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一九四二—&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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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克纳于一九四二年七月底到达好莱坞。之后不久，他得悉《邮报》已同意采用《老爷的屋顶板》，这是关于农村人民和农村教堂的一个喜剧故事。这是个好消息。以前的拒绝太多，他很缺钱。他肩负着仔细地编好组的有着其债权人名字的总帐，来到了加利福尼亚。因为他“并不比县长好多少”他需要省钱偿还债务。

在以后的几年里，他正是那样做的，但是他已停止了出版著作。六年前，他写完了另一部小说。七年前，他在一份大杂志上发表了另一个故事。他为金钱苦恼和自己的秩序不能摆好莱坞而烦恼。这时，他经受着另一个枯燥无味的郁郎不乐的时期。一九三二年他出版了《八月之光》和首次到了好莱坞以后，经过几个月的奋斗，不能写完任何东西。但是一九四二年开始的干旱持续时间那么久而且紧张，以至于情况似乎本不同了。关于这个时期，我们知道几个情况:这个时期正是在他写完了真正独创的和伟大的作品之后；他是怀着厌恶的心情进入它的，曾经为克服困难一再地奋斗着，它永远给他留下了记忆。因为福克纳终生艰苦地进行写作，他可能非常需要休息，人们肯定会说他可以自食其力。但是他是一个除了工作就不知道怎样生活的人。甚至他所喜的业余好并不是独立的，它们主要是生活节奏的变化，意味着给他以愉快，虽然这是真实的。假若不是对一上午长时间的工作到意，那么午后的太、森林和马就会失掉其闪闪的光辉。他陷入被人忽视的地位，使他难以对自己所写的东西到意。往后边一看，他瞧见长长的一排书，其中大多数都没有出版。但是撇开被人轻视不管，他总是对自己现在写的更兴趣，而对过去写过的东西则兴趣少些。特别对他这样一个把过去看得那么重要，把写作看得如此需要的作家，他又是一个“应时的”小说家，这是令人惊讶的:他的许多小说——就时间顺序而言，从《蚊群》到《去吧，摩西》，从质量说，从《航标塔》到《声音与愤怒》——都代表着他对阅历或危机的即时反应。他一生中大部分时间，不得不到某些地方，从而增加了阅历。他的写作的较大提纲不是从主观愿望而来，而更多地是被发现的。他发现某些事情等待着他用书面语言把它表达出来。他的整个一生一直在发现——在被拒绝、沮丧、失望、命运中令人惊讶的逆转、失败的罗曼史和夭折——种种渊源，刺着他，将其写成小说。尽管心情槽糟的时候多极了，大多数都是关于家庭、女人和金钱方面的，然而他却一直在发现他所需要的另一件事情:他自己的一间房子和他在里面长时间进行写作。

虽然好莱坞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使人心烦意，然而它们对福克纳的影响不如它们所表现出来的力量所引起的情绪不安那么大。虽然福克纳不喜好莱坞并对战争到痛惜，他觉得这两者都使人不得不行动。和它们比起来，光是言词似乎太没有力量，等于枉然。来得快而又持续久远的是时光正在耗完的思想，是生死命中注定不会在“我们的无意义的编年史中留下任何重要痕迹”的思想。许多年里，他曾经认为，他啥也不要，只凭孑然一身、语言和想象力，就可以掌握任何经历，战胜任何现实，不管它们是多么令人神昏目眩或威胁人。在某些作品里，他强调他自己想象的境界的真，在另外一些作品里，他却玩味那些境界的虚构状况。但是在这两种作品中，最近在《村子》和《去吧，摩西》中，他已经越过了关于对艺术的人工雕琢的忧虑而走向忠实于艺术的力量。目前，年岁正在耗尽，力也在衰竭，他发现自己已处于另一个关键时刻，不料却发现环境对“写作不利。”结果证明，这个经历，改变了一切事情，其中也包括他的写作。因此，他表现为一个更加具有说教，或者至少是预言的小说家，或者是一个讲话更加坦率的公民，特别是关于种族与战争的问题上是如此。然而关于这个发展中值得奇怪的是，这除了使他得到所需要的明白晓畅和赢得社会的声誉之外，它是使它导向两种迥然不同的文学见解的途径。到头来，他的新作，特别是《寓言》，不仅反映着他在好莱坞获得的技巧，而且也反映着他作为一个诗人在其文学事业的初期的态度。

