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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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从各组调来的十二个犯人并不象王队长说的那么难管。王队长说“难管”是从劳改干部的角度上来看的，是把我还当做与那十二个人不同的人。自监狱制度发明以来，最英明的一项措施莫过于用犯人来管犯人。一种民主的平等的气氛，很快就会调动起被管的犯人的积极和自觉。尤其，我们这个田管组住在远离号子七八里的大面积稻田中间，土坯房盖在斗渠旁边一个地势较高的土丘上；公社的生产队与我们隔渠相望。这里没有岗楼，没有电网，没有扛的“班长”我们又听见了啼狗吠；我们渠这边沙枣花盛开之际，生产队的蜂嗡嗡地成群飞来，似乎已经抹掉了横在人与人之间的森严壁垒。有家的犯人仿佛又回到了家，无家的犯人也获得了些许的自由。更何况，调来的自由犯，全都是短刑期的或刑期即将结束的犯人，在这样的年代里，有这样一处美好的田园，又何必逃跑呢？

水稻生芽的时节，渠坝上树的沙枣花开始凋谢。点点金黄的小花落到水里，有的顺水去，有的被垂在水面的柳枝留住。依附在柳枝上的沙枣花又引来无数的沙枣花和柳絮，在渠水上织成金的和银的花絮的涟漪。我们在稻田里劳动了一天回来，就蹲在这渠边吃晚饭。而在渠坝那边的柳树下，却坐着。站着一排排农民的娃娃，呆呆地盯着我们这些穿黑衣裳的人，仿佛这些人的一举一动都非常奇异。黑的衣服和教士的长袍一样，笼罩着一种神秘的彩；他们干了什么事？是什么命运驱使他们集中到这里来…幼小的心灵从此潜入了对世界、对未来的恐惧。

如果大队在警卫的押送下，排着队从渠坝上走来，到稻田地里去干活，来看的农民就更多了。甚至还有从远地来庄子上串亲戚的老乡，也要把“看劳改犯”当作彩的节目。

“哟！看那个…还戴着眼镜哩！”

“咦！那个，那个…模样还长得俊哩！”

“咋样？给你当个女婿…”

“你死去，我撕烂你的x嘴！”说这样话的当然是女人。很快，她们自己一伙里就打闹开了，这是一个开放的剧场，观众席上同样演着热闹的戏。久而久之，如果我们出工收工没有老乡，特别是穿花褂的姑娘媳妇站在渠那边看，我们反而会到寂寞，年轻的小伙子在队列里走着也是无打采的，即使今天干的活并不重。要是来看的人多，绝大部分劳改犯人都会抖擞起神来，王队长没有下命令唱歌（唱歌也是在命令之下），也要唱。

在所有的“革命歌曲”里，我们最唱这两支歌:落西山红霞飞，战士打靶把营归，把营归。

还有:我们——共产人，好比种——子！

唱到“种子”这个词，年轻的劳改犯就会向站在渠那边的姑娘媳妇挤眉眼。王队长对犯人唱什么歌是不管的，只要唱得整齐，唱得响亮，他便会骂一句“‮子婊‬儿”表示赞赏。直到后来警卫人员通过警卫部队的渠道向劳改当局提出了意见，劳改当局才下达规定:在这个非常的革命时期，劳改犯人只许唱“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了。可是，到了一九六七年，连公安局、检察院、法院也被“砸烂”这些机关一律实行了军事管制“高贵”的军代表却比“卑”的农民出身的劳改干部“聪明”——应该是“高贵者最愚蠢，卑者最聪明”

“语录”是这样教导的——直觉地到所有的“语录歌”都具有方法论的质，不论哪个阶级哪个派别全能利用，全会从中受到启发。比如，你所指的“反动的东西”在他那里偏偏另有所指，你怎么办？对这群心怀叵测的人，你怎么知道他们心里指的是谁？于是，干脆命令劳改犯人一律不许唱“语录歌”但除了“语录歌”之外这时又没有别的歌可唱，这样，在一次劳改队节联上由犯人自编自演的“宁夏道情”便顺理成章地成了免费歌曲。

