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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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也不为”就进了劳改队似乎已经成了司空见惯的事情，就好象吃了会打嗝，着了凉会生病一样，但却没有一个人去探究底蕴:为什么“什么也不为”就把人送进劳改队？他们那种毫无抱怨的，任凭自己的生命和命运象水上的浮叶，漂到哪儿是哪儿的态度，表现了我们这个民族灵魂深处的温顺。达观和乐天知命。我在他们中间，竟有时会怀疑起自己；为什么要思考？在宿命的面前，思考又有什么用？

啊，宿命！

我知道他们为什么会想到女鬼，想到吊死鬼。我们住的这幢远离劳改大队的土坯房——照本战术教科书上的术语说，是“独立家屋”是自五十年代初期建立劳改农场以来就耸立在这广袤的、平整的田野上的，年年月月，经风霜。据传说，五十年代中期，渠那边庄子上有一个黄花闺女，为了抗拒父母包办的婚姻，大白天就跑过斗渠到这屋子里来上了吊。这是个上吊的好地方，屋顶上没有顶棚，弯弯扭扭的木头椽子在外面，随便哪椽子上都可经搭上绳子。而且，有谁会到农闲时空无一人的这幢属于“严入内”的劳改农场的“独立家屋”中来，干扰她自己结束自己的生命呢？刑期在十年以上的老劳改犯说起来，至今还津津有味:“咦！俊着哩！还穿着红鞋，两条大辫子，唏溜个光！脸白森森的，眼睛长刷刷的。咱们给她抬下来的时候，身子骨还软软的…”有的老劳改犯说她了子，说她舌头伸得老长老长，据说吊死的人都是这副模样，可是大多数老劳改犯都认为这是对她的亵渎，坚持把她描绘成一个仙女，我们这些后来的劳改犯，没有亲睹，对她当然不具有那种崇敬的情，只是一个劲儿地想把她还原为活生生的体。

“熬着点吧”在受煎熬的时候，不由自主地会把她当作神上的藉。

啊，贞洁的、勇敢的、不知姓名的姑娘，原谅我们吧！

有时，场部晚上放电影，王队长通知我们去看——看电影是“受教育”——留下一个人看管夜水就行了。每次我都让他们十二个人去，我独自坐在“独立家屋”里。当领导，即使是当个犯人头，也必须公允，能自我牺牲，这才会取得被领导者的尊重和服从。蛙声咯咯，渠水淙淙，稻田上的清风如泣如诉，恰恰时隐时现的和弦。窗外，漆黑的一片，玻璃上涂污浊的泥痕。豆大的油灯伴着我夜读。当我只见我一个人的身影，模糊地印在泥皮斑剥的土墙上的时候，我就会想到“十三”

“十三”！这是个极不吉利的数字。这个数字会把她召唤出来。

果然，她从梁上飘落下来了。先是一团不成形的彩的雾气，落到地面上，便立刻凝聚成了一个活生生的美丽的姑娘。和老劳改犯说的一样，两条大辫子油光水滑的，长长的睫，水灵灵的眼睛，皮肤即使在昏黄的油灯下也显出白中透红的光彩。她还穿着冬天的红棉袄，脚上果真穿的是红鞋。简陋的小土坯房因为她的到来而变得喜气洋洋了。

她轻轻地掸拂着衣衫，怯怯地向我靠近，并发出一声暖人心意的深深的叹息:“哎，苦啊——”

“来吧，”我向她伸出手去“你苦，我也苦，让我们两人在一块儿吧…”

“我说的就是你呀。”她将手搭在我的肩上，弱不风的、但又很温暖的身躯紧贴着我，眼睛看着摊在我面前的书。

“你苦，我不苦。人死了，什么苦恼也没有了。每天晚上，我都看着你等人睡下了，又爬起来看书，何必呢？别把身体搞坏了。”她的声调是幽怨的。我搂着她那娇小的肢。我被她不自以为苦却关怀着我的神动了，我含着辛酸说:“你也苦呀。为什么年纪轻轻地就寻死呢？活着总比死了好吧？你要是活着多好！”

