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缕余香在此：奚啸伯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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奚啸伯还把许多钱花在亲戚朋友的身上。唱红了以后，每天都有人到家中去“告帮”（即借钱）。只要对方张口，无论多少，总要给一两块大洋。一个表弟，每周必来吃两次饭，饭后必大烟，临走必拿点钱。奚啸伯对这个表弟从未厌烦过。子有七个兄弟，生活也常靠他供给。他认为这是分内之事。奚啸伯对同行也是如此。著名花脸演员金少山一度衰败，连顿正经饭菜都吃不上。他组织同行为金爷唱“搭桌戏”（一种不取酬劳的演出。若干演员为救助某一同业而举行的演出，收入全部赠与该人），以解决生活困难。著名老生高庆奎，晚年生活窘迫。只要他去了后台，就一定叫管事给高先生送个“红包”里面装上相当二路老生的戏份。

令人想不到的是，奚啸伯对家里人却相当“抠门”奚延宏说:“想花他几个钱，可太难了。”1956年，儿子在北京京剧四团工作，想买辆自行车，求父亲凑点儿钱，可说什么也不行。实在没辙，便向当时的副团长吴素秋求援。吴一口答应，从奚啸伯的工资里扣下二百元。事后，奚啸伯还老大不高兴呢。

奚啸伯死时，没有积蓄，也无家产。死后，他给儿子留下一条破毯、一个樟木箱。

【子】奚啸伯是个孝子，对长辈极其恭顺。挣钱多的时候，别说是置房产，就是给子买件新衣服，一要经母亲同意，二要跟姐姐、嫂子一起买才行。他的子张淑华生活在这样一个家庭，很受管束，常常暗自生气，又不敢多说一句。久而久之，元气大伤。奚啸伯也为家庭里的各种纠纷耗去许多力，疲惫又痛苦。1949年，子病故，那年，他四十岁。

好岁数又唱得正红，续弦还不容易？子病逝不久，不少亲戚朋友便登门提亲，却都被奚啸伯婉言谢绝。他深知母亲的脾气和家务的繁重，深恐婆媳不和，引来家庭不幸。1954年老母去世。再提此事时，他又怕新媳妇给三个子女带来痛苦。弟子欧中石也劝说他续娶，以便有个老伴照顾。他仍不同意，说:“再娶困难很多。一要对方意，二要孩子意，三要我本人意。我不能委屈别人。你想想，对方不意，这不是叫人家来受委屈？孩子们自幼丧母，若与继母不和，既委屈了孩子，更对不住他们九泉下的母亲。与其后对不住人家，不如自己对不住自己。”每说到这件事，他总是热泪盈眶。与梅兰芳合作演出《二堂舍子》，梅老板曾慨地说:“他这个戏是越演越好了，可能是有切身体会了吧。”

“文革”中，他身患半身不遂之症。朋友们议论说:“奚啸伯如果有个老伴儿就好得多了。”他说:“我成了这个样子，又是反革命又是右派，又这么个半死不活的身子，不是坑人家吗？！”奚啸伯六十七岁溘然辞世，二十八年孑然一身。

【我冤呀！】1957年6月5，由叶恭绰、李伯球、李健生、李万等主持的戏曲界整风座谈会在北京饭店举行了，后来，父亲和农工中央副主席黄琪翔也赶来参加。在这个会上，父亲结识了奚啸伯。

俩人作了简短的谈话，父亲劝他参加中国农工民主。

奚啸伯说:“我已经参加民盟了。”父亲笑着说:“那我们是一家人了。”父亲问他经常演出的剧目都有什么。他说:“为了纪念《儒林外史》作者吴敬梓诞辰，我和北京市四团演出了一个新戏，叫《范进中举》。”编写剧本的是毕业于西南联大中文系的作家汪曾祺。

“《范进中举》？”父亲重复了剧名，高兴地说:“好戏呀。”奚啸伯答:“我只演了范进，可没中举。”这话惹得周围的人都笑了。

座谈会上，奚啸伯没有发言。可他的儒雅气质给父亲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散会时，父亲让我的母亲用她的车送奚先生回家。

我对这次会晤很兴趣。想查查中国农工民主中央委员会过去的简报、记录或资料，做进一步的了解。可人家告诉我，农工所有过去的文字材料都上缴了中共中央统战部。我还想查查民盟中央1950年代的档案，看看奚啸伯是不是真的参加了民盟。人家又告诉我，民盟的档案也上缴了。

后来从奚延宏那里，我才知道了奚啸伯在反右阶段的某些情况:1955年奚啸伯和儿子一起参加了北京京剧四团，他任团长，与吴素秋等人合作演出。不久，北京成立了一个京剧工作者联合会。梅兰芳、马连良分别任正副会长。因奚啸伯有文化，大家就推举他为秘书长。这段时间，他又忙着唱戏，又忙着社会活动。那时，奚家住在菜市口，李万先生住在大吉巷，两家靠近，彼此情也好，加之他孤身一人，李万、李小父子就经常请奚啸伯到家里聊天、饮酒、吃饭、喝茶。1957年大鸣大放的时候，戏曲界开座谈会，李万总拉他参加。他也愿意和叶恭绰、张伯驹这样的大知识分子往来。每次的座谈会，都是李万发言，他记录。俩人形影不离。运动转入到反右阶段，俩人就一齐戴上了右派帽子。奚啸伯一提起反右，就说:“我冤呀。我从旧社会来，吃喝。但我从心里没反。”后来，我又从刘曾复先生那里得知:李万在1957年夏季那篇关于民营剧团的彩发言原来是由奚啸伯起草的，也许这就是他的“右派罪行”了。