他得悉黑尔登合同的细节后，他的第一个不如思索的倾向是行。

“它是一长串的选择，十三周——十三周二十六周——二十六周，然后是一连串的五十二周的选择。”他写信给哈罗德·欧怕尔说。但是他很少有选择的余地，他明白这点。在一周以内，他就签字了，相信瓦尔纳兄弟公司的代表杰姆士·盖勒提出的保证:这个电影制片厂以后会和他谈判一个新合同，允许他“实际上在奥克斯福进行写作，时间可以在他愿意的任何时间之内。”他签字的时候，住在一家不太费钱的作住家用的海兰德旅馆的一个房间里，正与罗伯特·巴克勒合写一个关于查理士·戴高乐的一部影片·他给自己系统地安排的生活规则是简单的:他计划艰苦地写作以保持自己的工作和改善他的合同；他计划过简朴生活以便省钱和还债。常工作常常使人烦躁。他说:它可能是“枯燥得要命的生活”但是他意地看见他的债务减少了，他见到了老朋友们很高兴，特别是见到了梅塔·芮布勒尔使他高兴。

一九三九年四月，梅塔·芮布勒尔在新奥尔良与福克纳相会后不久，她回到了纽约，希望改善她的夫关系。翌年一月，她和乌尔夫干移居加利福尼亚，仍然希望有一个新的开端。在那儿，她恢复了她的职业，在那儿，短短的恢复之后，她的夫关系破裂了。福克纳听她回到了纽约，就写信给她，将甜的回忆与痛苦联结了起来。他说，他所需要的是一个新的女人“一个体的痰盂”然而就他对梅塔的了解，使其他的女人不可能。后来梅塔告诉他，她已动身去加利福尼亚，她的夫关系快完了。他回信说，他也要回好莱坞去。在这之后，他写信说，尽管是错误的开端，又长期拖延，他还是来了。然后，在最近的一个七月下午的旁晚，梅塔在她的房间前停了下来，发现他“在那儿盘腿坐着？他的行李在台阶上整齐地堆着。”自从他俩在好莱坞林荫道上散步，去到马索·福兰克餐厅饮酒和吃东西以来，五年已经过去了，许多事情都已变化，福克纳的年龄和情况也不同了。一九三七年，他似乎仍然年轻，每周挣一千二百五十美元；一九四二年“看得出他已经老了”（他的头发灰普灰普，眼神“象鹞鹰似的老而谨慎”），他每周挣三百美元。他们不考虑他们不能予以改变的情况，努力再开始“好象依然当年，时间一点也没有逝去似的，”不料却发现，他们生活在一起“已不似当年，那种情况已一去不复返了。”梅培希望重新恢复他们所失去的东西，建议，他俩努力生活在一起，以保护他们曾经一度知道的东西，福克纳答道，在好莱坞作此打算“会是一个可悲的错误”他们所需要的是一个不属于某一特定时间的地方“南北战争之前的、堂堂皇皇”在那儿，他们中的“一个对另一个可能有过错。”他一旦相信了那种可能的结果，就试图为之。但是他在婚姻方面的经历太多了，他无意再尝试一次，特别是不愿意在他所知道的象好莱坞这样糙的象价的金属片似的闪闪发光的世界里重复此事。虽然不是那么热情的人，然而作为非常讲究的情人和真诚的朋友，他们可以重新开始他们的恋，而不致损害他们对自己的美妙的罗曼史的回忆。首先，他们在一块儿度长长的几个钟头，吃东西、饮酒并且谈情说。大多数时间，他所谈的都是旧时的情思:谈到吉尔、谈到梅塔的工作和福克纳的令人沮丧的合同，关于他最近想参军的意图；关于他已经写的一些书和准备写的书。但是恢复了他们“夜复一夜合”之后，不久就放弃了它。他们两人都需要更加独立。梅塔作为电影脚本管理员的事业正是红火之际，她需要保护它。福克纳想去拜访杜洛赛·帕克并与其他作家们在马索·福兰克餐厅及夕林荫大道或拉努林荫大道的朴勒斯登·斯特尔吉斯的演员们度社晚会。他有时和霍华德·霍克斯及克拉克·佳宝一道出去打猎或垂钓。有时，他和鲁斯·福特一道去参加小丑集会，鲁斯·福特是福克纳当系主任时的一个女学生，在这儿他首先会到她时是个女演员。后来，他想成为她的情人，他将要求将他们的关系“升级”但是目前他是作为她的“男朋友”同她玩。

