏悲劇材料的偉大熱情的表徵？這可就是中國文學中沒有產生過希臘意義上的悲劇的原因？這可就是中國悲劇角在危急之時飲泣聲，讓敵人帶去了他們的情人，或如楚霸王那樣，先殺死情人，然後自刎的原因？這種結局是不會使西洋觀眾滿意的，可是中國人的生活是這樣的，所以在文學上當然也就是這樣的了。一個人跟命運掙扎，放棄了爭鬥，在事過之後，隨之在悲劇回憶中，發生了一陣徒然的後悔和想望。正如唐明皇的悲劇那樣，他諭令他的愛妃自殺，以滿足叛軍的要求，過後，便神魂顛倒地成天思念她。這種悲劇的情是在那齣戲劇結束後，在一陣悲哀中才表現出來的。當他在出狩生活中旅行時，在雨中聽見隔山相應的鈴聲，便做了那首雨霖鈴曲以紀念她；他所能看到或捫觸到的事事物物，無論是一條餘香未盡的小領巾，或是她的一個老婢，都使他想起他的愛妃，這悲劇的結束便是由一個道士替他在仙境裏尋覓她的芳魂。如此我們就在這裏看到一種漫的，如不能稱之為熱情的話，不過這熱情已變成一種圓而温和的了。所以，中國哲學家有着一種特點，他們雖卑視人類的“情慾”（即“七情”的意思），卻不卑視熱情或情本身，而反使之成為正常人類的生活基礎，甚至於視夫婦之情為人倫之本。

我們的熱情或情是隨生命而同來，無可選擇，正如我們不能擇揀父母一樣，我們不幸天生就有一種冷靜或熱烈的天，這是事實。在另一方面，沒有一個小孩是生來就是冷心的；當我們漸次失掉那種少年心時，我們才會逐漸失掉我們內在的熱情。在我們生活的某一時期中，我們熱情的天是被一種惡的環境所摧殘壓制，挫折或剝削，其所以如此，大概是由於我們沒有留意使之繼續生長，或者是我們不能從這種環境裏解出來。我們在獲取“世事經驗”的過程中對於我們的天曾多方摧殘，我們學會了硬心腸，學會了虛偽矯飾，學會了冷酷、殘忍，因此在一個人自誇他已獲得了很多的人世經驗時，他的神經顯已變成不鋭，而麻木遲鈍——此種現象尤其是在政界為最多。結果世界上多了一個偉大的“進取者”（go-getter），把別人擠在一旁，而自己爬到頂上，世界上從此多了一個意志剛強、心志堅定的人，不過情——他稱之為愚笨的理想主義或多情的東西——在他懷中的最後一些灰燼，則也漸漸地熄滅了。我很看不起這種人，這世界上冷酷心腸的人實在太多了。如果國家有一天要施行消滅那些不適於生存者的生殖機能的話，第一步，應該先把那些無道德念的人、藝術觀念陳腐的人、鐵石心腸的人、殘酷而成功的人、意志堅決一無情義的人，以及那一切失掉生之歡樂的人，一起把他們的生殖機能割掉——而不必亟亟於那些瘋狂的人和患肺癆的人。因為在我看來，一個熱情而有情的人，或許會做出一些愚蠢和魯莽的事情，可是一個無熱情也無情的人卻好像是一個笑話或一幅諷刺畫了。他跟都德（dandet）的莎復（sapho）兩者比較起來，只好算一條蟲、一架機器、一座自動機、塵世上的一點污點而已。有許多女她的一生比大腹便便的商人來得高潔。莎復雖然犯罪，但也懂得愛；我們對於那些會顯示深愛的人，應該給予較大的寬恕，無論怎樣，她從一個冷酷的商業環境中走出來的時候，總比我們周遭的那些百萬富翁懷着更熱烈的心情。對曼麗·瑪黛玲（marymagdalene）崇拜是對的。熱情和情有時免不了使我們做錯事，因而受罪是應該的。但是有許多寬容的母親因為過於縱容子女，往往因愛子之心而失掉了理智的判斷，不過她們到了老年的時候，她們一定會回憶到她們從前那種融融洽洽的家庭生活，以為比那些苛刻嚴峻的人的家庭生活來得快樂。有一個朋友曾告訴我一個故事。他説有一個年紀已七十八歲的老婦人對他説:“回溯過去的七十八年中，每想到我所做的錯事時，我還是覺得快樂的；不過又想到我的愚蠢時，我甚至到今天還不能饒恕我自己。”可是人生是殘酷的，一個有着熱烈的、慷慨的、天多情的人，也許容易受他的比較聰明的同伴之愚。那些天慷慨的人，常常因慷慨而錯了主意，常常因對付仇敵過於寬大，或對於朋友過於信任，而走了失着。慷慨的人有時會到幻滅，因而跑回家中寫出一首悲苦的詩。在中國有許多的詩人和學者就是這樣的，例如喝茶大家張岱，很慷慨地替親友出力幫忙，甚至把家產也因此花完，而結果還吃了他最親密的親友的虧；後來他把這遭遇寫成十二首詩，那詩要算是我所曾讀到過的最辛酸最悲苦的了。可是我很相信直到他老死還是那麼慷慨大量的，即使是在他很窮困的時候，有幾次幾乎窮的要餓死，也必仍然如此。我相信那些悲哀的情緒不久就會煙消霧散，而他依舊會快樂的。

