蜂蜜：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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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崇拜暴力、血腥和战争的人，真该每天都听一听这首歌曲。

亲的廷生，我们都是甘地的信徒，我们愿意坚守非暴力的信念，沐浴在中生活。

有了你的之后，我也开始用这种去对待身边所有的人。

出门的时候，我总会准备一点零钱，给那个每天在我们小区门口的地下通道里拉胡琴的老人。

看上去，他已经在外边漂泊很久了。

永远你的小萱儿两千年六月二十二、廷生的信小萱儿，我的人:这两年来，我也益意识到甘地的重要。

我经常跟好朋友萧瀚一起讨论甘地的话题。萧瀚是甘地的信仰者，甘地在萧瀚心中几乎是不容亵渎的偶像，在朋友圈子里，他是甘地神最热忱的传播者。

记得有一次几个朋友聚集在一起吃饭，一位朋友随口说:"作为政治家，甘地也有作秀的一面。"听到这种表述，萧瀚立刻站起来大声说:"甘地所有的言行都是他心灵的写照，他从来就不知道什么是表演。你的说法只能说明你还无法理解甘地的崇高。"他因为动而面红耳赤，他差点就要拂袖而去了。

萧瀚的动让我动。可惜，能够充分认识到甘地的意义的国人太少了。国人能够读懂泰戈尔，却无法读懂甘地。这是什么原因呢？

这个小个子的伟人，带领着他那衰老的民族，居然战胜了世界上所有的强权政治。他说:"从不索取，它总在给予。总在受磨难，可它从不怨恨，也不报复。"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甘地不为所谓的"文明社会"所理解。那些道貌岸然的绅士们，将这个半着身体、光着头的老人看作是一个无法归类的怪物。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甘地头顶的光环益褶褶生辉，他让那些与他同时代的领袖们统统黯然失。在风云变幻的二十世纪，甘地为多灾多难的亚洲乃至整个人类贡献了最为丰富的神财富。

如何实现"甘地在中国"或者孕育出"中国的甘地"，这也是我经常思考的问题。

上周，我到了一趟西北，并且了两天跟当地人一起到乡下看了看。回来以后，难受了好几天。心里有太多不得不说的话:关于我们当年曾经在土地上耕作的先辈，关于所有的中国农民。关于这片富饶或者贫瘠的土地。

我从土地上走来，我有着真切的乡村生活的记忆。我与土地之间至今依然有着一条剪不断的脐带。当我走远的时候，脐带牵扯得我腹之间隐隐作痛。

"锄禾当午，汗滴禾下土"，一千多年了，中国农民体力劳动的艰辛却一点也没有改变。《圣经》中说:你们要记念被捆绑的人，好像与他们同受捆绑，也要记念遭苦害的人，想到自己也在身之内。(《希伯来书13:3》)可是，人们都已然背弃了这句箴言。

在远古时代，所有的人类都是农民，都是不顾寒暑、不避风雨，在土地上辛勤耕作的农民。因此，我们所有人都是农民的后代。我们不能背弃自己农民的身份。我们轻蔑农民，其实是在轻蔑我们自己；我们制农民，其实是在制我们自己。在苦难深重的中国，这种背叛尤其显得可。

世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们拥有了核弹和火箭、卫星和网络，都市的生活方式一千里，新新人类的喜好和时尚变化无穷。唯独农民的命运，并没有发生本质的变化。

在中国，"农民"不单界定着一种职业，更是"民"的同义词。

你的信中曾经提到那些冷酷的官僚商贾们，这类人在我身边也有好多。在他们的眼里，农村还颇有些"诗情画意"。他们以为农民个个都像陶渊明一样生活得无比潇洒、无比悠闲。有空的时候，他们还会驱车到农村去呼一下新鲜空气，他们会装模作样地慨说:"要是生活在农村，接近大自然该多好啊！"他们都是一些没有心肝的人，我们当然不必因他们的谬论而生气。不过，该痛斥他们的时候，我们也要毫不客气地痛斥他们，不留情面地揭穿他们的虚伪与冷酷。

我也曾经遇到过这类人，他们说:"农民就该在农村里种地，他们跑到城里来干什么呢？他们搞坏了我们的社会治安！"那副嘴脸，恰似鲁迅先生所说的"先阔起来的人"。

我真想请求上帝惩罚他们，让他们下辈子出生在农村，亲身经受一个农家子弟的痛苦与艰难，看他们还会不会如此嚣张和狂妄？

宁萱，你平时大概经常看《南方周末》吧？这是一份在当今中国多少能够透出一点生活的真相来的报纸。最近一期的《南方周末》上，有一篇关于农民生活状况的报道，读来真是触目惊心。

甘肃岷县，车换生一家有四口人，子包明珍和两个儿子，一个九岁，一个三岁。(聪明绝顶的城里人会说:活该他们穷，谁让他们违反计划生育政策超生呢！)他家住在岷县寺沟乡纸房村六社，有一亩承包地，五分种马铃薯，五分种小麦。

种马铃薯的五分地一年大概能收六百斤，种小麦的五分地一年大概能收一百五十斤(施化肥能收两百斤，可他家买不起化肥)。一百五十斤小麦留三十斤作为来年的种子，余下的还够全家人吃一个月；六百斤马铃薯留一百斤作为来年的种子，余下的约够全家吃两个月。除了这些，车换生拉架子车每年还能收入三百元左右。

车换生今年三十二岁，全家的财产有三间土房，一辆架子车，一头猪崽，一棉被，三十斤小麦种和一袋化肥袋装的洋芋。这一天给雇主拉药材挣了两元钱，他说运气真好。

子包明珍没有镜子，想看自己的时候便瞅瞅墙上的镜框，那里面有她做姑娘时的照片。包明珍说现在自己与照片上的一点都不像了，她喜原先照片上的样子。包明珍会做一手绝好的面食，但她很少有显身手的机会，家里更多的是一天三顿的洋芋汤。已快是麦子扬花的时节了，高原上午的光很灿烂，有时甚至照得人睁不开眼睛。包明珍还不到三十岁，没病的时候脸上会显出青的气息，甚至还有几分妩媚，但更多的时候脸上总蒙着一层土灰。

《南方周末》写道，一九八八年，车换生上过扫盲班，至今仍保存着那本扫盲课本，用一层硬硬的黄塑料布包着。邻居家的孩子车情兰，五年级没毕业就因不起学费而失学了。她只好经常到车换生家让他教识字。每次，车换生都教得异常认真，脸上还洋溢着少有的笑意。

这就是西部一家农民的"温状态"。我在西北看到的景象，与报纸上的描述一模一样，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西部那么落后，农民这样穷，是因为他们不够勤劳吗？是因为他们不愿动脑筋吗？是他们不愿意抓住改变命运的机会吗？

许多城市里的"成功人士"有着以上的这些"前卫"的观点，他们相信"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社会进化论——你生活得不好，要么是因为你懒惰，要么是因为你愚蠢，最后就是你的运气太不好了。他们认为，这个时代已经提供了足够的"公平竞争"的"机会"，你再不能致富，那完全是你自己的事情，怪不得别人。

但我认为，农民的贫困显然不是以上那些原因。真正源在于:农民从来就没有真正"当家作主"的公民权利，他们在经济和政治两个层面都被暴地排斥在"现代公民"的行列之外。他们连最本的"身份"的平等都没有获得，如何谈得上"结果"的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