墓地和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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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没有起诉，理由却与爸爸有关。爸爸在“文革”中受了那么多苦，最后却原谅了迫害他的造反派头头。这事比我在做院长期间为造反派学生解困难多了，因为被爸爸原谅的，是整整威胁了我们全家十年之久的狰狞脸谱。

爸爸原谅造反派头头这件事，我曾经在台湾东海大学的一次演讲中提到过。据当时发表的记录，我是这样说的──…父亲在“文革”十年中受尽苦难，多次都想自杀，真可谓九死一生。待到“文革”结束“四人帮”被逮捕，上海清查“文革”中作恶的造反派，有关人员多次询问父亲“文革”中直接迫害他的是哪几个人，我父亲总是说:“大概是几个年轻人吧，完全记不得了。不能怪他们“文革”是上面发动的，他们年幼无知，响应号召罢了。我如果不被关押，可能也很积极。”他的这种态度使我很生气，几次盘问，他都不讲。我想起我去农场前与父亲告别，曾去求过一个造反派，便问这个人叫什么名字，父亲说:“问这个干什么？他那次不是让我们见面了吗？好的青年，名字忘记了。”直到去年，我收到一封来自甘肃的信。信中说，他是我的忠实读者，但每次读我的书都到深深的愧疚，因为他是“文革”中斗争我父亲的造反派头头，给我们家带来过不小的灾难。他说他见过我，还记得我去农场前与父亲告别的可怜样子。信后，是他一笔一画的签名。

我犹豫再三，终于把他的来信、他的名字告诉父亲。父亲本没忘，听我一说，失神地想了一会儿，立即回过神来问:“他怎么到甘肃去工作了呢？那儿离上海太远了。你如果回信，一定代我向他问好。”这时我看看苍老的父亲，忍不住下了眼泪。我们民族的灾难太多了，老人不想用仇仇相报来延续灾难。他一再说忘了，是想让他的儿子们及早地走向祥和，走向宁静。

于是，我在宁静中写下了那么多文章，在众多的读者中拥有了一位甘肃高原的读者。

（一九九七年一月九晚，台中市东海大学）记得我刚刚收到这封甘肃来信时曾反复想过，写信的这个人，究竟是我们记忆中的哪一个？是那个能言善辩、怪招迭出的戴眼镜的圆脸矮个子男青年，还是那个长得极像我们学院工宣队头头的瘦个子青年，或是另一个我当时没有注意的人？他本来完全可以不写这样一封信来，但他写了，而且一笔一画地签上了自己的姓名。这是他的勇敢，但对我们全家来说，他的来信，以及爸爸对他的原谅，却是对灾难岁月的另一番承受。当年的承受不堪回首，现在要重新唤起并立即抹去那番承受，无异于一场心理苦役，分量与以前的承受一样重，就像把一副重担原路挑回。这是渗透到家门里的事，信封内的事，老人边的事，其间的隐痛难以描述。

正因为有过这样的承受，我对于震动海内外华文读书界的“石一歌”事件也没有起诉。

“石一歌”事件发展的最高峰，是北京一家研究鲁迅的学术刊物发表了一篇题为《余秋雨与石一歌》的大批判文章。文章在无限上纲的声调中，不小心也漏了一点实情，例如，那个教材编写组确实是按照周恩来总理的指示成立的，存世六年，我只在第一年去过，而且，在我离开很久之后纔有其中个别人开始写一些跟风文章。读遍全文，没有提到署名“石一歌”的哪篇文章、哪句话、哪个字，出于我的手笔，但居然用了这么一个标题。文章还故玄虚地说，有关证据刊登在香港的《明报月刊》。我托香港朋友查证，没有；再问《明报月刊》编辑部，还是没有。显然，这是欺侮大陆读者读不到《明报月刊》。