在这个电影制片厂，他写了一系列电影脚本，其中大多数都是与战争有关的。当戴高乐在伦敦和华盛顿遭到轻视的时候，他的第一次任务的成果被当成废品给扔掉了；但因为好莱坞正以创记录的速度出影片，需要提供足够的电影脚本。《戴高乐传》仍在写作中，他短时间里还帮助霍华德·霍克斯写作《空军》。他放弃了戴高乐传的写作，转而写《解放者的故事》、《一个投弹手的生死搏斗》与《战斗的呼唤》。因为杰克·瓦尔纳对所有的作家都一概予以藐视（他把他们叫作“发育不全的笨蛋们”），在华尔德的作家们都心怀仇视，认为只是听从召唤。福克纳觉到他的大多数同事们，其中包括里查德·阿丁登、斯蒂芬·朗斯翠堤和汤姆·杰布对他都是友好和谈得来的。弗里德里希·福斯特是较为知名的马克思派，结果是一个狂醉滥饮之徒和对福克纳的小说的崇拜者。约·帕于诺，特别是题为《路迢迢》的一部小说的作者阿尔贝特·伊沙克（巴斯）·贝仁莱兹成了他的持久的朋友。有一些好莱坞作家，主要是朱里丝·弗仁曼，对文学毫不关心，因而无视福克纳的较大贡献。他们认为他似乎是不称职的。但是福克纳尊重技艺，甚至在好莱坞的技艺他也尊重，即便这个技师似乎陷入黑暗时，他也很尊重。此外，他觉到作为一个电影脚本作家的不足之处。他充其量只能将霍克斯给他要作的东西修补修补或改写一下而已。他集中注意于某个特殊镜头，而不愿意去写叙述的长长的连续镜头和啰啰唆唆而不间断的讲话，电影脚本的其他一些作家们则把后者认为是自己的特征所在。因为他觉得自己密切注视着战争，他认为他的任务的大部分至少都是稍为有点兴趣而已。有少数证明是有引力的。假着他老是从事电影工作，那么这种时候至少似乎是对的。

“我觉得相当好，”他写道“头脑清醒，我要写作以便使这个电影制片厂意。”在第一个十三周期限临近结束的时候，他等待着，盼望电影制片厂能够很好地实践诺言，给他一个新的合同，付给尚好的薪水。杰克·瓦尔纳用旧合同来拴住他，在另一时期里，薪水只作微小的增加，福克纳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狂饮至人事不省。巴斯和梅塔将他在电影制片厂外藏了起来。几天以后，他回来工作，他的朋友们保住了他的工作。但是他是痛苦的，也到减轻些。他知道，杰克·瓦尔纳待他不公平。他觉得“自己挣的钱比那些在文学上小有名气和在电影上有一点子经验的其他作家们挣的少得多。他为此到生气。”他急需钱，因此限制了他的选择，这增加了他的愤怒。据目前的合同，他只能使他的债权人们担心焦虑，要花好几年才能偿清他的债务。