雖説如此。但這種慷慨熱烈的心情須有一種哲學加以保護，人生是嚴酷的，熱烈的心不足以應付環境，熱情必須和智勇連結起來，方能避免環境的摧殘。我覺得智和勇是同樣的東西，勇乃是瞭解人生之後的產物；一而二，二而一，一個完全瞭解人生的人始能有勇。如果智不能生勇，智便無價值。智抑制了我們愚蠢的野心，使我們從這個世界的騙子（humbug）——無論是思想上的或人生上的——手中解放出來而生出勇氣。

在我們這個世界裏，騙子真是不勝其多，不過中國佛教已經把許多的小騙子歸納於兩個大騙子之中；就是名和利。據説乾隆皇帝遊江南的時候，有一次在一座山上眺望景，望見中國海上帆船往來如織。他便問他身旁的大臣那幾百隻帆船是幹什麼的，他的大臣回答道，他只看見兩隻船，一隻叫做“名”一隻叫做“利”有修養的人士也只能避免利的誘惑，只有最偉大的人物才能夠逃避名的誘惑。有一次，一位僧人跟他的弟子談到這兩種俗念的源時説:“絕利易，絕名心難。即退隱之學者僧人仍冀得名。彼樂與大眾講經説法，而不願隱處小庵與弟子作常談。”那個弟子道:“然則師傅可為世上惟一絕名心之人矣。”師傅微笑而不言。

據我的人生觀察，佛教徒的那種分類是不完全的。人生的大騙子不只兩個，而實有三個:即名、利、權。在美國慣用的字中，可以拿“成功”（success）這名詞把這三個騙子概括起來。但是有許多智者以為成功和名利的慾望實是失敗、貧窮和庸俗無聞的恐懼之一種諱稱；而這些東西是支配着我們的生活的。有許多人已經名利雙全，可是他們還在費盡心計想法去統治別人，他們就是竭一生心力為祖國服役的人。這代價常是巨大的。如果你去請一個真真的智者來，要選他做總統，要他隨時向一羣民眾帽招呼，一天中要演説七次，這種總統他一定不要做的。白賚士（jamesbryce，近代英國曆史學家和外家）以為美國民主政府現行的制度不能招致國中最優秀的人才去入政界服役。我覺得單是競選的吃力情形足已嚇退美國的智者了。從政的人頂了竭畢生心力為人羣服役的名義，一星期常須參加六次的宴會。他為什麼不坐在家裏，自己吃一頓簡單的晚餐，隨後穿上睡衣，舒舒服服地上牀去睡呢？一個人在名譽或權力的惑下，不久也會變成其他騙子的奴隸，越陷越深永無止。他不久便開始想改革社會，想提高人們的道德，想維護教會，想消彌罪惡，做一些計劃給人家去實行，推翻別人所定的計劃，在大會中讀一篇他的下屬替他預備好的統計報告，在委員會的席上研究展覽會的藍紙圖樣，甚至於想創設一間瘋人院（真厚臉皮啊！）——總之一句話，想幹涉人家的生活。但是不久，這些自告奮勇而負起的責任，什麼改造人家、實施計劃、破壞競爭者的計劃等問題，一股腦兒拋在腦後，或甚至還不曾跑進過他的腦筋呢。一個在總統競選中失敗了的候選人，兩星期過後，對於勞工、失業關税等諸大問題都忘得一乾二淨！他是什麼人，幹嗎要改造人家，增高人們的道德，送人家進瘋人院去呢？可是他如果成功了的話，那些大騙子和小騙子是會使他躊躇滿志地奔忙着，而使他想像着以為他的確是在做一些事情，而確是一個“重要的人物”然而，世間還有一個次等的社會騙子，和上述的騙子有同樣的魅力，一樣普遍，就是時尚（fashion）。人類原來的自我本很少有表現出來的勇氣。希臘哲學家德謨克利圖（de摸critus）他以為已把人類從畏懼上帝和死亡這兩個大恐怖的壓迫下解放出來，是一種對人類的偉大貢獻。雖然如此，可是他還不曾把我們從另一個普遍的恐懼——畏懼周遭的人——中解放出來。人們雖由畏懼上帝和畏懼死亡的壓迫中解放了出來，但還有許多人仍不能解除畏懼人們的心理，不管我們是有意或無意，在這塵世中一律都是演員，在一些觀眾面前，演着他們所認可的戲劇。

