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我是踮腳兒不是瘸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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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左腳比右腳稍稍短一點兒，稱不上殘疾，但與常人稍稍不同。一般稱我踮腳兒是可以的，但更多人叫我瘸子或蘇瘸子。我不瘸，只是有那麼一點點踮。就差那麼一點點，連兩釐米都不到。我不知道為什麼人們總是習慣把腿腳兒稍有病的人一概稱為瘸子，我認為這是極不負責任的。嚴格地説，腿有病的人才稱瘸子，僅僅腳有點兒異樣或者可以稱為跛子，而我連跛子也談不上。當然，不管怎麼説，我走路不太穩，這是事實。我的每一步在別人看來都像是對自己輕輕地否定，甚至如果你認為我是在自嘲也無不可。

一我的左腳比右腳稍稍短一點兒，稱不上殘疾，但與常人稍稍不同。一般稱我踮腳兒是可以的，但更多人叫我瘸子或蘇瘸子。我不瘸，只是有那麼一點點踮。就差那麼一點點，連兩釐米都不到。我不知道為什麼人們總是習慣把腿腳兒稍有病的人一概稱為瘸子，我認為這是極不負責任的。嚴格地説，腿有病的人才稱瘸子，僅僅腳有點兒異樣或者可以稱為跛子，而我連跛子也談不上。當然，不管怎麼説，我走路不太穩，這是事實。我的每一步在別人看來都像是對自己輕輕地否定，甚至如果你認為我是在自嘲也無不可。

踮腳兒，一點兒也沒妨礙以至我與正常人有什麼不同。事實上在某些方面，比如運動場上，我表現還相當不錯。我喜歡跑、跳、球類、冰上運動，不能説踮腳兒使我在運動中獲得了優勢，但運動中我的確表現輕靈，富有彈，彷彿比別人有一種越來越快的加速度。在一萬米或馬拉松這種自我折磨的慢跑中，不用説，我明顯處於劣勢；但在短跑和百米欄中我則像線，甚至於像線，十個欄一般不會踢倒兩個。我曾參加過一次區級中學生運動會，百米欄拿了第一，跳高破了紀錄，我跳的高度超出了我身高30公分。我贏得了全場的歡呼與水似的掌聲，但是當我走上領獎台的時候步伐和別人不一樣，同樣引起了大笑。

我被認為是某類人的楷模。學校讓我做報告、巡迴講演，我為了證明與常人無異，四處趕場，結果聲名遠播，成為一個著名的瘸子。我差之毫釐，並沒失之千里，但事實上好像是如此。由於運動和刻苦練習，我身上沒一點兒脂肪，除了青筋就是像筋一樣的肌，或者簡直稱不上肌，差不多就是一把瘦骨頭。如果我想隱匿自己，比如做隱身人，幾乎不是一件難辦的事兒。是的，我後來就是這麼做的。我又瘦又小，總是穿黑衣服，在人羣中幾乎就是一個黑影子。我退出了運動場，我認為只要把全部力用在安靜的學習上，就會不顯山不水，不引人注目，然而即便如此，我仍沒辦法不使自己穎而出。比如最經常的各種‮試考‬，會做的題我總不能裝作不會做吧？結果‮試考‬總是名列前茅，不拿第一對我並非一件輕而易舉的事。

我數學最好，物理次之，化學一般。儘管化學一般（完全是有意的）後來還是成了化學課代表。我不想成為任何學科的代表，數學也好，物理也好，這兩科我都具備無可爭議的條件，兩位老師也都動員過我，但最終還是讓化學老師得了逞。我的化學老師是個中年瞎眼兒，當然是一隻眼瞎，兩隻眼瞎他就歇菜了，如同我不能兩隻腳都踮——那樣可能倒好了，我可能會成為芭蕾演員。化學老師的瞎眼裝的是什麼眼睛始終是個謎，有人説是狗眼，有人説是牛眼，還有人説是貓眼，但不管怎麼眼睛都一動不動，看上去像個閃光的黑。我相信化學老師照相不能打閃光燈，否則就會有一隻眼因為反光變得賊亮。我本逃不掉他的黑，他有很多辦法，比如凝視、斜視；最受不了的是他的凝視，他盯着你但並不是正眼看你，你本搞不清他在拿哪隻眼看你。