为了能够松快些，他要求一个月假期，以便他能够在罗万·俄克过圣诞节。杰克·瓦尔纳同意了这个要求，条件是，他继续写《解放者的故事》。给的钱比他期望的稍为多一点，他和他的家人愉快地过了圣诞节。他的子带来的儿子马尔科姆和他的侄女杰姆士·福克纳不久将离开奥克斯福去欧洲或去太平洋，在他们离开之前，他希望和他们谈一谈。最为高兴的是他看见了吉尔，他从来不习惯于她不在。唯一的坏消息是从兰登书屋来的，通知他，他一九四二年的上演税总计三百美元。但这只是证实了他已经知道的事情:他将不得不辞掉“至少是部分时间写作的电影脚本作家的职务。”福克纳知道自己必须离开罗万·俄克，以便使这件坏事“有所挽救”他回到了好莱坞，希望多省点钱，少呆些时候。一月，他想告假几个月，假期从四月份开始。兴许那时候，他能够回到自己的工作上来。四月和五月份处去了，他并没有离开。他的决心动摇了，以饮酒浇愁。六月份的大部分时间，他搬动来搬动去，或者依靠医生和护士们的照顾，或者靠象巴斯、梅塔与约·帕干诺这样的朋友们的关怀。他讨厌好莱坞和瓦尔纳兄弟公司，他有点希望这个电影制片厂会使他的合同终止。然而七月份，尽管有六月份的成绩，这个电影制片厂还是采取了另一个要求履行合同的特权:这一次是五十二周之内每周工薪四百美元。他得到自己曾经害怕然而又需要的一项决定的鼓励，回去与霍克斯一道写作《战斗的呼唤》，这是一项他在四月份放弃了的任务。霍克斯一再自居是独立的制片人，雇用福克纳作为电影脚本的作家。不久，这部福克纳早先丢弃的电影脚本作为关键的考验，浮现在他心头。他写信给斯蒂尔说，假若他既要足电影制片厂，又使电影导演意，他立即可以达到两个目标:他可以从“七年的合同中”解出来，瓦尔纳兄弟公司现在同意，一旦他写了一部成功的影片，立即撤销这个合同；并且他自己可以得到霍克斯的承认，因而解除他“关于走向暂时破产的再次忧虑。”在福克纳情绪高涨的时候，斯蒂尔开始怀疑“霍克斯先生是否会要他的老秘书回去，”她继续说:虽然现在她既不嫉妒他的寻作乐，也没有发现梅塔的想法是非常可怕的。虽然，斯蒂尔关于有梅塔·杜赫蒂存在的想法是对的，但是她关于福克纳的热情的据的想法则是错的。几周来，瓦尔纳与霍克斯一直在进行关于金钱的议论。在八月初，即福克纳给斯蒂尔写信几周之后，他在情中大体讲了他的旧希望的另一种想法，即将自由与财政安全结合起来。这时，霍克斯离去了。福克纳一听见放弃了《战斗的呼唤》，就向最近的酒吧间走去。他竭力绕过一次失败，请假离开。他要求离开六个月，不领薪金。到八月中旬，他可以离开了，虽然期限规定是三个月而不是六个月。

福克纳竭力在加利福尼亚写作，既在他在海兰德的房间里写，也在邻近的平房里写。他希望而且需要“开始写一部新小说”并且写些新故事。他在给哈罗德·欧伯尔和罗伯特，哈斯的几封信中提到了计划的程安排。一九四二年十一月，他送给哈罗德·欧伯尔一首关于青年飞行员在当年的“题为《老练的空中英雄》的三页长的一首诗。”你还有一次飞行巡逻，去引导年轻的人们，他们和我们当年一样，要求的只是死，不是为新的重利盘剥者所搞的新的出卖去死，这帮人有着同样的旧的错误和辱。

但是战争和关于战争的电影加上黑尔登和一些合同主宰着他的通信，甚至充了他的生活。几年来，他一直需要和进行短途旅行。但是现在，他的短途旅行把他带到了一个奇怪的地方，并且呆的时间太长。他一回到奥克斯福就持起他悉的事务，似乎希望它们会帮助他重新捕捉某些被忘却的节奏。他检察了罗万·俄克需要修缮的地方和在格林菲尔德农场照顾好牲口、粮食和装备。在奥克斯福《鹰报》对他的一次访问中，他表明，他一直在进行写作，因为他的合同将他写的一切东西都给了瓦尔纳兄弟公司，他才只是停止了出版。但是甚至当他谈到一些新故事和一部新小说时，他的忧虑加深了。他早年曾经忧虑用空话代替行动；如今他担心用计划的空谈代替写成的作品。

九月底，他终于恢复了写作，他用多属于好莱坞的风格和题目来写。这时，霍克斯为《战斗的呼唤》一书出去了，福克纳与导演亨利·哈萨魏及制片人威廉·巴契尔谈与瓦尔纳兄弟公司毫无关系的一个计划。在这些谈话中，他们达成了几项协议:第一，他们将进行合作，以制作以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一个无名士兵的传奇为基础的一部电影；第二，那部传奇必须是一个情的故事；第三，除他们可以分享这个电影脚本外，福克纳可以写他自己的一部小说或戏剧；第四，在解除了和瓦尔纳兄弟公司的合同之后，他可以提前写一个提纲，然后写整个电影脚本。

