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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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后:不久就会再发作一次神崩溃。至于！先生，他肯定也有病，因为他肯定和我所认识的人不一样。他不愿意离乡背景，只作很短距离的旅行，最远到印第安纳波利斯，再也不会远了。我怀疑他不能离开老家。是什么原因？

说句完全反科学的话，而一个治疗学家在经手像这样的病例之后，科学也变得令人作呕了:他的归宿就在此处了。

这位高明的医生的预后判断是正确的。西尔维亚成了受人和很有影响的乘气机环球旅游的常客，而且学会了许多种扭摆舞。她以罗斯瓦特公爵夫人的头衔而知名。许多人向她求婚，但是她太快活了，绝对没想过婚嫁。她在一九六四年七月身体又垮了。

她在瑞士治疗，六个月以后出院了，沉默寡言，郁郁寡，差不多又是令人忍受不了的深沉。埃利奥特和罗斯瓦特县的可怜的人们在她的良心中重新占据了地位。她想回到他们那里去，倒不是出于怀念，而是出于一种责任。她的医生警告她，回去可能造成致命的后果。他劝她留在欧洲，和埃利奥特离婚，为她自己创造一个安静而有意义的生活。

因而，一个非常文明的离婚诉讼剧开始上演了，舞台监督是麦克阿利斯特、罗宾特、里德和麦克基事务所。

现在到了西尔维亚飞赴美国办理离婚的时候了。一个六月之夜，在埃利奥特的父亲，李斯特·阿姆斯·罗斯瓦特参议员的华盛顿的公寓里，安排了一次会议。埃利奥特没有在场。他不愿意离开罗斯瓦特县。到场的有:参议员西尔维亚，年事已高的律师瑟蒙德·麦克阿利斯特及其行事谨慎的年轻助手姆沙利。

会议是在坦率、伤、宽恕、有时是闹的气氛中进行的，但基调是灰的。并且备有白兰地酒。

“在他心中，”参议员说，手里转动着他的矮脚酒杯“埃利奥特并不比我更喜那些糟糕透顶的人。如果他不是那样成天醉醺醺的话，他不可能喜他们的。我曾提过，我现在还要这样说，这基本上是一个酗酒的问题。如果埃利奥特把酒戒掉，他的那种对人类垃圾桶桶底的想入非非的热情就会消失掉。”他轻拍着手，摇动他苍老的脑袋。

“要是生了一个孩子就好了！”他是圣保罗和哈佛出身的，但是他喜用罗斯瓦特养猪场农民的断了弦的琴似的土音腔调讲话。他摘下他的钢边眼镜，用痛苦的蓝眼睛盯着他的儿媳妇。

“要是啊！要是啊！”他又戴上眼镜，无奈地摊开两只手。他手上像美洲乌一样是斑点。

“罗斯瓦特家族显而易见要完蛋了。”

“罗斯瓦特家还有其他的人呢。”麦克阿利斯特轻轻地提醒道。姆沙利坐不住了，因为他原来就是很快要作这些人的代表的。

“我说的是真正的罗斯瓦特！”参议员狠狠地喊道“皮斯昆土依特真该死！”罗德艾兰州的皮斯昆土依特，一个海滨休养地，正是这个家族的另一支的所在地。

“一个贪婪的家伙的筵席！贪婪的家伙的筵席啊！”参议员呻着，身躯扭动着，用一种受狂的情绪，幻想着罗德艾兰州的罗斯瓦特是如何拾取印第安纳州的罗斯瓦特的骸骨的。他干咳了起来。这咳嗽使他有点窘。他是一个老烟鬼，与他儿子没有两样。