我從未答應做化學課代表，但事實上已成為他的課代表。自從我被他的假眼盯上之後，課前他總是把我叫到備課室，讓我幫他抱着實驗用具，托盤、酒燈或大摞化學作業，我們一同步入教室。如果是化學實驗課，我還會被留在講台上協助各種事務，做這做那，不太穩地走來走去。此前的化學課特別是實驗課從來都陰森恐怖，常常像魔術，甚至於幻術。特別當酒燈湊近並照亮化學老師的瞎眼時，再加上他的頭髮又長又稀，看上去有一種古堡的效果。那時，因為酒燈熱效應的緣故，他的又稀又長的頭髮會輕輕飛舞起來，好像一種魔法。我們所有人的心都揪起來，大氣也不敢出。我上台後氣氛多少有了改觀，類似斯特拉文斯基加入了一點爵士，有時可以聽到下面一點安靜的笑聲。

二我成為化學老師最得意的學生，但是那年高考我堅決地選擇了數學系而沒選擇化學系。我希望以此結束我與化學老師無可言狀的關係。那時化學老師只是笑笑，並不在乎我選擇什麼。化學老師説我本不可能逃出他的視野，我永遠是他的學生。那年的高考也真是讓我傷心，我的分數沒的説，讓許多名牌大學咋舌，然而我的成績單與體檢表在經歷了一段類似星際漫遊的旅程之後總是不了了之。最終，我不得不找到了殘聯。我一直在猶豫，不想這樣做，但是沒辦法。我向殘聯承認了我是瘸子，辦理了證件，正式成為註冊的瘸子。在殘聯和母校的干預下，一個盛產為人師表的學院最終收留了我。那時已開學，我受到了學院特別鄭重的歡。我還上了報紙。我的未來清晰可見:為人師表，成為一名教書先生。我不能不想到化學老師的假眼，我不知道我們是否有一種共同的命運。不過我沒選擇化學系，就這點而言，我與化學老師還是頗有不同。數學王國最終存在着一個上帝或一種類似上帝的秩序和體系。而現代化學是無邊的，甚至於是可怕的，它最終指向哪裏至今還不清楚；它使人類生活發生了鉅變，但也產生了南極臭氧空，就像化學老師的假眼。

大學4年，我沉溺在遙遠的數學王國，差不多忘記了這是一所盛產為人師表的學院。我已走得很遠，遠到阿基米德、歐幾里德、祖沖之和張衡。我雖然誤入歧途，但也可以説獨闢蹊徑，這在科學上是非常正常的事情。許多人沿着某條蹊徑或歧途走下去而成為偉大的數學家，我相信我也會如此。但是4年後我發現等待我的仍是中學的教書先生，並且他沒有選擇地被分回了母校。我能讀師範除了殘聯的干預，同母校籤的協議也是決定的、不可更改的。如同當年化學老師的預言一樣，我又見到了他。化學老師並沒因為當初的預言而有任何得意之，在他看來這是再正常不過的。幾年光景，化學老師明顯老了，假眼在我高考那年掉了之後再也沒裝上，留下了一個空空的更加嚇人的眼窩。頭髮也更長、更稀了，已經見頂，而眼窩則像那個季節的果實。那時校園的松果已經發黑，石榴燦爛開裂，如我們的內臟。太多的老師教過我，因此我對化學老師也沒特別的尊重，甚至於比從前還冷淡。一代一代的學生循環為老師，我這種重返母校的情況並不鮮見，大家各教鞭，都是同事，沒什麼師承關係。