“我现在正在写一个东西，”福克纳写信给哈罗德·欧伯尔说“它将有一万到一万五千字。它是一个寓言，兴许是对战争的控诉，因此现在可能不会被接受。我正以便概的方式将其写出。”在一九四三年开始写的这部著作，福克纳花了十年功夫才将其写完。也是将近那么久，才给它取名为《寓言》。在快写完的时候，他据了解认为那是他的一部杰作。写这部著作证明是超乎他想象的困难。在好些年里。他删去的页数就堆成了一大堆，其中包括在这部书中实际上每个场面的修改或废弃的稿子。他的体会是既疲惫不堪又欣喜若狂。

“假若我年纪更大一点，有这部巨著传诸后世，”他写信给萨克斯·康斯说“那么我几乎就想在这儿把这支铅笔断，扔掉。”他指着一个鼓鼓囊囊的皮包对一个吃惊的人说，这里有“这部书的稿子，它可能是我们时代里最伟大的一部著作。”然而，尽管写作非常艰辛，心情变动不居，这部著作的基本特点则是早就确定了的。比他所写过的其他任何书，其中包括《去吧，摩西》一书，他的这部新著作在思想上更加戏剧化一些；他心中的想法打一开始就具有深思虑、象和教导的质，因而它更加是寓言的而不是对比的。在所有这些方面，这个新计划反映出福克纳作为一个艺术家的作用的基本概念的一个转变。他说，这个战争是“不适宜于写的。”它侵害了生动；事先就赢得了注意，使艺术无能为力。而且它是在错误的时间到来的，当时他“太年轻了不会不受动”然而又太老了以致不能参加战斗。他既到事变的戏剧又到有解答的需要。他写信给他的继子说，这是一件奇怪的事情“为什么一个男人，不管他多么聪明，都坚持他的丈夫气概要得到公众证阻，即:他的勇气和毅力，他愿为他的祖先们成长的祖国牺牲自己的愿望。”希望能够证明他可以和其他任何人一样干得那么多，然而他知道自己太老了，可他不愿意承认，他决不会知道响应集合号的光荣。

另一次难以捉摸的战争之后，他计划着写一些故事，意在表示一个英雄的愿望和表现英雄的光荣。几年来，他为那些计划一直到不安，甚至当他到不愿意、不能够放弃它们时，也到不安。他将他的英国皇家空军肩章上的一颗星送给他家庭的一个战士，解释道，他在德国丢掉了他的军人身份证明牌。兴许他的侄儿的指挥官会让他戴上这颗星，作为幸运的护身符，他知道，这颗星是在英国皇家空军当过兵的教父送的。但它与他正在考虑的昔的光荣的一些故事或象征没有关系。它在战争期间的作用小，战后却起了大的作用。虽然小伙子们认为“在战场上，肯定是自由第一”

“当人们又回家去的时候”他仍然“穿着便服在那里为我们照看东西”虽然他太老了不能作战了，他可以写作电影歌颂英雄们并且写成文学作品劝告他们，使有准备和鼓励他们。写信给他的继子和侄儿说，（如他所表明的）这些人想“长期当兵？并且太受说教的影响了。”他依然决不认为，只是照料照料就是适当的任务了，他更深的意图是集中于战后的子。

“兴许那个时候，老人们的时代又会到来。”自然，这个问题在于较老的男人们那时可能作的是什么，特别是象他这么一个“啥都不会做，只会使用语言的男人”能作些什么。他所发现的这个答案必须处理两个本的变化，这些变化都在他原先预料之中或者原先就希望出现的，其中的一个变化是悉的，另一个变化则令人吃惊，这两者，他都在给马尔科姆·弗兰克林的几封信里讲得详详细细。马尔科姆已经成了他“亲的儿子”

“我们总是在和许多旧的错误与可惋惜的事作斗争，它们既是我们每一代人继承下来，也是产生出来的。我们将赢得这个胜利，之后我们必须，我们必须打扫干净这个世界，以便使人们又可以在其中和平地生活。我相信我们会赢得胜利的。”假若这是对的，他所预期的第一个变化似乎是明显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希望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类型；那么第二个变化就几乎是幻想的了。已经变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假定会形成的情况，即到达和平的序幕，那么第二次世界大战也必然会预示一个种族公正的新世纪。他写道:“一个中队的黑人飞行员曾经终于说服了国会，让他们以自己的生命去报效他们的国家。当他们在盘特雷利亚岛①那样做的时候，一群白人暴徒和一些白人警察却在底特律杀死了二十名黑人。假若你和我及我们中的其他几个人住在刚果，那儿七十五年前就以一个敕令获得了自由；我们自然不能和黑人们住在同一个公寓小屋里，也不能经常乘坐同一辆汽车，不能在同一个饭店里就餐，但我们是自由的，因为伟大的黑人神父是那么说的。”随后有了一个战争“至少我们可以说服伟大的黑人神父让我们也参加战斗，”不料得到消息说，我们在战斗的时候，我们的人民有二十个“被平民和警察的混合暴徒所杀害了？你将会作何想？”