他走到壁炉架旁边，注视着那上面放着的一张埃利奥特的彩照片。这张照片是二次大战结束时照的。照片上是一个戴着不少勋章的步兵上尉。

“多利索，多高大，多意志坚强呀———多利索，多利索啊！”他咬紧牙齿，那瓦一般的牙齿。

“一个多么高尚的头脑现在被搞垮了呀！”他在身上抓搔，虽然他并不。

“他近来是太虚胖，面太难看了！大黄饼的颜还比他脸健康一些！不内衣睡觉，尽吃土豆片等简单的饭食，喝南方康福特和罗斯瓦特金标安布洛西亚啤酒。”他用指甲刮着那张照片。

“他呀！他呀！埃利奥特·罗斯瓦特上尉———银星勋章、铜星勋章、士兵勋章和加徽的紫心奖章获得者！赛艇冠军！滑雪冠军！他呀！他呀！我的上帝———生活有多少次都对他说好，好，好！成百万的美元，数百个优秀的朋友，世上少有的最漂亮、最聪、最有才能、最温柔可的子！高大而潇洒的身躯上长着高贵的受过极好教育的头脑。但是当生活只对他讲:好，好，好的时候，他如何回答？

“不，不，不。”

“为什么？有谁告诉我这是为什么？”没人回答。

“我曾经有过一个堂姐妹———一个洛克菲勒，”参议员说道“她坦白地告诉我，她十五、十六、十七岁的时候，什么别的话都不说，就只说:‘不，谢谢你。’对一个这样年纪和地位的女孩子，这倒不错。但是对一个男的洛克菲勒，这就是一个糟糕的令人不快的品质了。而且，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对一个男罗斯瓦特更是一个不合适的缺点了。”他耸了耸肩膀。

“无论如何，我们现在确实有了一个男罗斯瓦特。他对生活给予他的一切美好事物都说‘不’。他甚至不愿意再住在大厦内了。”埃利奥特在确知西尔维亚再也不会回到他身边以后，就搬出了大厦，到办公室去住了。

“他只消扬眉示意就可能当上伊利诺斯州的州长。甚至只消花点儿气力，就可能当上美国总统。那么，现在他是个什么人？我问你们，他是个什么人啦？”参议员又咳嗽了，然后接着回答自己提出的问题:“一个公证人，朋友们和乡亲们，这个公证人的任期将结束。”这倒是对的。在他的整天忙的办公室的人造纤维板贴面的墙上，挂着的唯一的官方文件就是他的公证人的任命状。

所以，在许许多多带着自己的困难来找他的人当中，除去其它千头万绪的事情之外，就有很多人为了他们的签字，而来找一个公证。

埃利奥特的办公室在美因大街上，砖建筑巴台农神庙东北的一个街段，罗斯瓦特修建的新消防站的对街。这是一个硬加上去的阁楼，横跨一家午点铺和一家酒店。一共就两个窗户，都是狗舍式的屋顶窗。一个窗户外面有一个招牌，上面写的是“请喝”另一个外面的招牌上写的是“啤酒”这两个广告牌都是电气化的，并且全是闪光装置。就在他的父亲在华盛顿慷慨昂地大叫他，他，他的时候，埃利奥特正睡得如小孩般，广告牌也已在一明一灭地闪着光。

他的嘴弯得像神丘比特之弓，口里轻轻地不知念叨些什么，他翻了个身，又打起呼噜。他是一个发了福的运动员，一个大块头，六英尺三英寸高，二百三十磅重，肤苍白，头顶上有一撮稀疏的头发，四周光秃秃。他七八糟地套着一件皱得一塌糊涂的战时剩余物资长内衣。在他的每扇窗户上，以及在他的底层的街门上，都用金字写着下列几个字:罗斯瓦特基金会我们能为您提供什么服务？

埃利奥特甜甜地睡着，虽然向前困难重重。

就说这间小小的肮脏办公室的厕所里的马桶吧，似乎运气特别不好。它叹息，哭泣，它咯咯地诉说着，它快要给淹没了。马桶的水箱上堆了罐头食品，纳税报表和《国家地理》杂志。一只碗和一把汤匙泡在洗脸池的冷水里。面盆上方的药柜门大开着，里面了维生素、头疼片、痔疮膏、通大便的药和镇静药。这些药，埃利奥特都经常服用。但这不单是属于他一人的。它们也是为那些来看他的那些似病非病的人用的。

对待这些人，、体谅和少许一点钱是不够的，他们还是要要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