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筑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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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查德·耶茨著陈新宇译作家写作家，很容易制造出最垃圾的文字；这每个人都知道。一篇小说如果以“克拉格掐灭香烟，扑向打字机”这样开头，估计在美国没有哪个编辑会想读第二句。

所以别担心，这是一篇关于出租车司机、电影明星和著名儿童心理专家的小说，不矫情、没废话，这是我的承诺。但你得有点耐心，因为这里面也有一个作家。我不会把他叫做“克拉格”但也可以保证他不幸是那些人物中唯一的人，但我们要跟他长期相处，你最好还是指望他笨拙、鲁莽一点，因为不论是在小说中还是现实生活中，几乎所有作家都这样。十三年前，也就是1948年，我二十二岁，受雇于合众国际社，在财经新闻科从事撰写工作。周薪五十四美元，这算不上什么好差事，但有两个好处:一是只要有人问我是干什么的，我便说“在合众国际社工作，”这话听上去颇为自豪；二是每天早上，我身穿廉价防雨风衣，一脸倦容出现在新闻大楼前，风衣由于缩水小了一号，我穿着好像有点小。头上一顶戴旧了的褐费多拉帽（要在以前我会用“一顶破帽子”这个词来形容它，我很欣现在多少知道诚实地谴词造句了。这顶帽子戴得过多，经过了无数次神经兮兮的捏拢、整理成形、再成形；其实帽子本没有破），我喜每天的那几分钟，走过地铁出口和新闻大楼之间最后几百码的斜坡，觉自己就是欧内斯特•海明威，正要去《堪萨斯市星报》上班。

海明威是不是在二十岁生前就已从战场复员回家？嗯，我也是；好吧，可能我没有受过伤、得过奖章，但本质一样。海明威有没有为上大学费时间、会耽误职业生涯之类的烦心过？见鬼，没有；我也没有。海明威是不是真的很关心新闻事业？当然不是；这里有些微差别，你看，他在星报成功突破，而我则在财经新闻科按步就班地工作，郁闷不已。可重要的是，我知道海明威会是第一个同意我看法的人，即作家必须从某个地方起步。

“今天，国内公司债异常高涨，易略显活跃…”这就是我每天为合众国际社电报写的文章，还有“节节攀升中的石油股价逐步进入活跃的场外易市场，”以及“立鼎滚轴公司董事会宣布”——（苍天在上，什么叫做认购期权、什么叫认沽期权，什么是偿债基金债券？如果我知道就让我见鬼去），电报打字机嘎吱嘎吱，卡嗒作响，华尔街股票行情自动收录器滴答滴答，周围的每个人都在讨论球，我则几百字几百字地写，虽然从来没搞明白过这是什么意思。谢天谢地，总算到下班时间了。

每每想到海明威年纪轻轻就已经结婚，我总是很开心；在这点上我跟他一样。我子叫琼。我们住在西十二街的最西头，是三楼上一间大大的，有三个窗的房间，如果它不在左岸，当然不是我们的错。每晚，吃过晚饭后，在琼洗碗时，房间里是一片令人尊敬、甚至是虔诚的静谧。这是我在角落那三折叠屏风后面的休息时间，那里摆了一张桌子、上面放着学生台灯，手提式打字机。当然，就是在那儿，在台灯白光芒的凝视下，我与海明威之间那点微弱的可比经受了最大的考验。因为没有任何《密歇湖上》这样的小说出自我的机器；我的打字机也没打出《三天大风》或《杀手们》这样的小说；实际上，这部机器经常是什么小说也打不出，即使有什么被琼称为“非凡的”东西，我内心深处也知道那总是、总归还是很糟糕的东西。

许多个夜晚，我所做的就是躲在屏风后发呆——读纸板火柴里印的每一个字，又或者，读《星期六文学评论》封底的广告——这年秋天，也是这样一个夜晚，我无意中读到下面几行:为天才作家提供与众不同的自由撰稿机会。要求有丰富想象力。

伯纳德•西维尔。——下面还有电话号码，看上去是布朗克斯的区号。

那天晚上，我从屏风后走出来，琼从洗碗池边转过身，手上的肥皂水滴在摊开的杂志上。我不想用我和琼之间简单、诙谐的海明威式的对话来打扰你们。我也会跳过我与伯纳德•西维尔之间礼貌的而无实质内容的电话谈。我要跳过几天到后来的一个晚上，我坐了一个小时的地铁，最终找到他的寓所。

