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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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语录认真搞好斗、批、改。

申请书今有三队农工章永璘、黄香久，自去年结婚以来，一直情不合，不能搞好家庭团结。长此下去，不利于农场的生产，也不利于个人的改造。经我们二人协商，一致同意离婚。离婚时的财产处理，由我们二人解决。今后，我们二人保证在社会主义建设和个人的改造中发挥出更大的力量。此申请望领导批准为荷！

敬礼！

章永璘黄香久1976年3月我把这张申请书摊在曹学义面前。

曹学义的眼睛避开我的目光，盯在这张申请书上，喝着嘴，微蹙着眉头，左看右看，一时拿不准应该怎样答复。

我没有等他示意，便拉过一张凳子坐在他办公桌对面，背靠着墙，点燃一支烟。我的眼睛一刻也没有离开他的脸。

他摘下绿军帽，搔了拯板刷似的头发，又戴上。他的一条腿抖动起来，致使他的肩膀也随之摇晃。他的另一只手一会儿摸摸墨水瓶，一会儿摆一下面前的纸张，一会儿拿起笔，但在我以为他要签下他的大名时，却又放下了。

“我听说了，我听说了…”他终于喃喃地说。

“听谁说的？”我有点咄咄人地问。

“听黄香久吗？”

“哪、哪里…不是！”他赶紧声明。

“大伙儿都这么传嘛。”我不作声了，等着他。

我原来料想他可能要在我使用这条牛头不对马嘴的语录上找点岔子，但是他却不把注意力放在这上面。其实我早作好准备，如果他真的找岔子，我就要请教他，究竟有哪一条“主席语录”适合写在离婚申请书上。我要在离开之前发作一次政治的歇斯底里，表示一点可怜而又可笑的愤怒。等他们来抓我时，我却戏剧地跑掉了。但他没有给我这样一个重新做人的机会。

办公室外面光灿烂。窗前有一个人影走过去，他抬起头张望了一下。他现在盼着有个人进来打扰我们。而我偏偏选在这样一个时候，这时候连黄香久也在地里干活。

“是不是——可以调解一下？”他捏着纸，歪着脑袋，慢地问我。

“让谁来调解？”我问“让场部来人吗？”他听出了这句话的份量，尴尬地笑了笑:“哪用场部来人嘛。咱们队上，有谁跟你们好的？黑子咋样？”

“我看，还是不要有外人掺合进来的好。”我冷冷地说。

“那也是，那也是…”他表示同意“清官难断家务事嘛！”我想起桌上的墨水瓶砸在他四四方方的黑脸上。但这只是我一瞬间的冲动。我很惭愧；在“领导”面前能做出真正男子汉的举动，恐怕还需要一个过程，还需要把我逆向地“改造”过来。现在，我的话里面虽然有骨头，但坐的姿势不知在什么时候又变成了弓曲背的了。卑微已经渗进了我的血，成了我的第二天。忍耐点、忍耐点！我自我解嘲地想，我要等他签名，这份离婚报告主要是为了她的安全。他巴不得我们离婚，但又必须做出这种姿态。这是一出很短的过场戏。

“黄香久同意了吗？”他沉了一番，又问。

“当然同意了，”我肯定地说。

“这好象不是她本人的签名。”他脸凑近纸看了看，仿佛在说，你看，我对你们多负责呀！

“怎么？要把她叫来你问问吗？”

“哦，那倒不用。”他无谓地笑笑，两手使劲地起来。

“我记得去年的结婚申请也是你代写的。”

“曹书记的记好。”我说。

他找着了据，于是拿起笔。

“要是你们俩都同意，领导就批罗。婚姻自由嘛，以后你们觉得还能凑合，再复婚也行。现在，离婚的多，复婚的也多。”领导就是他，他就是领导。说完，他一笔一划地签了自己的名字。

我有一种丢掉了既宝贵又沉重的东西的失落，本能地站起来，拿起那张纸。戳子、签名，决定我们命运的就是这些可笑的符号。我说:“我想搬回周瑞成那间房里去，行不行？”他脸上掠过一丝警觉的神情，但随即表示同情地说道:“暂时不用忙嘛。那间屋子好久没人住了，一冬天没生火。天气暖一点再搬也可以。你们不是住两间房么？你们先一里一外住着咋样？”

“我想还是早点搬出来好。”

“那随你！”他摆了摆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