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一九三六—&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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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克纳于一九三六年八月一到二十世纪福克斯电影制片厂报到时，他仍在找一幢大的住宅足以容纳下他的一家和仆人杰克·欧立弗与纳西莎斯·麦克温。不久他找到了一个住宅，正在珊塔·孟尼卡北面，还配齐了几间仆人的住房并且景宜人。在晴朗的子，他可以一览珊·加布里尔山脉和加塔林纳岛。这个住宅离这个电影制片厂太远，花钱又太多，但是他和斯蒂尔都喜它，并且因为他们有一辆汽车，一个司机，自己工资又高，他们决定买了它。

对于好莱坞的人们来说，福克纳的生活似乎是私人的。工作之余，福克纳喜带着吉尔到海滨去。那是遛弯儿和讲故事的一个好地方，他高兴地看着吉尔和其他孩子们玩。然而威廉和斯蒂尔认为，他们的生活似乎是社的。他们间或招待象另一个电影脚本作家华尔·柳通及其夫人这样的邻居们，象本·华生与焦尔·耶这样的朋友们，甚至象克拉克·佳宝、霍华德·霍克斯夫妇或罗纳德·科尔曼夫妇这样的名们，或者有时同他们一道出去玩。他们处境不错，虽然金钱依然是争论的源，已不再是个大问题。他们仍然摆不了控制着他们的怨恨、妒嫉、愤怒和暴行的模式。几周过去了，这期间他们两人都继续滥饮，她定期地喝酒，他有时喝，有时不喝。并且他们都开始向朋友们讲自己情上的伤痕和创伤，以表示对另一方的报复。

福克纳对其抱怨最多的朋友是梅塔·杜赫蒂。福克纳在奥克斯福逗留期间，梅塔与一个名叫乌尔夫干·芮布勒尔的钢琴家堕入了情网。现在，她和芮布勒尔继续在旅行，福克纳从奥克斯福回来了，她又发现自己还是钟着他。在谈中，好和福克纳继续谈到似乎他和斯蒂尔可能“达成某种和解”因而安排不致损害吉尔、维多利亚及马尔科姆的一项离婚。但是福克纳显然知道形势到此事不利，他没有作出允诺。

“让我们这样说吧，”他告诉梅塔“我希望你永远属于我，但是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是否会永远如此。”他们暂时足于空的希望和零散的聚会，恢复了他们的暧昧关系。通常他俩独自出去到马·弗兰克斯这样的地方，或在梅塔的房间里幽会。偶尔梅塔与福克纳及古尔一道到海滨去游览。有一个晚上，他与她商妥到他与斯蒂尔租的住宅吃饭，在那儿，他把她介绍给斯蒂尔，说她是本·华生的朋友。和梅塔相比，斯蒂尔似乎个小、表情忧郁、弱不经风。然而后来斯蒂尔知道了梅塔真正是谁的朋友时，她表现是凶狠而断然的。她愿意作出调解，特别是假若这意味着她可以更浊立地生活的话。但是他不愿同意离婚，这使好需要从新开始，或放弃她所需要的任何东西，其中包括她的名字，她的家和她的女儿。

声名狼藉和已年三十威胁着梅塔，她害怕与福克纳的生活继续下去。不久，她开始转向芮布勒尔，他不仅谈到了结婚，而且还提了出来。九月底之前，她一直注意听，到十二月，她同意了。虽然她仍去看福克纳，他依然希望她会给他们“稍为长一点的时间”她也是决心已定。早先，他们成为人后不久，福克纳看见她在乔治·革尔希温、柯尔·波特及李加德·罗吉斯写的乐曲声中与其他男人们跳舞。情况已经清楚，其他的旧模式本身将要重复的时候，而他的角却一直扮到底。他去会梅塔，给她谈到自己正在做的工作和他到的情，一直要求她回心转意。随后，婚期临近时，他祝愿她幸福，之后就走开了不久，她旅行结婚，使她到了纽约、伦敦和德国。