“这次战争的结果将产生一个变化，”他接着说。

“如若不发生变化，政治家们和管理这个国家的人们不被迫讲出漂亮的政治术语；即口若悬河他讲些什么自由、自由权、人权，那么你们生活在这个时代的年轻人，将会蹉跎掉你们的宝贵时光，那些不能生活在这个时代的人们也是白死了。”虽然福克纳知道，他不得不等到这次战争结束，然而他无意等到可能发生的变化结束之时。在战后时期，他写信给马尔科姆说“我可以作的单单是使用语言，我的任务将是重新整顿世界，以便全人类可以在和平中生活。”他早先就写过“较老的人们的时代将要到来，我们这些人象我一样，对国事的发言是清楚的，我们太老了不能当兵了，但是还没有老到我们也变成了另一批老朽不堪的老人，在此时刻眼睁睁看着退后到过去的二十五年或五十年的时代去。”福克纳关于作为临时的战争观点和他作为个人分水岭的关于战争的思想比较起来，在艺术上是没有地位的，这终于是不足为奇的——这一事实标志着他已经写的那类小说的终止和他正在准备写的这类小说的开端。一九四三年十月，他延长了离开的时间以便写完他从九月份就开始写的梗概。到一月，他开始予以修改时，他关于这书的思想变了。现在，他知道它是一部书而不是一个电影，他需要更多的时间来写它。他思想中的教训主义仍然保持着，一点没有减少。他在九月份把这部著作说成是“一个寓言，兴许是对战争的控诉。”可是他在一月份，却把它说成是一个论据，其要旨是人类不敢糟蹋掉其保卫和平的“最后机会”福克纳预料到战争可能使其发生的变化，他忧虑，这将超过他的有生之年。他准备从短篇小说和小说变动到说教的故事和寓言，从拐弯抹角变为坦率，从“毫无影响的”小说的形式变成至少对变化起辩论作用的形式。但是他觉得时间正在耗光。

“我有着相当好的才华，兴许象同时代的任何人那么好，”他给哈罗德·欧伯尔写信说。

“但是我已经四十六岁了。因此，我的意思是不久将会使‘有’变成‘有过’。”假若战争提出了一个问题（“虽然我现在生活在战争中是太糟了”），钱却提出了另外一个问题:形势却迫使他花出很多时间去挣钱。然而他已经预料到一个更危险的问题:写作他的寓言会是痛苦而艰巨的，这不只是因为他年纪大了，写得为那么快了，而且也因为他在试图掌握一种文学的样式，这是和他的才华不怎么相称的一种样式。

梗概已经修改完，现在是“加工使之华丽”的时候了。虽然他一方面希望延长离开的时间，以继续写他的寓言，他仍然要去魏斯特旅行，比起一年以前，他也不那么害怕了。中断的时间长一些特别有助于使他回到自己的工作上来。兴许他能够写出他旧的半年计划的新的改写本。假若他知道呆在好莱坞与在奥克斯福有着同样长的时间，那么他就可能发现这几次旅行并不那么会引起破坏作用。他所需要的是以某种方式保持他的生活的两种情况，使之互相“隔绝”起来，以便使他不得不做的工作不致玷污他希望去做的工作。

福克纳回来后不久，将他在海兰德的房间与巴斯·贝仁莱兹及他家人的一间备用的房间作了调换，后者刚好在山塔·孟尼卡北的一个景宜人的地区。虽然这个房子离电影制片厂有几英里远，他没有汽车，可住在那儿写作很好。他喜和巴斯的换，周围景绔丽，他不那么到寂寞了。在几个月的写作中，他也进展比较顺利。在困难重重的开头之后，似乎他可以与哈尔·瓦丽斯合作写一个关于罗伯特·李·斯科特与飞虎队的电影了，他开始写作以恩斯特·海明威的《有与无》为基础的一个电影剧本。