【落脚石家庄】他成了右派分子，石家庄地区京剧团的团长（刘同起）来北京探望。谈话中，约他去石家庄。已经离开北京京剧四团的奚啸伯，觉得自己在北京已无任何出路，便一口答应下来，同意试演三个月。

一起到石家庄的，除了儿子奚延宏、琴师魏铭、跟包的陈宝山师傅以外，另有三人同行。到了新的单位，文化机关的负责人和他谈话，说:“因为你戴了帽子，待遇和工资都不能按从前的标准计算了。”奚啸伯同意了，可和他同来的人一看这情况，拔腿就走。最后，剩下了儿子、琴师和陈宝山。

为了改造思想，奚啸伯除了唱戏，还干扫地、打水等体力活儿。1959年，他成为第一批摘掉帽子的人。张东屏专员很关心他，与有关方面打招呼，要求在生活方面尽量照顾。

“白云深处青山下，茅庵草舍无冬夏…煞强如风波千丈担惊怕。”奚啸伯觉得自己再也无法提出离开石家庄了。

和北京的剧团相比，石家庄地区京剧团更多的是去中小城市和乡镇演出。奚啸伯的身体本来就弱，加上演出的劳累，体质开始下降，疾病也找上门来。奚延宏看了非常心痛，并觉得自己这样陪着父亲，总在乡下唱，一没意思，二无前途，就更谈不上技艺的提高了。

一天，儿子终于开口了:“我要离开石家庄。”奚啸伯惊惧又伤，说:“你母亲死得早，我把你拉扯大，如今只有我们父子相依为命。如果你走了，留下我孤独一人，可怎么过呢？这儿的演出条件是差，可人家给我摘了帽子，我不能就这样走呀！”就这样，奚啸伯把自己一条命和全部艺术给了石家庄。

【寂寞沙洲冷】1962年，五十二岁的他，从艺整整四十年了。他毕竟有文化，觉得已经很有必要对自己走过的路，做一番整理。4月的一天，当同辈艺人还在忙活着登台唱戏的时候，奚啸伯已经在北京的家平坦胡同五号，开始口述历史，由弟子欧中石记录下来。其中，也有一部分是奚啸伯自己写的。全篇完成后，底稿留在欧中石手里，誊清一份后，他带回石家庄，准备将来作为《奚派艺术专集》的主篇。

“文革”中书稿遗失，幸亏那份底稿在欧中石那里，保存完好。

1963年，为了选拔赴京参加全国京剧现代戏汇演的剧目，河北省在省会天津市举办了盛大的现代戏汇演。那次共有六台大戏。有唐山的《节振国》、张家口的《八一风暴》和《杜鹃山》、天津的《六号门》等。此外，就是石家庄的由奚啸伯主演的《红云崖》了。每次看完一出戏，都要进行讨论，当时负责记录、整理会议发言的是尹丕杰先生。他虽是北师大毕业生，却又是个刚从劳教农场出来的“摘帽右派”与会者都很清楚:《红云崖》这出戏绝无进京演出之可能，症结所在就是主演是个右派。

因料定《红》剧必遭淘汰，讨论会也开得冷冷清清。按照常规:讨论会记录稿要给主持人，不料主持人不屑一顾地转身走了。尹丕杰正不知所措，忽见奚啸伯还在整理东西，便走过去说:“这记录稿给先生好不好？”奚啸伯脸一红说:“也好。”便接过去看起来。

少顷，他抬头问道:“这是刚记的吗？哎呀，这简直是一篇文章了，老弟的笔头功夫好了得！”然后低头又看了一会，遂抓住尹丕杰的手，说:“因为素未谋面，不知老弟的来历，请介绍一下。”尹丕杰苦笑道:“我与先生政治身份相似，但柢不同，先生是四大须生，我不过是在景县京剧团当编导，临时工而已，不值一提。”奚啸伯沉不语，尔后话锋一转:“好，我单听听您对《红云崖》的意见吧。”尹先生谈了一大堆看法，还间杂提了一些修改建议。

奚啸伯听完，客气地说:“高见，高见。”又问:“您看过我多少戏？”答:“不太多，但也不少。”

“请评一评。”

“不敢，不敢。”奚啸伯一再催促，尹先生说:“这样吧，我只就先生的唱工写几个字吧。”便从记录纸夹里出一页白纸，写了“鹤鸣九皋”四个字。

奚啸伯看后，说:“过奖，过奖。”尹又写了“雁落平沙”四个字。

“啊，知音。难得的知音。”奚啸伯显然有些动。

“先生别急，还有几个字呢。”接着写道:“寂寞沙洲冷。”奚啸伯半晌无语，后长叹道:“命该如此。”说着将写着字的纸片叠起来，想往衣袋里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