“献给梅塔·加彭特尔，”福克纳在《押沙龙，押沙龙！》发行仅三百册的装版的第一页上写道“哪怕她到了天涯海角”福克纳竭力使他的苦恼的夫关系和痛苦的恋不致影响他在电影制片厂的工作。他衣着守旧，宁愿穿领带整洁的花呢咖克，谈话审慎，语气颇为郑重。他的穿戴和仪表使他具有“高等法院法官的严肃态度”的某种气度。但是受审判的是他，他是知道的。因为他的合同中有一条规定，假如他在工作中喝酒就取消合同。他需要重订合同而不是取消合同，他着手干指定给他的任务，这些任务无论如何不意味着有失他的身份。虽然他在写作电影脚本中从来没有完全到愉快，也从来没有把工作作得最好，他仍然努力去做一件带来声誉的工作。

尽管他很努力，成果则是形形的。他又一次创作了篇幅令人惊讶的一本书。他周围的大多数人得知后都敬佩他；其中有几个开始对他怀着慕与真诚的心情。但是他做的大部分工作都没有能够为其原有的目的服务。他的一些电影脚本似乎常常是没有系统的和混的，好象入了其他一些故事，分散了他的注意力；甚至当这些电影脚本遵循着一条故事脉络发展时，它有时表明是无用的。

“比尔写作宏伟的作品，”达维德·恒普斯蒂德后来说“但是它们很少与当时的电影有关。”开始时，福克纳从一项任务到另一项任务地干着，从《奴隶船》到《大转变》到《小舰队》到《跳舞厅》；有时候，他“没任务”；从一九三七年三月到六月，他不断地写作《莫霍克人的鼓声》。除两个事实外，一切都变了:他为二十世纪福克斯写的语言，如达里尔·扎鲁克谈到的，很少适合于电影脚本，更少给他带来愉快。他总是憎恨为金钱写作的思想，然而他正是这样干的。

“我只是不断地给自己说，”他后来说“‘他们星期六要给我工资，他们星期六要给我工资。’”情况表明，福克纳不适合于他的工作，他既超过又不如一个有素养的电影脚本作者，他周围的人们对他的好意证明是宝贵的。他在工作中饮酒并“因病”而在发薪缺勤时，情况就变得极为困难了。甚至当他定期饮酒时，他通常要实行相当的克制。然而在他的克制完全失败了的时候，如一九三六年秋季的几次情况，当时梅塔准备与芮市勒尔结婚，一九三七年再次发生这种情况，当时寂寥和挫折倒了他，他可能在“一个烤箱里苏醒过来”这是他对黎巴的雪松林和好珊玛里坦医院①取的词。从昏和衰弱中恢复过来的过程往往是困难的，显然对他来说在一个医院的白效应的背景的对照下似乎特别丢脸。

自然，福克幼几年间饮酒时断时续，经常引人注目，有时喝得烂醉。他怀着某种心情，喜“发酒疯”就象他几年前以扮演小丑取乐一样。他怀着另一种心情，喜演戏似地表演他能喝大量威士忌酒而不醉。战后不久，他开始使自己表现为把酒当作对某种可怕的痛苦或可怕的悲痛的止痛药。然而一般地说，他可以喝威士忌“或让痛苦折磨。”吉尔出生后，他曾经戒酒一年多。只在某种事情发生使他“心里糟糟”时，他才失掉了控制。

受害的饮者的苦难经历仍然是他生活和作乐的一个经验，一九三六年底与一九三七年初在加利福尼亚，他开始较少地以饮酒作乐而较多地以饮酒作为自己的生活。这个改变的部分解释在于他和斯蒂尔都很痛苦。原来直到一九三九年《野棕榈》出版时，情况才清楚，梅塔的来和去深深地刺痛着他。但是还有其他较不明显的解释。他真正讨厌好莱坞:没有谁愿意生活在那儿，他告诉他的一个弟弟说“除非他们能从那里挣到钱。”他失掉了来自家庭的安，特别是失掉与住在罗万·俄克和在奥克斯福附近的小山与树林相联系的那些安。他讨厌在近处的人们最喜的娱乐:好莱坞丝毫没有减少他对社聚会和尾酒会的蔑视。八且，几乎刚好是狄恩死后的九个月，作飞行特技表演者和教练魏尔隆·欧门利死了，他是作为芝加哥与南方航空公司的正规的按规定时间的定期客机的乘客而丧生的。一个月后，福克纳恢复了飞行。但是在麦英斯·菲尔德租的飞机上单独飞行是非常寂寞的。对他的死去的弟弟和丧生的朋友的回忆引起了恐惧和痛苦。要经过几个月，飞行才又会变为一种娱乐而不只是对意志的严厉考验。