“活不下去呀，”她微微地晃动着身子，使我有一种进入梦幻般的觉。

“人要把我嫁给我不愿嫁的人，你说还能活吗？”她又低声地说:“当初，要是你在就好了。我正是要出嫁的那天跑到这儿来上吊的。那天你要在这儿，我就不上吊了。”我把她揽进我的怀里，让她坐在我的大腿上；抚摸着她光滑的发辫。

“这都是社会的原因呀，”我说“我们还没有达到真正的男女平等，还没有真正的婚姻自由。我看书，就是要探索怎样才能建设一个人与人之间真正平等的社会。”她似乎不理会我的说教，扭动着身躯说:“那是哪辈子的事呀！想也不敢想。我们的区委书记也这么说，广播喇叭也这么喊，可是一点不管用！不过，死了也好。你要是当作我是活人，我就活过来了。”她又扬起脸，深情地说“你是我的好人人！你别学广播喇叭说大话。我给你唱个歌吧。我好久没唱了。我一直憋着哩，我要唱给我喜的人听。”于是，她轻声地唱起来。歌声仍然是幽怨的，但却娇柔婉，在我眼前展开天里一片无人注意，任人践踏的黄的蒲公英:清水水玻璃隔着窗子照，口口白牙对着哥哥笑。

双扇子门来单扇子开，叫一声哥哥你进来。

眉对眉来眼对眼，眼睫动弹把言传。

一对对母鸽朝南飞，沷上奴命跟你睡。…然而，劳改犯人们回来了！

还离着很远，就听见他们嘻嘻哈哈地吵闹声。姑娘悠然又化作一团彩的雾气。歌声、体、温暖的气息，全消失了。我的组员们一进门，先是一捧捧黄瓜西红柿堆在我的面前。

“贼不走空趟！”劳改犯人们说。

“吃吧，吃吧，这黄瓜是刺儿皮，可脆哩！”塌鼻子用比黄瓜还脏的手在黄瓜上捋几下，算是擦干净了，递给我。你既然把他当作贼，他也就以贼自居了。并且，在农民们都做贼的时候，不做贼倒是反常，做贼当然不会觉得可。

接着，他们便在土坑上打开铺盖，劈劈扑扑地抻褥子，抖被子。一股汗臭味顿时弥漫了全屋。躺在被窝里，他们还要聊一会儿。

“咦，那个吴琼花八成儿跟洪常青搞上关系了哩！都在一个部队里，低头不见抬头见。没睡过觉，我才不信！”

“南方人都喜搞那玩意儿，那地方热…”

“我听说，南方人上厕所男女不分哩！”

“在本国，男男女女还在一个澡堂子里洗澡哩！”

“本国啥！那年我盲到上海，也是个大热天，我亲眼瞧见一伙男的女的，全在一个大池子里扑腾！”

“没穿衣服？”

“穿衣服啥！穿着衣服能在水里扑腾？都他妈的光着身子！”

“啧，啧…”而我，却搂着我的姑娘入睡了。我把被窝留出一个空档，这里睡着她柔软的、但却是虚空的身子。

有一次，劳改队不知从哪里来了一部《列宁在十月》。劳改犯人看了，对瓦西里和他老婆吻别那场戏大兴趣。

“咦！了不得！电影影子里还吃老虎哩！”

“嘿，抱着脸就那个啃！”

“你跟老婆姨也啃过。嘻嘻！啃过没有？你说，你说！‘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审讯的术语，劳改犯人可是记得牢牢的，随时挂在嘴边。

“啃啥哩，脸怪脏的！我一偏腿上马，一蹦子就到河西了…”接吻“怪脏的”而身体其他部位的接触却不“脏”！情其实是文化的一种表现。在缺乏文化的地方，在缺乏文化的人身上，全然没有情的一切温文尔雅，没有那一套温文尔雅的繁文缛节，只有那最原始的。也是最基本的情。