我依然穿黑衣服。不同的是，作為數學教師，我的黑衣比學生時代的黑更為考究，衣服不是簡單的黑就完了，而是要體現出教師的莊嚴肅穆。此外，多年前我做學生時就夢想一柄手杖，現在我可以擁有了。我還留了髭。我想，既然我與眾不同，那就再徹底一點。黑禮服、黑手杖、修剪整齊的髭，目空一切，這使我有了一種與人隔隔不入的莊嚴的效果。直到有一天一位同事告訴我學生都説我像本人，我才到某種真正的侮辱。這之前別人説我什麼我都不在乎。我想，也許我該再配一頂黑禮帽？像福爾摩斯那樣？但恐怕還是不開像本人，因為據説本人很早就風行過福爾摩斯式的帽子（本總是比中國早一步），這讓我頗為煩惱。我説不上是民族主義者，也説不上反本人，但説我像本人我的確覺得受到了侮辱。哪怕説我像英國人、浦路斯人或柬埔寨人我都可以不予理睬。我不得不忍痛割愛。不再西裝革履，改穿中式服裝，我回到了傳統，像章太炎或死硬的辜鴻銘那樣，看上去老氣橫秋，絕對的中國做派。我甚至於還想過留一條大辮子，像康有為那樣，我覺得這真的沒什麼不可以。我開始蓄髮，剃了式髭（我真不明白怎麼一留髭就像本人，什麼都成了本人的專利）。我的莊嚴形象有點受損，甚至一落千丈，簡直像阿q或孔乙己。好在我堅持把手杖留下來，這純粹是我個人的標誌，不是學本人或英國人，我的確有點瘸。

沒人再説我像本人，卻仍叫我瘸子或蘇瘸子。我不能止別人這樣叫，包括學生們叫。儘管我是從母校出來的，無論校長、同事（當然不包括化學老師），還是學生，都不接受我復古的孔乙己的形象，但是説到底這是我個人的權利。現在許多方面的確好像是自由多了，至少沒人再規定你能穿什麼或不能穿什麼。是的，從一開始學生就總是鬨堂大笑，我是“本人”時學生不僅笑我走路，還笑我的手杖和髭，給我起了許多本人的名字，具體我就不説了。即使變為中國做派，笑聲仍然不斷，每次教室都要幾分鐘才能安靜下來。笑聲中我一直望天兒，好像凝視星雲、暗物質、南極臭氧層。學生笑夠了，我開始上課。笑是暫時的，笑也會疲勞。

我教高一數學，教高二時丟掉了教科書，每次上課什麼也不帶，只一柄手杖，一粉筆，板書清晰有致，如同科學本身，直到鈴聲響起，下課——沒有一句廢話。上課只一粉筆只有20年教齡的特級教師才能做到，而我只用了一年。當然我得承認，25年教齡的化學老師也很早就一粉筆，具體什麼時間我不知道，可能比我早。不過我仍是傑出的。我按順序教了高一、高二、高三，最後停在了高三上。我是應試教育培養出來的魔鬼，高中3年的魔鬼訓練使我早已深得應試的髓，就如同傑出的運動員往往也會成為同樣傑出的教練。加之我又掌握了一套懾人心法——主要是20世紀30年代橫眉冷對千夫指的做派，因此受到部分學生狂熱的歡。一些學生下課圍着我不願我走，一如當年德國人的狂熱。高考之後，新升入高三的學生家長組成了請願團，向校長要求請我留任高三數學，雖然沒佩戴袖標，沒有嗨希，但舉出了小旗兒，喊出了口號。家長堅決反對我按慣例輪迴到高一，我留任了，開了許多年學校教學的先例。我的非人教學法——主要是題海戰術和目空一切，使我第一年教畢業班就成績斐然。我的理論是:如果我們不在平時壓垮自己，怎麼可能在如庫爾斯克戰役般殊死一搏的高考戰場上取得鐵血的決定勝利？我培訓（絕不是培養）的是能過來的那些人——結果很多人都過來了，讓我十分驚異。