然而比他的普通娱乐更重要的是，他失掉了场地和令他意的工作。他居住的房屋和他工作的有游廊的平房都没有提供主要供他自己用，配有可拆开的门柄的一个房间。如他讲的，电影多得写不完，他发现几乎不可能做自己的工作。看《押沙龙，押沙龙！》的长条校样的事还拖延着，面前什么都没有，他几乎病倒了。尽管谈到要写一些新故事或一部新小说，抓住的最适当的几个计划集中在一件旧的工作上:首先是《押沙龙，押沙龙！》，其次是他已经给《星期六晚邮》写的一些连载故事。因为他在好莱坞，他决定将汤姆斯·萨特彭的故事出卖作影片。他作为自己的代理人，可以挣足够的钱以便完全从电影中解出来。但是他已经将价格从“十万美元？否则不成”削减到五万美元，也没找到一个买主，他的计划完蛋了。后来，他的心情又十分烦，他回到了白亚德和润哥的几个故事中去。他于十二月写信给本涅特·赛尔夫说，他把已经给《星期六晚邮》写的一些故事编成一本书，蓝登·豪斯对此有意否？

已知他的其他职务，特别是他那心烦意的颓丧的情况，他认为创作《未被征服的》是个很好的计划。它包括重要的修改和改编，但是只占新作的不大份量，并且这部作品比较容易的几部分，即修改为改编的部分，倾向于使人想起较大的困难，包括这个唯一延长的扩大部分——一段长的结尾的情节题为《魏冰纳的气味》。《魏冰纳的气味》对较早的一些情节着意加以描绘，使《未被征服的》由繁变简，因而将一系列的故事变成了一部小说。虽面临相对容易的任务，福克纳依然进展缓慢。在他可以在修改上作出大的进展之前已是天了。在他可以写完最后一段，使他的这部作品结束之前，已是七月中旬了。

福克纳将《未被征服的》的最后一部书稿寄给蓝登·豪斯时，他孑然一人，又一次准备离开好莱坞。五月，斯蒂尔与吉尔已回到奥克斯福；七月，二十世纪福克斯宣称，他们对于他的合同的下一个选择不兴趣。因为他对“电影到厌倦，被电影搞得筋疲力竭”并且因为他在寂寥中非常想看到吉尔，面对着这前景，他可能到某种藉。但是他觉到的主要是失败。金钱曾经是太多了:他一九三六年在好莱坞挣得了将近两万美元，而在一九三七年头八个月，他却挣得了两万一千美元以上。为了实行关于不被金钱所苦恼的旧的梦想，他需要更新和较大的薪金，而不是终结。

在好莱坞的最后几周，福克纳工作很少，飞行很少，也很少饮酒。之后，他向少数朋友们告别，他与达里尔·扎鲁克定下了一次约会时间，以便告诉他，他对他和他的电影制片厂的看法。到九月，他回到了奥克斯福，和他的女儿玩，在白利树林里散步或骑马。他于四月已对三十英亩的地块实行了买地权，决定将它买下作为于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五他的四十岁生对他自己和他的家庭的献礼。

虽然已离家一年以上，可是他不久又离开了。十月中旬他到了纽约，系恋着几件事情——《未被征服的》的出版，金钱并且还有梅塔·杜赫蒂·芮布勒尔时刻在他心上。哈尔·斯密斯曾经想尽量长地留在蓝登·豪斯以便看到《押沙龙，押沙龙！》的出版，但是从那时他就转到《星期六评论》工作去了。自《萨多里斯》以来这是第一次，福克纳出版一部小说没有经过斯密斯。他希望在他的新编者萨克斯·康斯的办公室通读该书的最后修改稿。此外，他希望同罗伯特·哈斯谈话。假若蓝登·豪斯同意将他节省的钱存起来，每隔一定时间送给他特定的金额，他就可以避免将它花掉。