“是普林提斯先生吗？”他问道。

“你叫什么？鲍？好的，鲍，我是伯尼。进来吧，随便点。”我觉得伯尼和他的家都值得在此仔细描述。他大约四十五到五十之间的年纪，比我矮得多，也壮实得多，穿着件看上去很贵的灰蓝运动衫，下摆没有到子里去。他的头大我一半，稀疏的黑头发齐刷刷地梳到后脑勺上，好像他刚刚站着仰面洗了个淋浴；他的脸是我见过最坦率最自信的脸。

公寓整洁、宽敞，白调，整个地面全铺着地毯，到处是拱门。在靠近衣柜附近的狭窄壁龛处（“下大衣和帽子吧；好。把它挂在这个钩子上，我们就安顿好了；好。”），我看见一堆相框，全是一战士兵的不同合影，可起居室墙上却没有一张这样的照片，只有几只美的铁制灯架，还有几面镜子。走进房间，你不会再去注意有没有相片，因为你所有注意力会被引到唯一一件令人惊异的家俱上。我不知道你们会怎么称呼它——壁橱？——不管它是什么，它似乎连绵不绝没有尽头，有些地方齐高，有些地方又只到部，至少用了三种不同深浅的褐装饰面板。有个地方用来放电视机，有一部分是无线电留声机；有个地方薄薄的，做得像个架子，放着盆栽或小雕像；有个地方全是镀铬把手和花里胡哨的滑动板，像个酒吧。

“喝姜汁汽水吗？”他问。

“我子和我都不喝酒，但我可以给你一杯姜汁汽水。”我想伯尼在晚上面试他的写作应聘者时，他子一定经常出去看电影；我后来倒是见过她，以后会说到的。不管怎样，那第一个晚上，只有我们俩人，坐在光滑的仿皮椅上，喝着姜汁汽水，谈的可完全是正事。

“首先，”他说“告诉我，鲍。你知道《载客中》吗？”我还没来得及问他说的是什么，他已从壁橱的某个凹陷处出这本书，递过来——这是本纸面本的书，你可在药房这种地方买到，是纽约出租车司机的回忆录。接着他开始跟我说这本书的内容，而我则看着这本书，点着头，只希望自己没离开过家。

伯纳德•西维尔也是个出租车司机。他干这行已经二十二年了，跟我的生命跨度一样长，最近两三年，他开始想为什么他不能把自己的经历写成小说，这小说难道不是一笔财富吗。

“我想你看看这个，”他说，这次，壁橱里生出了一个干净的小盒子，三寸宽五寸长的文件卡片盒。他告诉我这是几百条经历；全都不同；还让我理解也许这不一定全是真实的，但他向我保证，至少每个故事的主要内容都是真的。我能想象一个真正优秀的捉刀人会如何对待这样丰富的素材吗？或者说我能想象这样的作家将能从杂志销量、作品版税和随之而来的电影版权中赚取多么丰厚的回报吗？

“嗯，我不知道，西维尔先生。这事我得考虑考虑。我想我得先读读这本书，再看看有什么——”

“不，等等。你抢在我前面了，鲍。首先，我并没有要你读那本书，因为你从中学不到什么。那人写的全是黑帮、女人、、酒这类东西。我完全不同。”我坐在那里，大口喝着姜汁汽水，好像渴得不行，其实只希望他快点讲完他究竟如何不同，我好离开。伯尼•西维尔是个热情的人，他跟我说；一个普通、平凡的家伙，有颗博的心，有真正的人生观；我明白他的意思吗？

我有个小花招，可以将自己与他人隔绝开来（很容易；你只要做到:双眼直盯着说话者的嘴巴，观察他说话的节奏，嘴、舌头无穷变幻的形状，你就什么也听不见了），我正要这样做时，他又说道:“别误会我，鲍。我还从没要哪个作家为我写过一个字而不付钱的。你为我写作，你会得到你应得的报酬。当然，这场游戏目前这个阶段，还不会有大笔的钱，但你还是会得到报酬。够公平吧？来，我给你再添。”这是他的建议:他从这些卡片里给我一个思路；我把它变成伯尼•西维尔以第一人称写的短篇小说，长度大概一、两千字，他保证立即付款。如果他喜我写的东西，将会给我更多东西写——如果我能应付得过来，就一周一篇——除了每篇故事付的钱之外，当然，这些故事还会带来其他收入，我完全可以指望获得相当大比例的分成。他神秘兮兮地看着我，提到他推广这些短篇小说的计划，虽然他极力暗示《读者文摘》可能对此兴趣，但他还是坦白承认目前还没有与哪家出版商联系过最终将这些短篇小说汇集成书的事宜，但他说他可以向我提供几个名字，保管我听了后眼珠子都会掉出来。比如说，我有没有听说过曼尼•威德曼？

