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繼續給人看看病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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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世界博物館館長"的好夢，就是想拿萬花筒式的方法，維持各地文化傳統於不墜。尤其那些只在"科學和工藝上落後的民族"，大可不必妄自菲薄的改頭換面，因為"世界博物館館長"正需要你們千奇百怪的老套、五花八門的造形！

我們試看這位"館長"的意見，他説:最近幾年中，我們又從另外一方面，聽到一種對於文化發展方向的敬告。這個警告，是來自正在發展的人學（humanet波logy）。這些學者，認為人類文化之生成和發展，全靠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幻想和不同的適應。如若每個人的幻想和適應全是一樣的，那麼美術就要毀滅，科學就要死亡，而人類就要和低級動物相去不遠。所以一個科學的社會，一定要設法維持各種行為和反應中最高度的差異（當然，也不可以達到一個接近混亂和不穩"的程度）。因為有了多原（heterogeneity），才有進步可言。而單純的同原（ho摸geneity），對於人類的危險不亞於原子的戰爭。而現代社會中文化同原化的傾向——世界的廣播和電視，一版印行幾千萬份的雜誌和畫報——其程度是異常可怕的。所以怎樣抵制文化的同原化，怎樣保存人類文化的差異，正是目前人類的一個生死關頭的重要問題。有人主張儘量創設多數的文化焦點，儘量維持原有的許多文化傳統；譬如對於若干老的大學，我們儘量保持它們的作風，以維持人類在觀念和行動上的差異。（《文化的論辯》）這真是比於不倫！徐先生好像不知道在一個文化與外來文化接觸時，常會產生"適應不良"（maladjustment）的情形。現在，我們的問題不是"保持差異"，而是怎樣解決"適應不良"的問題。我們現在是否應該為了"保持差異"而不去解決"適應不良"的問題呢？徐道鄰為傳統派做嫁衣裳徐先生的基本觀念在"抵制文化的同原化"，認為同原化"對於人類的危險不亞於原子的戰爭"。這種"遠見"我不好説它是侈論，但至少是一種杞憂。尤其對所謂"科學和工藝上落後的民族"而言，更是不切實際的論調。如果一個民族只在"科學與工藝上落後"，如果真有隻在"科學與工藝上落後的民族"，那麼這民族唯一該做的事，乃是儘量"傾向"那些現代化強國的"文化焦點"，在富強競爭中不被遠遠甩在後面，這才是這民族"生死關頭的重要問題"！

對一個窮光蛋來説，爭氣的辦法是闊起來，跟那些大肚皮的富翁鬥鬥富。而不是隻披一件"科學與工藝"的外衣，擠在金谷園裏去點綴、去陪襯、去維持"高度的差異"！

我們不需要用我們的"文化傳統"去點綴世界博物館，這不是我們窮借大的目標。我們的目標是建設第一的現代化強國。徐先失援引幾個洋學者來勸阻人們不要爭奇鬥富，這是我們不敢領教的高論。所以對徐先生，我要指摘他，防止他用平和的詞句所走私進來的毒害。

徐先生最不可饒恕的，是他在不知不覺間（我不敢説是有意的）為傳統派做了嫁衣裳。

傳統派的主力本是一羣毫無新頭腦的土"學人"，他們本不瞭解西方文化，更不瞭解西方現代的新學問。徐先生比起這些人士當然高明。但他那點高明，卻又正巧用在為傳統派張目的工作上。徐先生的戰術是抬出西洋"許多有地位的人類學者"來做盾牌，以便在必要時可用"不敢當"來身。

在洋書後面做好防禦工事後，他便開始用"近年來…西洋學者"的看法，向傳統派助戰。我們看他從旁而來的"仗義執中國的國有文化，在科學和工藝兩方面，是遠比西洋人落後的。所以它的被西洋人唾棄，本無足怪。幸虧近年來若干事實的發生，使人民明顯的認出來，科學和工藝是一回事，文化又是一回事。

這是很曖昧的論調了！他又説:中國過去曾經多次同化過征服它統治它的異族，也曾多次圓滿的收了消化了外來的文化。中國的文化，是證明過它的雄厚的力量的。今天，在科學的發展到了不可一世的子，科學的席捲了全世界的時候，許多中國人還在那裏欣賞他們國有的文化，不輕易的把科學和工藝，看成人類的一切，這一股子的傻勁，也許正是中國文化的力量之一種表現吧。（以上皆引自《轉變中的文化觀念》徐先生似乎不知道過去的事永遠過去了！過去中國之所以"曾經多次同化過征服它統治它的異族".是因為那些異族的文化潛力較差。現在，我們所碰到的西方文化可不同了。