福克纳与康斯和哈斯在工作中相处甚为融洽，并且首先他的社拜访也进行得好。他做一点工作并作几次预定的面外，还有足够的时间去看望哈尔·斯密斯、金·戴温及梅塔·芮布勒尔这样的老朋友们。一天下午，他在一次通常的尾酒会上看见了舍伍德·安德森，他决定过去和他谈。他们之间的尴尬过去以后，他们作了几年来的第一次谈话。从那次邂逅相晤中，给福克纳留下了那一刻的清晰回忆:当时，他的这位老朋友骤然“显得比他写过的无论什么人都高些、大些。之后，我想起了《温尼斯堡》、《俄亥俄》和《蛋的胜利》及《马与人》的某些篇章。我知道我曾经看见，现在正见着在很大（太大）程度上居住着矮人的大地上的一个巨人，即使他只作过两次或许三次与巨人相称的友好的表示。”虽然同安德森的这次复对福克纳至关重要，他不久花了很多钱去纽约旅行。他的饮酒已逐渐增多，最后几乎变成了经常的，这主要是因为看见梅塔显得过于悲痛。在他决定作这次旅行之前几周，她曾写信给他说，她希望再见到他。他希望重新燃起她的情之火，同意和她相会，没料到却发现她不愿意作他的情人。他回到奥克斯福后不久，就蛰居书斋，开始写一部小说，以努力“避开他那断肠的愁思”；他在纽约，猫在亚尔冈昆的他的房间里，烂醉如泥。金·戴温注意到福克纳不在并回忆起《声音与愤怒》的不幸后果，就开始寻找。戴温找到了福克纳，他独自躺在地板上，人事不省，穿着短，周围堆着酒瓶。这次，他除了非常虚弱外，在背上受了三度烧伤，伤处正对肾脏，这显然是由于长时间贴着暖气管造成的。

戴温在一个大夫和几个友人的帮助下，开始照顾福克纳，使其康复。在恢复的几天中，出现了神更紧张的迹象，戴温到忧虑。他问福克纳，他是否特别想见什么人。他回答说，焦尔·耶或舍伍德·安德森。听到他老朋友的要求，安德森来了。他坐在福克纳边，非常了解当时的情况和他决不会直接承认的一些需要，和蔼而平易地和他谈话。这是他们相互见面的最后一次。

福克纳可以旅行时，戴温陪他到了罗万·俄克，并和他呆了几天，直到他的体力开始恢复。

“我到好一点了，”福克纳写信给罗伯特·哈斯说“虽然还要些时候，我的背部才能痊愈。”结果证明，康复时间比他预料的要长些:有许多被刮削下来的东西，有几处皮肤移植，有些染，很痛，会留下永久的疤。然而几周之内他又在写一部小说，他叫做《假若我忘记了你，耶路撒冷》，这个书名他勉强地改成了《野棕榈》。写完后，他要求本涅特·赛尔夫将此书的几个复制本寄给三个人——金·戴温、舍伍德·安德森与梅塔·芮布勒尔。

开始时，写作进行顺利。因为疼痛使他不能安睡，他开始在夜间写作，这是自《当我弥留之际》以来的第一次。虽然他在一九三八年比一九二九年时写得更慢，他害怕恢复写作习惯的苦恼却比过去少了。

“这部小说写得很顺利，”他于十二月写信给哈斯说，接着说，他预期可在五月以前写好。后来，由于疼痛厉害和写作得慢，他改变了自己预定的期。六月底而不是五月初，他才能将他的打字书稿邮寄给蓝登·豪斯。

