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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的夏天，菲利克会为此痛惜，但对彼得而言，过往这二十多年就像一条弯曲的河，里面淌的是碎玻璃，多一块碎片，少一块碎片，没什么区别。

他们本来是有时间道别的。科里亚叔叔提早两天把出发期告诉了菲利克，后者当晚就违反规定，把这件事告诉了瓦西里。两人约定在“2号营地”见面，那是河边一个荒僻的公园，远离大路，只安装了零星几盏路灯，到晚上基本上是一片漆黑，而且植物茂密，更像个野战训练场而不是公园，就算被跟踪了也可以轻易逃。

唯一的问题是，瓦西里没有来。

菲利克独自坐在长椅上，看着河水。按照101学校的训练，每次秘密会面都应该留有迟到的余地，毕竟外勤不是地铁班次。他和瓦西里约定的迟到窗口是三十分钟，要是超过了这个时限，就赶紧离开。二十分钟过去之后，菲利克开始频繁看表，盯着穿过树丛的小路，每一阵扰动树丛的风都让他神经紧张。三十分钟一到，菲利克站起来，快步离开了公园，因为担心有人跟踪，还特意往反方向绕了很长一段路。

没时间去探究瓦西里怎么了，他的航班深夜从莫斯科起飞。据护照上的入境章，苏联公民菲利克·奥尔洛夫是在1973年5月27早上到达巴黎的，这是他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用真名和真护照入境。菲利克在每站都停一下的慢车上颠簸了五个小时，才总算拖着行李走到马赛的烈下。领事馆派了人来接他，开着一辆车前盖掉了漆的雪铁龙2cv，司机每次踩下加油踏板，整辆车就剧烈地颤抖一下，好像要当场呕吐出零件来。

当地联络站检查了菲利克的护照，收走，换了另一本给他，上面贴着菲利克的照片，盖着货真价实的钢印，出生年月也是对的，但名字变成了“菲利克·奥加科夫”，官方身份是贸易代表，专门出口伏特加的。特勤处通常会基于特工的真实姓名来取工作名，有时候保留名字，姓氏换几个字母，有时候反着来，保留姓氏，换一个名字。这样可以避免特工忘记临时的假名，更重要的是，假如有好事者去翻查档案，特勤处也可以搪说看错了，只不过是拼法相似而已。

这个港口城市的一切都令菲利克着，像碎了一地的彩玻璃，混然而美丽。老港挤了小渔船和鱼贩，竞相吆喝叫卖，每隔几分钟就跺脚喝骂，驱赶偷偷摸摸的海鸥，没什么用，这些鸟儿从空中俯冲下来，叼走尺寸小一点的鱼，躲到高处，贪婪地啄食。带血的鱼内脏滑落，堆在石头隙里，在地中海的热天里不一会就散发出怪味。老城的房子互相紧靠，油漆和石灰一起剥落，但窗台上放着的天竺葵和茛花束弥补了这个缺陷。这个海滨城市聚集了菲利克想象得到和想象不到的各种人，穿着亚麻夏季西服的英国茶商，裹着鲜头巾的北非移民，印度水手，逃亡的阿尔巴尼亚人，形迹可疑的葡萄牙人，还有他这个看什么都很吃惊的苏联人。沿街的商店摆卖各种会被莫斯科人分类为“没用”的东西:切成大块的肥皂，旧书，古董家具，铜器，贝壳饰品，声称可以平息风暴的护身符，茶巾，骨质占卜用具。书店是他最常去的地方，菲利克用出国第一个月的薪水买了他能找到的所有索尔仁尼琴的作品，骄傲地把这些遭受苏联查的小说摆在头，在这个远离莫斯科的地方，没有躲躲藏藏的必要。

相比起海边，菲利克更喜到山上散步。通往山顶圣母堂的小路犹如，某个即将下雨的午后，正当菲利克在山密密麻麻的低矮住宅之间路的时候，一个算命的女人拉住菲利克，要求他付一法郎，否则当晚就会死于非命。菲利克跑过两条街，翻过一道篱笆，才总算摆了她。

他写信给瓦西里，描述了这些奇遇。寄回国内的信都需要经过审查员的核查，他们会涂黑任何他们觉得“危险”的段落，从来没有人知道标准是什么，不同的审查员涂掉的段落也不一样，也许唯一的标准是他们当天的心情。菲利克希望瓦西里至少能读到算命女人的那一段。

联络站里的其他苏联情报人员并不像他那么喜马赛，在他们眼中，这地方臭气熏天、吵闹而且危险。大多数人只对酒和女人兴趣，甚至在工作时间去酒吧，借口“发展当地线人”，还没天黑就喝得烂醉，每到月底就捏造一堆七八糟的报告，发回莫斯科，反正不会有人来核查报告的可信。

马赛联络站的站长是个壮硕的中年人，从侧面看不算惹人讨厌，可惜谢顶严重，头顶像是被刀削走了一块。他的法语很糟糕，对收集情报也没有显著可见的兴趣。菲利克不明白这样的人为什么能够坐上站长的位置，也许他是某个将军的侄子之类的，裙带关系一向是苏联官僚系统的硬通货。菲利克第一次到他办公室去的时候，这人花了半小时抱怨莫斯科不把马赛领事馆当一回事，他反反复复向总部申请一个“猎人”，快一年了才等来一个头小子。

“把这玩意搞定。”他丢给菲利克一个文件夹，从语气听来，就像是底下有一只死老鼠等待处理，“你一个人能应付的吧，小子？”菲利翻了翻档案，一个和克里姆林关系亲密的俄国商人，两年前叛逃到比利时，被法国情报人员接管，最后改名换姓定居马赛，源源不断地给法国人和英国人漏莫斯科的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