時移世變，古老而帶靜態的農業文化形態，本不適應這一新的西方文化之衝擊所引起的新變動。如果中國舊文化繼續能有實效，何以中國會發生這樣廣泛而又基本的變亂？何以許多人還得靠美援過子？

至於徐先生文中提到的"許多中國人"，當然不是泛泛之輩，他們在徐先生的標準中，乃是"有高度成就的思想家":在最近幾年來，許多有高度成就的思想家，都是在對於中國國有文化的探討，重新加以致力。他們之對於中國文化的宣揚，和四幹年前東西文化論辯時期之國故論者的立場，大不相同。那時候的中國本位文化論者，對於西洋文化，多半還沒有足夠深刻的瞭解…而今的情形，則和當時大不相同。今天討論文化問題的先生們…他們對於西洋文化，都具有高度的認識。

他所用的"高度"和"成就"是些什麼？以什麼為指涉點（pointofreference）？簡直令人莫測高深！對學問思想的評價和説應酬話，總須有個分際吧！況且，在連用"高度"榆揚之後，他又提醒"宣揚中國固有文化的先生們"，還有一種"活的中國文化"也是可以宣揚的:許多在宣揚中國固有文化的先生們.對於另外一個非常重要的事實，似乎還沒有予以適當的注意和研究，那就是實際生活在每一箇中國人裏面的"活的中國文化"。

所謂"活的中國文化"，徐先生"特別舉出三種現象"，其中"尤其值得我們注意的是第一個現象"，此現象是:中國有很多不讀書不識字的人，在行為生活上，卻能有非常高度的道德表現。

而此"非常高度的道德表現"，貞節牌坊式的國粹居然也被他列入了，這真教人吃驚了:至於目不識丁的匹婦弱女，以"節婦"或"烈女"，蓋"牌坊"，作"列傳"，名垂不朽者，更是西洋文化裏從來沒有的事情。（以上皆引自《行動中的中國文化》）這種最野蠻的民族也玩不出來的可恥把戲，這種以男為中心的出於最片面的貞觀念的表現，居然還被徐先生列為"非常高度的道德表現"，那我真不知道什麼才是"中國人的恥辱。

東方人的恥辱"了！徐道鄰眼裏的"花柳病"徐先生既為傳統派做嫁衣裳，看到抨擊傳統派的文字，自然不順眼。於是他轉過頭來，決定打趣"李先生"一下，他説:李先生説，想要佔有一個美人，她的優點和缺點，就得一塊兒佔有。這句話不錯。但是，如果她的"缺點"是一種花柳病，那我們卻不必一定要非"佔有"不可，因為那是我們可以"預防"的，何況她還"要求"我們預防呢。

看了這段話，我真要套徐先生的話而説他"擰"了我的意思了。在原文裏，我是這樣説的:我們面對西方現代文化，就好像面對一個美人，你若想佔有她，她的優點和"缺點"就得一塊兒佔有，這個美人是任的、不可塑的，她本不理你這一套農村文化的"忠告"，她即使有"缺點"，即使想在人老珠黃時有所改正，也絕不會用你這一套發了黴的東西。

我每用"缺點"兩字，都加上括號，表示這詞有點特殊意義，不可以亂肯定的。徐先生既同意我"這句話不錯"，卻又説"不必一定要非佔有不可"，態度上的模稜是很明顯的。模稜的原因，是因為他痛於這美人有"花柳病"。

我的答覆是，即使這美人有"花柳病"，一齊"佔有"又何妨？留得美人在，何愁病不除？何必因小失大呢？徐先生大概忘了我的本意了，我曾説:也許西化的結果會帶來不可避免的"弊"，可是我們總該認清我們的"大目標"是什麼，為了怕肚痛，難道就不養孩子嗎？為了怕噎着，難道就不吃飯嗎？我們的"大目標"是建設現代化的強國，在這個"大目標"下，我們該有"衣沾不足惜，但使願無違"的決絕與襟。"大目標"是安我們補償我們最好的代價。在這個百年大計中如果真有"損失"，也是值得一千的。

同樣的道理，我可以説，難道為了怕"花柳病"，就不同這美人"成其好事"了嗎？這不太懦夫了嗎？太不羅曼蒂克了嗎？在美人面前，我們要有"賣油郎"的神:只要"花魁女"能使咱們生氣蓬，她有點"花柳病"，又算得了什麼？

何況，這美人即使有"花柳病"，也不會…要求我們預防"的。徐先生這話表示他不懂女人心理。徐先生該再仔細看看那本庫普林（alexanderlvanovichkuprin）的"亞瑪"（yama），看看那位有了病的女孩兒怎樣對付她那心上的小冤家——她絕不會"要求"的！咱們也無從預防"起。女人的"缺點"永遠是神秘的，絕不是徐先生和我所能假定的。