他的小说以夏洛蒂·里滕梅耶和哈里·魏尔博恩开始，后者为了情牺牲了安全、尊严和金钱。夏洛蒂和哈里对生活的要求是奢靡的，就象贵族情侣的要求那样，而他们付出的代价是严重的。福克纳虽然着重描述他们命运的凄凉，可是却以他们风韵事的结局作为他们的故事的开头。这部小说以痛苦的、难以忍受的、几乎歇斯底里的语言和情节开篇:夏洛蒂，这个因哈里的暴对待而导致不幸产的受害者在密西西比河边的一间破烂的茅屋里躺着奄奄一息。哈里为帮助她作了无效的努力，请来了一位上年纪的大夫。大夫在快要死去的她面前主持其事，帮助使哈里认罪。夏洛蒂与哈里因而不仅丧失了他们愿意冒着金钱、尊严和安全方面的危险而得到的那些东西，而且也失掉了他们所珍惜的东西:哈里的自由和夏洛蒂的生命。

福克纳发现并着手写作夏洛蒂与哈里的痛苦故事之后，开始觉得“漏掉了什么东西”为了适应他觉到的需要，他作了一个决定或者发现，将一部传统的小说变成了实验的小说。他开始写《老人》，作为对《野棕榈》的对偶之作。他所追求的不是对他的故事的堪与媲美之作，而是扩充它的内容并控制其紧张程度的一种方法。为创作“篇章替的这两个故事”他开始发展主题的与叙述手法的对比与倒置。哈里·魏尔博恩开始时在一个医院的整洁而安全的环境里；这个高个犯人开始时则在一个监狱的简陋而范围狭窄的地方。当哈里接到一个参加宴会的请柬时，高个犯人却遭到洪水的袭击；他们各自都发现自己离开了曾经隐退的那个简单环境、并且各自发现被一个陌生女人住。他们猛然地被推出了秩序井然的环境，面临着危险的奇遇，而女人们则提供着原始的难以解决的纷扰、纠葛与惑。这两个男人中的一个顺利地生了一个孩子，而另一个则搞糟了，成产。在他们的奇遇之后，两人的结局都是进帕奇曼监狱。

这两个男人中，高个犯人显然更象口头传说中的英雄。面临着洪水与命运力量所加诸于他的危险，他证明自己是机智而勇敢的。他作着“他不得不做的，用他不得不干的神去干。”然而这个高个犯人尽管具有英雄气概，他似乎受到了阻碍，这主要因为他所追求的和平是空的，他所为之服务的秩序是缩小的。作为一个年轻人，他曾经读过《侦探报》。他从该报中得到了关于英雄的错误概念和一个愚蠢的计划，因此他用一盏邮购的灯、武器和手巾装备着，企图抢劫一辆火车。他被他阅览的东西惑，随后又被一个成的少女引，他希望以他的英雄气概和金钱给人以印象，然而他永远地幻灭了。他剩下的一生曾经按心中的一种想法生活着:一生中尽可能做得少一点并且不与女人往。由于洪水将他从小小的生活中赶了出来，他表现出非凡的忍耐、机与勇敢。然而，他依旧是诚实的，因此回到了他被洪水逐出的那个监狱。帕奇曼是他的耶路撒冷。他选择牢房的局限的缩小的生活，部分原因是他觉得应该这样做，但主要是因为它既使他从渺茫的自由中解出来又使他远离女人。

“女人，”他终于说“狗！”象高个犯人一样，哈里害怕并且不相信生活和女人。他认为医院是一个避难所，在那儿声音和刺只是作为威吓进入，因而决不会使人惊讶。他在那样的避难处已经生活了二十七年，完全不冒什么危险。他遇见夏洛蒂·里滕梅耶时，自己仍是个童贞男子，其清楚的想法是使每天与前一天一样。哈里正情思似火而又很怯生生和勉强。而夏洛蒂更是情红胜火，她从他那里也看出了这种渴望。作为一个少女，她看过一些香的情故事。她从那些故事里得到一个看法，她相信情应当“全是月，始终是。永远，直到我们中的一个死去。”对于她的这种期望来说，她和一个普通商人的婚姻是一个嘲笑。而且她希望的正是在于她把哈里的较好的一面看作缺陷:由于发现美妙的情正在消失而从尘世生活得到了救助。