改造，改造，改那么个造呀！

晚上回来，一——大瓢呀！

嘿嘿！呀嗬嘿嘿！呀——嗬嘿！

在我们田管组“一大瓢”是由我们派回去的值犯人挑来的。我们有两个大铝桶，不管是什么饭，值犯人每顿都能挑回的两大桶来。在外面被批判得体无完肤的“多劳多得”在劳改队里始终奉行不渝。这时，黄瓜成了，西红柿开始泛红。路过菜地，挑饭的值还要捞来许多刚下架的新鲜蔬菜。经管菜地的也是自由犯，而所有的自由犯全属于一个阶层，都互通声气，互通有无。我们能比“班长”们和劳改干部及其家属更早地吃上西红柿和黄瓜。自由的相对，在这里体现无遗:不管在什么地方，你只要比别人稍稍自由一点，你就能得到较多的利益；而利益的多少，恰恰和当时当地不自由的程度成反比，在最不自由的地方你得到一点自由，所获得的利益却最大。

两大瓢——不是“一大瓢”——下了肚，又大嚼了一堆西红柿黄瓜，我们全被撑得不能动了。我们仰面躺在渠坝的坡上，头枕着自己的胳膊。大队收工回去了，周围陡然异常地静谧。乌鸦在老柳树上拉屎，稀粪穿过枝叶掉在积黄土的渠坝上，砸出“扑、扑”的声音。太落在群山之巅，灌了水的大面积稻田，蓦地变得清凉起来。青蛙和癞蛤蟆先是试探的，此起彼伏地叫那么两三声。声调悠长而懒散，仿佛是它们刚醒过来打的哈欠似的。接着，它们便鼓噪开了，整个田野猝然响成一片:“咯咯咕”！

“咯咯咕”！快而又愤怒。它们要把世界从人的手中夺回来，并充着必胜的信念。

同时，习习的晚风从一眼望不到头的稻田那边吹拂过来，并且送来无数跳跃的、闪烁不定的点点金光。我闭上眼睛，进入一种忘我的恬静。这种忘我的恬静是在等待中的最佳情绪状态，也是在漫长的等待中不自觉地锻炼出来的。在历史的转折到来之前，人本无能为力，与其动辄得咎，不如潜心于思索。

但我思索些什么呢？我什么也没有思索。外面的世界已经完全逸出了马克思所探索出的规律，书本已经被抛到一边。据说这才是真正遵循了马克思所说的“批判的武器不如武器的批判”因此，不但使王队长目瞪口呆，也使自以为比他高明的我偶然失措。王队长的沉默给我留下的那个空白，尽管填了渺茫的，但又必不可少的希望，却也没有给我对社会的思考提供任何线索。斯宾诺莎是这样说的:“无知并不是论据。”管他妈的！当个纯粹的劳改犯吧。王队长还把我看作与其他劳改犯不同，说来惭愧，实际上我从骨子里都成了一个劳改犯，因为我在社会上所从事的职业，就数我当劳改犯当得时间最长。

在渠坝下躺够了，劳改犯们舒臂伸腿地活动起来。

“！夜黑里来个女鬼就好了。”

“来的女鬼可别是披头散发的，最好是涂脂抹粉的。”

“熊！吊死鬼都伸着舌头，老长老长，通红通红，在你脸上一下，可够你呛！”

“一个女鬼不够分，最好来一帮，十三个，咱们一人搂一个。”

“咱们组长不要呀，咱们组长是个读书人。”

“读书人咋啦？读书人也长着一个…”我仍闭着眼睛，但也不和大家一同“扑哧”地笑了。我觉得到这时大伙儿的眼睛都在看着我。我受着一种独立于他们之外的尊敬，但我的内心却倾向于他们。自一九五八年“公社化”以后，法律之外又加上种种规章制度，空前的严厉渗透到农村生活的每条隙。每一个农民都象古希腊传说中叙拉古国王的宠信，头上悬着一柄达摩克利斯剑，不知什么时候它全突然掉下来，砍着自己的脑袋。归我率领的十二个田管组员，全是于农活的强壮小伙子。听着他们平静地叙说自己的案情，就象絮絮的微风穿过林间。

“苦啊，不偷咋办呢？肚子饿着哩…”一个塌鼻子小伙子盗卖了生产队的化肥，判了五年，而谈起来却怀着一种幸运。

“值！我给我老妈治病了哩。判我五年，就不让我退赔了…”

“嘿嘿！我也运气。”另一个把生产队的牛喂得撑死的劳改犯这样说“法院问我，你愿意劳改还是愿意赔钱？我琢磨着:劳改队还管饭吃，我就来了。来了一看，还真不赖！就是没有娘儿们。哎，熬着点吧…”有时，他们也问我:“章组长，你是为啥进来的？”

“我么？”我说“我什么也不为。”他咔裂开嘴理解地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