我在中學待了5年，最後兩年我的學生連續兩屆成為全市高考數學狀元（當然，毫無疑問，兩位狀元都對我毫無，其中一個後來跳了樓，一個成為著名的食堂縱火犯）。如果説一屆如此成功是偶然的，那麼連續兩屆顯然不是偶然的有人把我的成功歸結為我的手杖，説我的手杖是“數學魔杖”——那時人們對我已非常尊敬，只要提到我就肅然起敬。人們不再指出我的踮腳兒，而是以“手杖”所指——人們甚至學會了隱喻。許多與教育有關的報紙採訪我，還有電視台。我手執權杖，滿懷鮮花（報紙可以做證），尖聲尖氣地回答記者。我是個瘸子，沒別的原因，我就是這樣回答記者的。我的榮譽達到了頂峯，但也不過如此。也就是那一年，我丟掉了數學手杖，退出了教師職業，在中學數學講壇上徹底消失了。

三我在家閒置，玩俄羅斯方塊，用直勾在大魚缸裏釣小金魚兒，做化學試驗，燒製各種顏的水，研究高斯和阿基米德、彎曲空間和圓的度量、托勒密的公設與循環理論誤區、祖率、肯特以及歐幾里德和帕提米亞；謝絕一切學校或家長邀請。外出旅行，乘火車、飛機、輪船、長途大巴，進入人山人海或人跡罕至的旅遊點。騎馬、騎驢、騎駱駝、騎騾子，買各種紀念品和小玩藝兒，吃棉花糖。還打電子靶，很快掌握了要領，回回都是靶心，無論走到哪兒都是靶心。做了手腳的電子槍我可以調好，照樣命中靶心。我把一個業主打急了，然後到下一個，下一個業主也急了，再到下一個，常常整條街都被我打急了。我不能再打靶了，就玩套圈。套圈也一樣，圈無虛發，套了一大堆用品，煙、打火機、酒、剃鬚刀、小電視、小火車，甚至於人民幣——到哪兒我都帶來災難的後果。在神農架，打槍和套圈的小販們最終聯合起來對付我。我像過街老鼠兩頭挨堵，險些被小販們扔進野人；我獲得的獎品被哄搶，身上的錢財被洗劫一空，幸好那天遇到一支歸途中的野人考察隊才得以獲救。

那支野考隊是一支勝利之師。因為首次抓獲了野人，特別申請了森林警車開道，順便也將我從小販的圍堵中拯救出來。隊員中有我過去的一名女學生，我已不認識她，她説她也姓蘇，叫蘇未未，我幾乎記不起來她，但一旦想起來，過去的印象還是十分深刻。在小販們聯合起來的推推搡搡中，我的女學生髮現了她當年的蘇明老師。警察驅散了小販，我認為應把他們抓起來，但我的女學生説這次考察收穫重大，野人在押，叫我不要多生枝節，以免發生不測。我的女學生在考察隊中似乎頗有地位，是考察隊長的懷中人，這一點我一上車就發現了。考察隊已發了外電，尚未對國內媒體公佈消息，怕沿途引起難以預料的騷亂，因此一路保密。考察隊要在房縣做短暫逗留，然後將夜兼程趕往首都北京。車隊到房縣我就可以使用銀行卡了，因此我的隨隊旅行不過幾個小時，這是考察隊長還有我的女學生與我達成的三方協議，這對我已是格外開恩了。我和我的女學生、考察隊長坐在指揮車裏，前面是森林警車，後面是蒙着氈布載有野人的專用卡車，再後面是補給車。車隊浩浩蕩蕩，前後都有警車嘯叫。我覺得自己真是威風凜凜，要不是野人在押，我相信他們會抓起那些小販，他們一個也跑不掉。