哈里从他的安全而受到约束的环境里被热恋赶了出来，因而到惊讶。因为夏洛蒂的视野更宽阔、情更奔放，哈里成了她的追随者和情人。他们从他们在新奥尔良的旅馆房间到芝加哥、犹他和密西西比去。哈里和高个犯人同样具有最深刻的怀疑和恐惧，并且同样有着在避难处的经验，他丢弃了它们。我们在他那里看见的紧张就象我们在这部小说中观察到的动摇一样表明着深刻的矛盾心理。但是哈里据夏洛蒂的暗示所作的并保持着对她的回忆，加以选择是为了较大的愉快与痛苦而不是为了较小的安全与平静。最后，尽管遭受的苦难极大，损失涉及一切事情，他相信情和苦难比平静、尊严与财富好:“是的，”他认为“在忧伤与无事之间，我宁愿选择忧伤。”他到痛苦，想自怜；觉得失败，他后悔和悲哀。但是他并不以徒然的悔恨来占有自己的生活，他并不把监狱的名字叫做耶路撒冷。他在监狱里忍受着因为有了丰富的阅历:高个犯人接受监狱是为了避免坐监。虽然他们的故事将他们带到了同一个地方，哈里是非自愿地去的，因为他为了情的缘故犯了反对社会的罪。

因为《野棕榈》完全不是一部小说，我们也没有词来评述它。福克纳认为它是一部统一的作品（他的想法是高个犯人的故事“只是为了突出夏洛蒂与哈里的故事”并且他把这两个故事写成了替的一些章），这并不意味着他在偶合的经验方面的成功。大部分读者显然觉得，它并不成功，部分原因是尽管有几种联结，这两个故事仍然是过于分离的；而部分原因是《老人》并没有遭受到《野棕榈》那样的变幻无常，也很少遭受到《野棕榈》中的坎坷。然而讲了这些事情之后，我们至少必须加上两件事。第一，尽管它的形式是奇怪的，它的两个故事却因它们的并列而提高了。单独地阅读，《老人》似乎不够结实，并且延长得超过合理的限度；单独地阅读，《野棕榈》从头到尾都太痛苦了，它的狂喜和苦恼显然也都过于强烈。假如《野棕榈》的极其强烈得益于缄默，那么《老人》的强烈程度小些则得益于在描写方面增加了细节。第二，这部书中较大的几个问题与它的形式关系甚少，但是与它的女人们的关系甚大，或更确切地说与其中的一个女人的关系甚大，因为《老人》中的这个冷漠的年轻农村妇女除了使高个犯人苦恼外，并不使任何人发愁。

另一方面，夏洛蒂·里滕梅耶显然是这部小说里最引人注目的人物。她惹起了她与哈里共享的情，她对付着他们遭遇的灾难。她的需要是奢侈的，作为是果断的。没有一项要求是她不准备放弃的:已经抛弃了丈夫和孩子，她坚持要把她未出生的孩子堕胎，所有这些都是为了她叫做的“当‮子婊‬”的缘故，这是她对追求取的词。然而她在情方面寻求的就是她追求的的确是真正的情，或者至少是对情的某种希望。

“我以前告诉过你，”她说“也许我试图要说的是希望。”地·邦德任所希望得到的足，然而最终找到的却是失望。而夏洛蒂却无比热情地去寻找着。她的梦想包括这样一种愿望:地将这种愿望与野生的雌鹅及在风狂雨暴的黑夜里来的“微弱、尖细的而狂暴的”声音相联系；但是它也包括合，并且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包括夫关系。夏洛蒂自然嫌恶风俗习惯，她对于只是神上的然而是高尚的密切结合不兴趣。但是这种情变成了她生活中的奇迹，终于成了真正的好。她对一切限制都到愤怒，特别对情的两个敌人:社会与时机到愤怒，正在这个时候她梦想着美的结合，这种结合美得超出了她的想望，使一切情都归于沉默，一切动作都停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