即使作朱里丝·弗仁曼的合作者，福克纳也觉得《有与无》是自《转向》以来，好莱坞提供给他的最好的工作。虽然，这个电影是由瓦尔纳兄弟公司作财政上支持的，可是这个商业冒险属于霍克斯。他为了表示自己的独立，当杰克·瓦尔纳走近布景时，他干脆就停止了工作。霍克斯宁愿工作人员辛辛苦苦工作，尽管开点玩笑也不碍事，他有一套笼络他们的技巧。因为他喜在他走过的时候，即席演奏，他的作家们在工作上能够与他和他的工作人员密切合作。梅塔·杜赫蒂在那儿，汉弗莱·博加特、劳伦·巴卡尔与霍基·卡米契尔也在场。几年以后，福克纳对《有与无》的明星汉弗莱·博加特表示特别倾慕。但是他租霍基·卡米契尔饮酒、谈天，兴高采烈，他并与劳伦·巴卡尔一道仔细观看和工作，也兴致盎然。

“她象一匹小马驹，”他对鲁斯·福特说。

五月，福克纳关于《有与无》的写作完稿了，他在这个电影制片厂附近的一座私房里租了一个房间。除了到他对贝仁莱兹一家打扰太久之外，他已到越来越心绪不宁，因为他的债务已经减少了，他希望在马索·弗兰克斯俱乐部消磨更多时间，以便和朋友们谈天和宴饮，不仅与梅塔，而且还要和珍恩及约·帕干诺，后者是瓦尔纳兄弟公司的一个作家，他离开了科洛拉多州，希望成为一个小说家；与欧文和贝蒂·弗朗西斯，后者来到加利福尼亚，希望挣很多钱，以便回新奥尔良去；还要与德蒙德·科恩往，他是一个艺术家，靠出租费那德尔菲亚和布鲁克林的住房维持主活。但是它的成员们都共同有着几项偶然的兴趣以及有几个明显的兴趣。欧文·弗朗西斯是托姆斯·乌尔夫的朋友，后者是福克纳经常赞誉的一个作家。象福克纳一样，德蒙德·科恩喜朗诵莎士比亚的作品。只有约·帕干诺和德象德·科恩似乎读过福克纳的许多小说，然而这个组里所有的人都喜听福克纳讲家庭、斯诺普斯家族和他们的计划、密西西比的森林和林中的鹿、熊与浣熊。若干年后“贝蒂·弗朗西斯回忆起他讲家庭和森林中小动物的习的一些“小东西的故事”的情景。她说，它们都是字斟句酌而又有趣的故事“用辞的真正含义上美极啦，”特别是对在好莱坞在生活上遭到不快的某些人来说，更其如此。福克纳关于《有与无》的作品“在整个电影制片厂为他赢得了很大的敬重”而他对这件事则处之泰然。他开始了一系列新的任务，仍然同吉利·华尔德之类的人在题为《该死的，不要喊！》和《唐璜历险记》的电影脚本上进行合作。这时，他旧的忧虑增加，他不能克制了。一月，他回到了好莱坞，希望进行写作。五月中旬，他的稿子仍然没有变动。他在“争斗与恐怖时期”在电影方面的极大努力只证明它们自己与其说是无所成就不如说是大大加深了他的觉:艺术是留下来传诸久远的东西之一。然而他自己仍然要靠创作:他决不会长久地停止写作而不到损失，并害怕他绝不会找到回头的路。

“我什么时候和假如再干，”他告诉哈罗德·欧伯尔说“我将写信给你。”但是他没有作出承诺，没有引起怀疑。

甚至也不希望重新得到赞誉这减轻他的沮丧情绪。五月初，他开始写回信给马尔科姆·考莱。考莱计划写一篇长长的论文，以有助于“矫正福克纳的价值与他的声誉之间的差距，”他希望知道福克纳是否会见他并回答关于他的经历和目的的问题，以表示合作。福克纳关于“传记部分”是有保留的，但是他高兴会见和谈话，并表示。

“我非常希望这篇文章写出来，”他说。于是，他似乎瞥见了这次与命运攸关的通信的意义所在，他继续表明他保持着的抱负，尽管他已经到疲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