我沒有機會一睹野人的芳容，一進縣城就得滾蛋。我的女學生説卡車裏的野人十分暴躁，幸虧事先預備了鐵籠子，不然就得5個人按着野人，一刻也不能鬆懈。鐵籠子早在60年代野考隊成立之初就已鑄好，無數次的考察，一代一代人的考察，裏面裝過白熊、白麂、白蘇門羚、白猴，還從來沒裝過野人。會不會是狒狒呢？有的狒狒很像人的。不可能，我的女學生蘇未未大聲説，以前他們抓到過狒狒，這次是直立行走的，絕對是野人！看來直立行走是他們這次收穫的主要標誌，是的，這是個很重要的指標，但我仍心存疑惑。我對野人完全不瞭解，不是我不相信有野人，我擔心不是。我完全是好意，結果惹得野考隊隊長十分不悦，我的嬌小的女學生也因此表出嫌惡我的樣子，再也不正眼看我。

兩個小時後，車隊快要抵達房縣，嚴格地説還沒到縣城，只是公路上出現了房縣的通標誌牌，我便被請下了車。我的女學生偎在隊長懷裏睡着了或者乾脆就是裝睡，而隊長對我毫不客氣。隊長打開了車門，雖沒一腳將我踢下去，但我尚未站穩車就瘋牛似的開走了。我長途步行了差不多30華里才到縣城。我的踮腳兒完全不適合公路上的長征，雖然只有30華里，但走到縣城時我差不多已是一個真正的瘸子。

考察隊早已啓程，我不可能找到他們，也不可能一睹野人的真容。我在銀行取了錢，掉頭又上了一輛長途車，重返神農架。這次我既不打槍也不套圈，徑直上了神農頂。在海拔3000米高度的神農頂上，我眺望了3個多小時茫茫神農架林海，一動不動。我在想野人，想女人，想我嬌小豐滿的女學生，想野考隊長。我慢慢地回憶起我的女學生，她數學好像不錯，但是大學上了生物系，這點有點像我。我對學生考到哪裏從不關心，對女生也從不興趣，或者對整個女都沒興趣，但是我對蘇未未還是有點特別印象的。這印象主要來自我的鄰居的一隻貓，那隻貓黑，靜，一動不動，但並不怕人，你在各個角度都覺它在盯着你。蘇未未也有這個特點，一度我常常把蘇未未和我鄰居的貓混淆，它好像也在各個角度盯着我。學校裏有一些蘇未未的傳説，比如她很小就被氓強暴過，甚至被某個長輩怎麼樣過，但我從不相信，我認為那是男生對女生的想像。事實上我曾天真地想，如果將來我有女人就該是貓一樣的女人。我已三十歲出頭，不知女人為何物，甚至於從未觸摸過鄰居的貓，我怕它隱藏的爪子——它怎麼可能被強姦呢？但是這次蘇未未真讓我失望，她那樣安靜地偎在髒兮兮的野考隊隊長身上讓我很不自在。野考隊隊長儘管十分健壯，但總有50歲了，也許還不止50歲，他佔有着我如此年輕似乎從不使用爪子的女學生；她的房那麼富有彈，就那樣放肆地貼在野考隊隊長身上。顯然，可以想像，長達兩個月的野考，我的女學生怎樣委身於這個老傢伙，我能聞到她身上的他那種不再年輕但仍然旺盛的味道。這味道就如同老年大學廁所的味道，黏稠、厚味，是讓任何一個碌碌無為的年輕人憤怒的味道。

四我厭倦了旅行，繼續在家釣魚，玩俄羅斯方塊，忙生病的下體，關注野人的消息，繼續研究數論、函數、彎曲空間和拋物線，不停地買影碟、看影碟。我收集某一類碟，如恐怖、懸疑、兇殺，像《去年在馬倫巴》、《小旅館》、《後窗》、《西北偏北》、《愛德華大夫》、《‮夜午‬兇鈴》、《三十九級台階》，這都是我喜愛的。我不喜歡歷史或戰爭電影，特別是二戰電影，見到希特勒大呼小叫我就渾身筋兒，儘管有人説我的聲音像給元首配音的李揚。我也不喜歡喜劇，包括卓別林的喜劇。我甚至於可以説厭煩卓氏的喜劇，他把一種殘疾表現得如此漫、同情、憂傷，我認為與生活不符。