这个骗局本来很容易通过法律手段来揭穿，但我想到爸爸的人生态度，还是没有起诉。

已经决定不起诉的事情，对方再闹，我也不会改变主意。从北京余某和上海《文学报》挑起“石一歌”事件至今已经整整五年，我知道在这漫长的子里，有一批人始终在见针、巨细无遗地排查我在“文革”期间的全部言论和行动，据说把十年间的每一个月都排了个遍，更没有放过北大胡传的所谓多少篇文章。凭良心说，全中国知识界有几个人经得起这样排查？但是，排查我的结果如何，他们自己心里明白。

我把十年的大门彻底敞开，任那么多极不友好的人士在里边东敲西打地盘查了一千多天。对此，我深骄傲，又深遗憾。骄傲的理由不必细述，而遗憾的理由却是那些人不理解的，但一切真正的作家都懂。

一个作家，如果在一场民族大灾难中合情合理地做了几件值得深切忏悔的事，那该引发多少刻骨铭心的彩文章啊，实在是求之不得，但我由于父亲的原因连做那样的事的机会都没有，至今只能时时扼腕。

然而“石一歌”事件总需要有一个了结。我的了结方案是这样一个声明:“石一歌”事件已经闹腾了整整五年，影响遍及海内外。为此，本人要对这一事件的两个主角、三个配角，发出悬赏。

这五人中的任何一个，从本书出版之起再顺延一百天，只要能出示我用“石一歌”名义写过任何一篇、一节、一段、一行、一句有他们指控内容的文字，我立即支付自己全年的薪金，作为酬劳。同时，把揭出来的文字向全国媒体公开。

如果仍然找不到，他们可以自行裁处，我绝对不会要他们忏悔。

这样的方案，总算够愉快的了吧？

但是，那天面对着白绷带、穿着旧制服的爸爸，我的心情发生了变化。

我怔怔地想，诽谤在中国，是一场巨大的历史灾难而不是个人事件。我个人可以宽恕诽谤者，但有谁来解救无数被诽谤者？按照常理，我是最不容易被诽谤的，因为我不属于任何社团机构，不跻身哪种代表委员，构不成和谁争权夺利，从不批判别人，从不参加争论，从不参加会议，还长期不在城市，不在国内，然而即便这样，还是遭到了那么多诽谤。那么，中国还有多少更有可能被诽谤而无处讲理的人呢？

我细细回忆，当年我捧着一束白花站在爸爸的隔离室和叔叔的墓地中间，最大的愿望是什么？

当时，既不想报仇，又不想反击，更没有想到哪一天能够伸冤和平反。

最大的愿望，只想找到一个能够讲道理的地方。

我只想在那个地方说一句:事实并不是这样，你们也许搞错了。

那个冬天之所以寒冷，是实在想不出普天之下会有这么一个地方。因此，我只能瑟瑟发抖、缩肩跺脚。

没有地方讲理，也就使得那位从甘肃写信来的造反派头头，以及“文革”中的其它大批判干将，没有机会听到别人讲理，也不知道世上还有那么多做人的道理。

这对他们来说，也是一种不公平。他们最后终于皈服了一些道理，却已经付出了太多的代价，尤其是他们自己的人生代价。

时至今，能不能让他们的后继者们少付一些代价呢？那就需要为他们寻找一个讲道理的地方了。

我想，法院也许正是这样的地方。

我找鲍培伦律师咨询。我问:“对于诽谤和诬陷，不作刑事案件起诉，而作民事案件起诉，有可能吗？”鲍律师想了想，说:“有可能。但明明是刑事，为什么要违避？”我说:“中国文人多数是法盲，不教而诛，马上把他们关起来，于心不忍。而且，要关的人不少。”鲍律师点点头。

我又问:“诉讼请求中，能够只要求他们道歉，不让他们赔款吗？”鲍律师奇怪地反问:“为什么？”我说:“天下一切以毁人为业的人，总是贫困的。”

“你又于心不忍了？”鲍律师笑了。

“对。”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