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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住何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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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长途汽车,坐了整整八个小时。

听两位老人说完,我对那曾经延绵过火把长龙的青山,产生了渴念。

青山下,还有那群凑粮票的右派分子们挖出来的水库,还有庇护过五岁马兰的叶家湾…

子对我的这种渴念很动,说:“那就去一次吧,顺便扫一扫长辈们的墓,好在都不在省城。”于是,我们一头扑回到了青山大湖之间,扑回到了子十二岁之前留下过脚印的全部地方。

子踏入叶家湾时脚步非常小心。这是她五岁离开之后第一次回来,当年接收她的叶小文大爷还身体健朗。她还能记得几乎没有什么变化的池塘、土坡和泥墙。见到围过来的乡亲她不断致谢,谢这个小村庄让她在大难中借住了一段永生难忘的时光。

巴我一样,她后来以最长的时间借住在一座城市,而且很对得起那座城市。但是,那座城市在情义上,远不及这个小村庄。

『大爷,从县城过来那么远的路,当年你是怎么把我驮过来的?骑在你肩上吗?”子问叶大爷。

“不,是坐在拖蔬菜的板车上,也有一半路是你自己走的。”大爷记得很清楚。

“我记得路都是野花。”子说。

县城叫太湖,我们仔仔细细地看了那些街道。今天,这些街道以巨大的热忱子的回来,古朴的石板小路边拥挤着最醇厚的呼叫和微笑。

子说:“其实爸爸、妈妈到这里,也是借住。太湖已经靠近湖北,对省城来说实在太远,爸爸大学毕业时分配工作,被一个有背景的人“调包”糊里糊涂到了这里,以前连这地名也没有听说过。妈妈更有趣,本是安庆一所女子中学的“校花”毕业时听说太湖招募演员,以为是江苏的名胜太湖,兴高采烈地来了,那天在这个小县城住下后还问,明天到太湖还要赶多少路?”

“于是,小县城里文化最高的小憋子,遇到了小县城里最漂亮的女孩子…』我开起了玩笑。但这两个“最”倒是来到这里后一再听当地老人们说的,不是我的夸张。

“问题就出在这里。”子说“我后来一直听很多大叔大妈叹,爸爸被打成右派分子受难半辈子,什么罪名也没有,只因为他是大学毕业生,而妈妈又漂亮了一点。人们见不得美好,更加见不得两种美好的结合,觉得太刺眼了,就要想着法子来暗掉。”

“你好不容易到省城读艺术学校,头上一直顶着“右派子女”的帽子吧?”我问。

“处处矮人一截,只能低头用功。”她说“在集体宿舍,一位女同学说,她的飘得到雨,要与我换,我也觉得理所当然,立即换。”我一算,那时间,正好是我爸爸病危,医院和单位因他是“打倒对象”而不给会诊,我疯疯癫癫地到处奔波而求告无门的子。而且,也是这些年那几个酒足饭的专业诽谤者凭空诽谤我有“历史问题”的子。

这时我们已站在县城到省城去的路口。子说:“那夜大青山上乡亲们的火把长龙救了我,让我走通了这条路。现在纔知道,并没有走通。”

“我也没有走通。”我说。

天已薄暮。我们抬头,青山依旧,却不知今夜,还有没有一两支火把闪烁?

冬至到了。

我和子提前一天回家乡打点。第二天早上,几个家人租了一辆旅行车,陪着妈妈,捧着爸爸的骨灰盒,也到了山口。我、子和一大批亲眷、族人已在那里等候。

等车一到,先把妈妈扶到她的表弟长标舅舅家休息,因为乡俗不主张她出现在爸爸的下葬现场。

我从弟弟手中接过爸爸的骨灰盒,走在最前面。琴花阿姨早已准备好一把大伞罩在我头上。长标舅舅提醒我,要边走边喊。我问他喊什么,他说,就喊:“爸爸,回家了!”于是我喊:“爸爸,回家了!我们回家了!”我童年时非常悉的山草气息扑面而来。眼前就是了,大地的祭坛,百家的祠堂,永远的吴石岭。