我不是説我在卓別林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沒那麼嚴重，我是覺得卓氏太小資了，比起希區柯克，卓氏差不多就是一個小丑。恐怖與理，如同數學的嚴酷一樣，是我所欣賞的。我認為這兩點是世界存在的基礎，卓別林算什麼呢？卓別林只是小情小調，譁眾取寵，沒任何科學基礎。我這些觀點是我在研究數論時產生的，我看的碟同我的數學並不矛盾，甚至於相映成趣。我花光了所有積蓄，開始尋思總得找點營生養活自己。這一點我倒也什麼時候都不用犯愁。什麼時候我想再去教書，只要給任何一所中學打個電話就可重返教壇。我的屜裏放着不下十幾所中學的邀請函。但我不想重返中學。我想到了私塾，我認為私塾的方式對我更好一點。這方面我的機會太多了。自從我金盆洗手後，找我補習高考數學的家長一直絡繹不絕。人們通過各種方式找到我的住址和電話。我一直拒不開門，把電話拔了，但即使這樣在我出門時也常常有人一下從角落裏突然躥出來，拉着我的衣角不放，讓我救救她的孩子。我雲遊期間訪問者將條子貼滿了我的房門，我的房門幾乎成了公共廣告欄。如果我不定期清除，就算全市清除牛皮癬小廣告也清除不了我門上的紙條。門上紙條一層落一層，有的用糨糊，有的用膠條，有的寫得聲情並茂，有的曉之以理動之以情，有的許以重金。我覺得這已不是求賢若渴，倒像是求神拜佛。

我決定開設私塾，招收幾個學生，但是絕不再教女學生。什麼時候想起那個野考隊隊長和嬌小的女學生，我就不太平靜。那次神農架之旅讓我似乎懂得了什麼是愛情，我破天荒在賓館開始胡亂接受愛情。我的第一次愛情使我既是一個失貞者，同時又是個嫖客，這使我的身心亂了套。不，不，現在我剛剛修復了身體，我不再教女學生。

正當我準備給兩個許以重金的家長打電話時，一個偶然機會使我找到了一種我從未想過的生活，簡單地説，給一家調查公司充當了一次“線人”那家調查公司對我事先進行了調查，在我的公告欄上留了言。

我看到這條信息立刻聯繫了他們。事情很簡單，一位有婦之夫在我們樓頂層養了一個二，調查公司要我盯住頂層的窗户，一旦27層住户窗户燈亮了，立刻打電話給他們。27層樓非常高，我住的小區十分仄，觀察角度是直角三角形，我在60度角上（兩座樓之間的空地），觀察30度角，兩個鋭角的連線讓我無時不處於仰望之中。我化了裝，以免學生家長不速而至的糾纏。我的工作是從晚上8點到第二天早晨6點，白天由調查公司的僱員蹲守，我只負責夜間。這意味着我每天要上一個夜班，而我那時還在失眠，就很愉快地答應了。

調查公司開出的條件是每小時10元錢，晚上8點到早晨6點正好是10個小時100元錢，期限為一個星期，按小時計酬。如果正好是一個星期我就能得到700元錢；如一個星期仍未發現計酬減半。我當然希望正好一個星期發現，那樣我就可以掙700元錢，但是如果正好第一個晚上燈就亮了，我就只能掙100元；以此類推還有可能是50元、40元，甚至於10塊錢，因為這是一個變量關係。也許我蹲守的第一個小時就發現了目標，那樣我就只能掙10塊錢，這在理論上是存在的。但是發現目標是一回事，報告發現目標是另一回事，就算我在第三個或第四個晚上發現目標，我為什麼不等到第七天報告呢？對我來説結果不在於是否發現目標，而在於是否能拿到700元錢。我的數學頭腦算這種小賬真是小菜一碟。