进得门来就吹灯，抱着我的小亲亲。

嗯咦哟——嗯咦哟——豆大的灯光熄灭了，姑娘上过吊的屋子里黑暗如漆。劳改犯们都入睡了，打鼾的打鼾，锉牙的锉牙，呻的呻；那个把牛喂死的劳改犯哼哼卿卿地这样唱了几句，最后吧咂几下嘴，也甜甜地进入了梦乡。而在这幢土坯房里，所有的梦中都有女人，如静电的火花，在这些男人的脑海中荧荧地闪烁。啊，魔障啊，魔障！

我不能说那是的、下的。在我体内，在我刚过三十岁的强壮的体里，也蠢蠢动着这个魔障。佛教经典《大智度论》中这样写道:“问曰:何以名魔？答曰:夺慧命，坏道法功德善本”也就是说，她能把人和智慧、道德、教养、善良的天全部毁掉，然无存。可是，去他妈的吧！既然早已把我当成“阶级敌人”一次劳改，两次劳改“反右”过去了十年还拿我写的诗“示众”死死地揪住我不放；佛教尚讲“六道轮回，生死相继”而我却总没有再次投胎的机会，又要那些智慧、道德、教养何益？

我们劳改犯入睡觉时全身得光，一是为了省衣裳（除了那一张黑皮，衬衣衬可是要自己花钱买，或是由家里寄来），二是为了不生虱子。我在被窝里用糙的手掌抚摸着我肌结实的脯，很是惴惴不安，就象抚摸着随时会咆哮起来的野兽。情，早已在我心中熄灭；我的情和我曾经过的人一起消失得无影无踪。而正因为我她，我便不能让她与我共担险恶的命运，对她弃之不顾倒是还给她自由；正是因为我她，我便不能多想她。想她反而是虚伪，这等于把情的债务强加在她身上。并且，如果心灵被思念、被情所软化，便不能以一种汉子的刚劲来对付严峻的现实。我见得太多了:被严峻的现实摧毁磨跨的人，大半是多愁善，恋于儿女私情的人。

纯洁的如白百合花似的情，战战怯怯的初恋，玫瑰的晚霞映红的小脸，还有那轻盈的、飘浮的、把握不住的幽香等等法国式罗曼蒂克的幻想，以及柏拉图式的情理想主义，全部被黑衣、排队、出工、报数、点名、苦战、大干磨损殆尽，所剩下来的，只是动物的生理要求。可怕的不是周围没有可的女人，而是自身的情中儿没有情这弦。于是，对异的只专注于异的体；情还原为本能。情和皮肤同步变得糙起来，目光中已没有一丝温柔，变得象鹰眼似的沉，我抚摸得到我腔、我腹部里有一种尖锐不安的东西撞击着我。我听得见它险的咻咻的鼻息，觉得到一股如火焰般灼热的暗，在我周身的脉络中肆无忌惮的窜。那不是我，或是我的另外一面。可是它很可能猛地冲击出来将我撕得粉碎，然后它的血，扑向它所能看见的第一个异。

我睡着了。我梦中出现了女人。但女人即使在我潜意识中也是不可把握的，模糊不清的。这年我三十一岁了，从我发育成直到现在，我从来没有和女人的体有过实实在在的接触。我羡慕跟我睡在一间土坯房里的农民们，这个地区有早婚的习惯。在他们的梦中，他们还能重温和异接触的全过程。这种囹圄之梦，摆了脚镣手铐，能达到极乐的境地。而在我，梦中的女人要么是非常象的:一条不成形的、如蚯蚓般动着的软体，一片毕加索晚期风格的彩，一团动不定的白云或轻烟。可是我要拼命地告诉我，说服我:这就是女人！

有时，女人又和能使我愉悦的其他东西融为一体:她是一支窈窕的、富有曲线美的香烟，一个酭得恰到好处的、具有弹的白暄暄的馒头，一本哗哗作响的、纸张白得象皮肤一般的书籍，一把用得很顺手的、木柄有一种质的铁锹…我就和所有这样的东西一齐坠入深渊，在无边的黑暗中享受到生理上的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