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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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黑尔和我与其他许多人爬上一辆美国大卡车的后面。奥黑尔没捞到什么战利品。其他人几乎都有。我的战利品是德国空军使用的一把正规马刀，我至今仍保存在身边。我在本书中称之为保罗·拉扎罗的那个发狂的小个子美国人大约有一夸钻石、绿宝石、红宝石等等。这些东西是他从德累斯顿地窑里死人身上取下来的。

就这么回事。

一个傻头傻脑的英国人，牙齿掉光了，把他的战利品全收在一只帆布背包里。这只背包就放在我的脚背上。他不时地眯着眼睛看看背包，并扭着他细而瘦的脖子，转动眼珠，想发现有谁向他的背包投来贪婪的目光。他还用布包拍打我的脚背。

我以为他是无意的。但是我错了。他总得向谁显示一下他背包里的东西，而他认为我是可以信任的。他与我的目光相遇，眨眨眼，打开了背包。其中有巴黎铁塔的石膏模型，上面涂了金，里面还有一只钟。

“这玩艺儿真好。”他说。

飞机把我们送到法国的休养营地，那儿的巧克力、麦酒、冷冻牛及其它富有营养的食物把我们养得像个胖娃娃。然后我们被遣送回国，我还要了一个漂亮姑娘，她也养得像个胖娃娃。

我们还有了小孩。

他们现在都长大了，我也成了一个许多往事萦怀，帕玛牌香烟的老头。在下叫雍永森，工作地点在威斯康星，工作单位是木材厂。

有时在深夜里，我子上后，我想打电话给我从前的女朋友。

“电话员，不知道你能否告诉我某某太太的电话号码。我想她住在什么什么地方。”

“先生，对不起。名单上没有。”

“谢谢，电话员。找不到没关系，谢谢。”于足我放出狗或者说放狗进来，谈上几句。我让它知道我喜它，它也让我知道它喜我。它对玫瑰花和芥子气的臭味并不介意。

“你很好，桑迪，”我想对狗说“你知道吗？你蛮好。”有时我打开无线电收听波士顿或纽约的谈话节目。如果我喝了大量的酒，录制的音乐会使我讨厌。

我或迟或早地上，子便问我已经什么时候了。她总是想知道时间。有时我不知道，就说:“我说不上来。”也有时我想到所受的教育。二次大战后我一度上过芝加哥大学，是人类学系的学生。那时他们教我们，说人与人之间没有什么绝对的不同。他们现在教的可能还是这一套。

他们还教导说，可笑的人、讨厌的人、坏人或荒谬的人是没有的。我父亲去世前不久对我说:“你知道，你写的小说全没有坏蛋。”我告诉他，这是我战后从大学里学到的道理之一。

我为了成为人类学家一面在校学习，一面在外边兼职，每周挣二十八美元。我担任了著名的芝加哥市新闻局的警察通讯员。一次，他们把我从夜班调到班，我一连工作了十六个小时。我们受到该城所有报纸的支持，如美联社、合众社等等。我们报道法庭、警察局、消防局、密执安湖沿岸救生查缉队等有关情况。我们通过芝加哥地下气传信管与支持我们的机构保持联系。

通讯员在电话里把报道告诉戴着耳机的记录员，记录员便把它打在蜡纸上，经过油印，这些报道便被进铜和绒制成的筒子里，这些筒子又被气管所没。最厉害的通讯员和记录员是妇女，她们顶替了去前方的男人的工作。

我的第一篇报道就是在电话里讲给这么一个厉害女人听的。

报道的是一个年轻的退伍军人。他找到一个工作，在一座办公大楼里开老式电梯，一楼通电梯的门上有铁的饰边。铁制的常藤在孔里穿进穿出，一铁的枝条上栖息着两只铁制的情鸟。

这位退伍军人打算把电梯开往地下室，他关起门来往下开，但是他的结婚戒指被门口的饰边钩住了。他被挂在空中，而电梯继续往下降，于是电梯的顶棚把他砸得稀烂。就这么回事。

我在电梯里汇报了这个情况，准备打蜡纸的那个女人问我:“他子怎么说呢？”

“她还不知道哩，”我说“事情刚发生。”

“给她打个电话，看她怎么说。”

“什么？”

“告诉她你是警察局的费恩上尉。说有不幸的消息。把这事告诉她，看她说什么。”我照办了:她说什么是可想而知的。有个婴儿，如此等等。

我回办公室后，那女记录员本人想了解情况，又问我那家伙被砸烂时是什么样子。

我向她讲了。

“你到恶心吗？”她问。她正吃着三个火手牌的糖。

“哦，不，南希，”我说“战争期间我见过许多比这还惨的事儿。”那时人们就认为我在写一本关于德累斯顿的书了。当时美国不大知道这次空袭。没有几个美国人知道它比——譬如说——广岛的轰炸还厉害得多连我也不知道。这件事没怎么公开。

在一次尾酒会上，我偶尔向芝加哥大学的一位教授谈到我所看到的这次空袭，谈到我要写的这本书。他是一个称之为“社会思想委员会”之类组织的会员。他向我谈起集中营，谈起德国人用犹太死人身上的脂肪制造肥皂和蜡烛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