我向調查公司指出了漏，委託人當時請示了一下，答應就算第一個晚上亮了燈也要付我7天的一半酬金。我當即指出這仍然有漏，我仍然可能等到第七天再報告。我不一定那麼做。對調查公司而言，這裏絕對有漏，你自身都有漏如何偵窺別人？可見當時的偵探業是多麼的不規範，多麼需要高素質的人才。我的數學頭腦給調查公司留下深刻印象，公司最後答應無論哪天發現亮燈都付我整整700元。我又對公司説，你們其實不妨這樣，這活兒未完成的底價是350元，期限為7天，就是説如果7天都不亮燈是350元，之前無論哪天亮了燈都是700元。這樣既堵了漏，又鼓勵完成任務，提高了責任心，不是更好？

我不是在乎錢掙多少，而是有計算的病，而且邏輯上的漏的確是明擺着的。老闆再次聽從了我的建議。我發現調查公司在其他方面同樣存在着諸多漏，儘管公司效益仍然相當不錯。這件事完成之後，沒用我説老闆就要求我加盟調查公司，許以優酬。

五可以買一座荒山嗎？可以擁有一條私人山谷嗎？擁有別墅的女人不算什麼，擁有山谷的女人才是時代女。上個世紀末，從南方深圳回到北京的簡希米女士買下北京周邊的8座荒山及7條山谷，植樹、綠化、開塘、造屋，幾年光景8座荒山改變了模樣。這8座荒山原是京城著名的風口，每年的沙塵暴從這裏長驅直入京城。100年前，這裏砍光了樹，40年前拔光了草，泉水乾涸，山體風化，荒無人煙。簡希米女士人棄我取，在人類放棄的地方重建家園。這位在商海闖蕩了十幾年的單身女人一直未婚，這些年幾乎嫁給了荒山。她以人類的良知、大地之母的行為贏得廣泛的讚譽，獲得過聯合國環境署的表彰。她被譽為“中國的蕾切爾·卡遜”、“環境之母”（太誇張了吧，現在的記者怎麼總是無緣無故地就動起來，難怪讓簡女士討厭）。當年紅歌星李娜剃度出家，曾引起社會一片譁然，而簡希米女士隱入荒山卻悄無聲息。幾年過去了，8座荒山慢慢披上綠裝，貧瘠的山谷誕生了一座現代生態莊園。這裏水天光、鳥語花香，儼然一個世外桃源。前我們《世界女》雜誌一個女記者在山上與簡希米女士進行了一次長時間的對話，對話的結果是記者不想下山了。記者在庭前、草坪、池塘邊鞦韆上一邊品茗，一邊與簡女士娓娓長談——記者:上山前您是否就有了一個美好的藍圖？

簡:哪有什麼美好藍圖，開始就是喜歡荒山，就想種種樹、養點雞鵝，過一種自然恬淡與世無爭的生活，結果後來把簡單的事得複雜了，一不小心又走到創業路上來了。

記者:就是説最初的想法和現在的情況並不一樣？

簡:上山五六年，心情是在不斷變化的。開始只想用荒山滿足內心的荒涼，後來發現荒山也有生命，它們袒着被砍光掏淨的身軀，就像我們女人被男人使用過的身軀，被丟棄了。女人不能使自己恢復青，但使荒山煥發青卻是可能的。上山第二年，我看到自己親手種的樹苗成活、生長、吐綠，我覺得自己也在慢慢回到少女時代。其實貧瘠的土地，包括貧瘠的我們，不是供人傷懷落淚的；我們既然不可能在男人那裏復生，就只能自己再生。我的第一個階段滿足了我對荒山的需要、創造的需要、心情的需要。這和別人建好別墅花園送我或我買下來不一樣，它是我親手在一無所有的荒山上創造出來的，它含有我的生命，這不一樣。

記者:當然不一樣！您創造了荒山，也創造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