上山坡了。山坡边上已排着亲眷、邻里送的一个个花圈。脚下是山石和泥沙,还有大量落叶和松针。我又喊:“爸爸您看,那么多人陪着您,琴花阿姨给您打着伞,我们一起回家了!”山坡下那条由东向西的路,就是我在六岁前的一个晚上独自翻过吴石岭和大庙岭去寻找妈妈的路,这事,爸爸一直不知道。山坡上全是密密的杨梅树,我在《牌坊》中写过,小学同班同学中有一部分住在山脚下,家里都有杨梅树,杨梅季节邀请老师进山吃杨梅,老师进山后只听到四周亲热的呼叫声却不见人影,呼叫声来自于绿云般的树丛。这些描述,爸爸都读过,他现在就要到绿云深处长眠。

山坡往西一箭之遥,就是上林湖了。这里细洁的泥土、清澈的湖水、纯净的炭火,烧制过曹、王羲之、陶渊明、李白的酒杯。我在《乡关何处》里写到过这一切,这篇文章爸爸也读过,从今天开始,他要夜夜倾听那遥远的宴飨。

宴飨结束之时,爸爸也许能见到那位尚未确证的祖先余上林先生,以及他的儿子和朱夫人,最后一对窑主夫妇。千年窑火与南宋一起熄灭,与岳飞、文天祥、辛弃疾一起熄灭,为的是留取半山的干,来侍奉那一批古书,文化的遗脉。但遗脉一直没有找到,直到今天。这里边埋藏着太多的未知,爸爸细致,会有耐心去一一探询。

无论如何,那个初的夜晚,上林湖边随着一对年轻夫妇的喊声,窑火一一熄灭时的景象非常壮观。我想,从今以后,爸爸只要看到夕沈入上林湖时的凄美图景,都会产生联想。

隔着一条山路,对面的山坡上有一长溜平展的墓台,那里留下了我家的另一段历史。四年前我与子来拜扫时长草没身、路径难寻,便修筑了这个水泥墓台,以及通向墓台的一条水泥小路。

东首第一个,是“文革”期间屈死在安徽的叔叔余志士先生的墓。我说过,叔叔出生在上海而不喜上海,工作在安徽而不喜安徽,独身一人,寻找洁净处所。这儿,就是这位美男子的人生终点;第二个,是伯伯余志云先生的墓。他去世太早,我没有见过,但他留下的一箱子书,为我的草昧童年打开了一个大门;第三个墓最大,是祖父、祖母的了。祖父早逝后,由祖母挑起全家重担又走了整整半个世纪,但让我们不安的是,墓碑正文上没有这位伟大女的痕迹,只有在旁侧石刻碑记上提及“氏”二字。这是此间祖辈的风尚,到了父辈,墓碑上就会并列夫的姓名了。我想过很多补救办法,都不行,何况我们确实也不知道祖母的真名。这个墓的碑文和碑记,都是外公写的,书法很好,得益于柳公权和欧询之间;第四个墓是外公自己的了,碑文是他自己写的,笔触已很衰疲。外公落魄一生又诗酒一生,与我们这些晚辈都嘻嘻哈哈,因此我们从东到西一个个拜扫过来,到他这里就悲氛大减,都微笑着给他老人家上香。

墓台就这么长,两端都很难延伸,因此爸爸的墓只能安在对山。当然也有另一个理由,对山上面还有曾祖父余鹤鸣先生和曾祖叔父余鹤生先生的墓。祖母曾嘱咐爸爸要年年祭扫,又特别关照,曾祖叔父终身未娶,祭扫时不可怠慢。爸爸听话,把自己的墓安排在祖辈脚下。

听长标舅舅说,我的表哥王益胜先生的墓,也在祖父、外公的同一个山坡上。但今天上山的人很多,有好几位已经劳累不堪,也就不去寻找那个太悲惨的恋情故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