這種演戲的才能加上摹仿的才能（其實即演戲才能的一部分），是我們猴子的遺傳中最出的質素。這種表演才能無疑地可以得到實在利益，最顯而易見的就是博得觀眾的喝彩。但是喝彩聲越高，台後的心緒也越加緊張。同時這才能也幫助一個人去謀生，所以我們不能怪誰合觀眾心理去扮演他的角。

惟一不合之處就是那演員或許會篡奪了那個人的位置，而完全佔有了他；在這世上享盛名居高位的人，能夠保存本的，真少而又少，也只有這一種人自知是在做戲，他們不會被權勢、名號、資產、財富等人造的幻象所欺矇。當這些東西跑來時，他們只用寬容的微笑去接受，他們並不相信他們如此便變成特殊，便和常人不同。這一類的人物是神上的偉大，也只有這些人的個人生活始終是簡樸的。因為他們永不重視這些幻象，所以簡樸才永遠是真真偉大人物的標誌。小官員幻想着自己的偉大；際場中的暴發户誇耀他的珠寶；幼稚的作家幻想自己躍登作家之林，馬上變成較不簡樸、較不自然的人；這些都足以表示心智之狹小。

我們的演戲本能是深蒂固的，以致我們常常忘記離開舞台，忘記還有一些真正的生活可過。因此，我們一生辛辛苦苦的工作，並不依照自己的本，為自己而生活，而只是為社會人士的喝彩而生活，如中國俗語所説老‮女處‬“為他人作嫁衣裳”玩世、愚鈍、潛隱:老子老子刁慈的“老猾”哲學卻產生了和平、容忍、簡樸和知足的崇高理想，這看來似乎是矛盾的。這類教訓包括愚笨者的智慧，隱逸者的長處，柔弱者的力量，和悉世故者的簡樸。中國藝術的本身，和它那詩意的幻象以及對於樵夫漁父的簡樸生活之讚頌，都不能離這種哲學而存在。中國和平主義的源，就是能忍受暫時的失敗，靜待時機，相信在天地萬物的體系中，在大自然動力和反動力的規律運行之下，沒有一個人能永遠佔着便宜，也沒有一個人永遠做“傻子”大巧若拙，大辯若訥。

躁勝寒，靜勝熱。

清靜為天下正。

（老子《道德經》，下同）我們既知道大自然的運行中，沒有一個人能永遠佔着便宜，或是做着傻子，所以其結論是競爭是徒勞的。老子曰:“聖人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又曰:“強梁者不得其死，吾將以為教父。”當今的作家也可加上一句:“世間的獨裁者如能不要密探來衞護，我願做他的黨徒。”因此，老子曰:“天下有道，卻走馬以糞；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善為士者不武；善戰者不怒。

善勝敵者不與；善用人者為下。

是謂不爭之德，是謂用人之力，是謂配天古之極。

有了動力與反動力的規律，便產生了暴力對付暴力的局勢: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其事好還。

師之所處，荊棘生焉。

大軍之後，必有凶年。

善者果而已；不敢以取強。

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驕；果而不得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