還有，這美人如果真有"花柳病"，她一定偷偷請教西化派的醫學博士，絕不會找傳統派的中醫，更不會找什麼超越派的密醫。我們江湖郎中的救美計劃是休想染指的！徐道鄰的新保守主義我們的大病在於不承認我們的弱點，我們的弱點在缺少生氣蓬的酵素，就好像"賣油郎"缺少了"花魁女"。今天我們最該承認的，莫過於承認我們需要"花魁女"。肯定了這個大前提，其他一切都是餘事！

面對這美人，我們需要的是"勇氣和毅力"，而不是"保守眼光"。徐先生在"論守舊和革新"中，曾告訴我們:不拿保守眼光的巨盾來掩護自己、欺騙自己，就必須忍受承認弱，點的煩惱，和使出急起直追的力量。這種有礙於常心理的安寧，和生活方式的安定，一般普通人哪裏能拿出來這種勇氣和毅力？

這是多麼明智的論斷！承認我們的"弱點"是需要"花魁女"。

也許會使黃帝子孫有點難為情，有點"煩惱"。可是除了"急起直追"外，我們還有什麼辦法去尋找生氣蓬的酵素？這美人和她的"缺點"來了，也許暫時"有礙於常心理的安寧，和生活方式的安定"，可是又有什麼兩全的法子？美人還在金屋外面，我們有什麼"預防"的辦法？我們今天第一件事是先"佔有"她和她的"缺點"再説，我們還不配談"預防"！還沒有工夫談"預防"！

不幸的是，"論守舊和革新"的作者本人，卻和"一般普通人"一樣的缺乏"這種勇氣和毅力"。他本人的"保守眼光"為他自己做了"巨盾"，也為一切保守主義者做了"巨盾"。當然啦，以他的聰明和靈巧，他是不會不騎一騎牆的。所以他一行文，便騎牆的痕跡。例如他會説:據我們對於過去歷史的認識，再加上我們現代社會學、人類學、行為學等等新的觀點，對於想從中國一堆古書中研究出一種救世新藥——不但要救中國人，並且要救全世界的人——的一種努力，我們至少認為還沒有充分的事實的和理論的據，使我們可以抱有過分樂觀的信心。

但他同時也會説:從社會學、人類學的立場看，我十分覺着我們有把中國舊有的倫理思考從速的予以新穎化、予以通俗化的迫切需要。（以上皆引自《行動中的中國文化》）這是何等矛盾！

在另一方面，他會説:中國的社會，一直是農村經濟的形態。而中國的衣村經濟，則因為受了地理的限制，一直是一個匱乏的經濟（economyofscarcity）。因之這個社會，也就很自然的接受了強調"知足、安分、克己"等等價值觀念（亦即"禮"的神）的儒家哲學。（《法律概念的形成》）但他同時又在工業社會里宣傳:以生態學（ecology）的眼光來看，這一種處世哲學，不能説是完全要不得。中國在過去兩千年中，度過了許多異族統治的災難，接受了許多不同的外來的思想，然而卻始終維持着一個龐大的和諧的文化系統和統一民族，這一個傳統的處世的哲學和神，我們實在不能不承認其偉大和健壯。（《行動中的中國文化》）這又是何等矛盾！

據我上面的指陳，可證明徐先生實在是一位"新"的保守主義者。他處處為傳統派婉轉陳辭，又怕別人"誤會"他是傳統派。所以一當我點出他的真面目的時候，他便趕忙來更正，用"拘泥於字面的解釋"（literaiinterpretation，參看徐道鄰《語意學概要》頁三，一九五六友聯版）來掩藏他的"原意"。這種騎牆的態度充分顯示了他對純知識缺乏一點兒"心智真誠"。

徐先生的這類言論，何以得依違兩可呢？這裏含藏着一個有關治學及求真的重大問題。學問上的結論有時雖合真理，但不合一時一地若干勢力人物的情趨向。碰到這種情形、學人怎樣辦呢？這就是考驗學人的學格高下的重要關頭。

把"心智真誠"當做第一個考慮標準的學人，在這種關頭，常常表現着"雖千萬人吾往矣"的偉大風範。然而，在此時此地，許多知識分子所表現的，則是"看風使舵"。因此，他們的言論，不是做權威的註腳，便是兩邊討好。難怪在此時此地，真理竟像消失在濃霧中的太陽，簡直看不清楚了！胡秋原的學術水準與君子詞令給徐先生診斷完了，現在讓我給胡先生看看病。

無論如何，胡先生是一位病得很"辛苦"的大病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