“哦，也许，”他说，大笑起来“也许说威德•曼莱你会更知道些。”这是个红得发紫的电影明星，在三、四十年代他就像今天科克•道格拉斯、伯特•兰开斯特这样出名。威德•曼莱是伯尼在布朗克斯区的小学同学。他们有共同的朋友，所以到现在关系一直还很密切，有件事也让他们友谊常青，那便是曼莱再三说过想要将纽约出租车司机，这个鲁可的伯尼•西维尔多姿多彩的生活搬上荧幕或拍成电视连续剧，由他来演伯尼•西维尔。

“现在，我还要告诉你另一个名字，”他说。这次他说那个名字时特意斜眼瞧着我，仿佛可以用我知不知道这个名字来衡量我的综合教育水平。

“亚力山大•科罗夫博士。”幸运的是，我还不是一脸茫然。准确地说，这名字虽不是如雷贯耳，但还不至于藉藉无名。这是《纽约时报》上常见的名字，成千上万的人对他们依稀有点印象，因为多年来我们经常在《纽约时报》上看到这种名字被体面地提及。噢，这名字可能缺“莱昂内尔•特里林”或“莱因霍尔德•尼布尔”那样的影响力，但基本在同一水平线上；你可能将它与“杭丁顿•哈特福”或“莱斯里•r•格罗夫斯”归为一类，比“纽博尔德•莫里斯”的知名度稍高一两个档次。

“你说的那人，”我说。

“是那研究什么儿童力的人吗？”伯尼朝我神圣地点点头，原谅了我的鄙，再次正确重复了一遍这个名字。

“我是说亚力山大•科罗夫博士，杰出的儿童心理学家。”你看，早在科罗夫博士成名前，他曾是布朗克斯区一所小学的老师，正是两个最顽皮、可的淘气包伯尼•西维尔和那个电影明星曼莱•什么的老师。他一直温和地关注着这两个年轻人，如果能在出版界施加影响促成他们的计划，还有什么比这更让他开心呢。看起来，他们三人已是万事俱备，现在缺的是最终要素，最捉摸不定的催化剂，执行这项工作的最佳作家。

“鲍，”伯尼说“跟你说实话吧。我找了一个又一个的作家来写，他们都不合适。有时候，我几乎不相信自己的判断了；我把他们写的东西拿给科罗夫博士看，他摇头，说，‘伯尼，再试试。’”

“你看，鲍，”他坐在椅子上，热切地倾身向前。

“这不是什么一时兴起的想法；我不会欺骗谁。这种事是一种建筑活动。曼莱、科罗夫博士和我自己——我们在建造这东西。噢，别担心，鲍，我知道——什么，我看上去有那么傻吗？——我知道他们建筑的方式和我的不一样。不过，凭什么他们就该和我的一样呢？一个电影明星？一个知名学者和作家？你以为他们没有自己可建之物吗？你以为他们没有比这更重要的事做吗？当然有。但是鲍，说实话，他们有兴趣。我可以给你看他们的信，我可以告诉你他们好多次带着子坐在这间屋子里，我可以告诉你曼莱有多少次一个人在这里。我们连续几小时谈论不休。他们都很兴趣，这你不用担心。所以你明白我跟你说的了吗，鲍？说实话，这事是一种建筑活动。”他开始比划着建筑的手势，两手从地毯开始，把一块块看不见的木板垒在那里，直到把它们砌成一座他的名利之楼，我们的金钱和自由之楼，高到齐眉。

我说听上去当然不错，但如果他不介意，我更想知道每个故事马上能付多少钱。

“现在我要告诉你这个答案，”他说。他又去壁橱那里——像书桌的某部分——从一堆纸里清拣出一张个人支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