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5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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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澤此人看起來魯野蠻，但絕對不是草包，而且還是個有文化的聰明人。藍衣社前後的兩個名字——“復興社”和“三青團”，都是康澤取的，人家是黃埔三期的高材生呢。

“汙~~~~~”火車進站。

康澤立即給手下甩了個顏，喝令道：“還不快去幫周先生搬行李！”

“啊？是！”幾個手下愣了愣，一窩蜂朝周赫煊衝去。

孫永振如臨大敵，槍都掏出來了，護在周赫煊身前怒喝：“你們幹什麼？都退後！”康澤打著哈哈走過去，用一口濃重的川音說：“哎呀，周先生你好，幸會，幸會。鄙人康澤，力行社（藍衣社）別動隊隊長。”

“康澤！”聽到這個名字，程天放和王正廷臉劇變，顯然康澤的名頭比戴笠更嚇人。

程天放搶先過去握手：“康隊長，你瞞得我好苦啊，都要走了才真名。”

“低調，低調，嘿嘿。特務工作嘛，用化名習慣了。”康澤笑呵呵地說，兇狠的臉上透著一絲淳樸。

如今的藍衣社分為三股力量，賀衷寒的湖南派掌管政治思想，康澤的西南派掌管武裝力量，戴笠的浙江派掌管特務情報。三派互相制衡，誰都別想一家獨大，這是老蔣刻意搞出來的平衡手段。

周赫煊當然不想得罪能跟戴笠叫板的特務頭子，笑著握手道：“康隊長你好。”

“嗨呀，周先生你太客氣了，”康澤雙手握住周赫煊不放，熱情地說，“我對周先生可是久仰大名，一天不讀周先生的書，我就睡不著瞌睡。”周赫煊用四川話開玩笑道：“那你是把我的書當枕頭用哦。”

“哈哈哈哈哈哈！幽默，周先生太幽默了！”康澤放聲大笑，心裡卻想著如何回去跟老蔣稟報。

希特勒邀請周赫煊擔任私人顧問，這消息可不簡單，至少康澤認為非常重要。

第714章【又要發勳章】就在兩個月前，中國和法國開通了空中航線，可以從廣州飛到越南，再轉機從越南飛到法國。

周赫煊當然不敢帶著老婆坐洲際煊哥機，萬一落下來就好玩了，還是老老實實的乘火車再轉走海路吧。

一路上，康澤都在找機會套話，想要了解周赫煊和希特勒之間的具體情況。周赫煊各種糊打哈哈，只說自己跟希特勒談得比較來，絕口不提什麼三眼神族的事情。

康澤這傢伙滿手血腥，死在他命令下的無辜百姓以萬為單位。若論殘暴和血腥程度，戴笠給康澤提鞋都不配，槍斃他一百遍都死有餘辜。

這種人，周赫煊一向敬而遠之，連打道的興趣都沒有。

當然也不能得罪，周赫煊儘量保持著距離，以寫文章為理由，整天把自己關在船艙裡不面。

他們這趟坐的是快船，僅用三個星期就抵達上海。

上海的市面上一片蕭條，拜白銀危機引起的金融風所致，整個長江中下游的輕工業都趨於崩潰，棉紡行業直接倒退回辛亥革命時期。就拿上海的棉紗業來說，市面上易的超過八成是貨，只有“申新”等少數國產品牌能夠存活。

原因很簡單，白銀危機導致銀不足，工廠資金鍊斷裂，民族企業紛紛破產，貨趁機侵佔中國市場。

而四大家族不但通過貨幣改革賺得盆滿缽滿，還利用行政命令大肆盤剝鉅額利潤。比如茶葉和漁業，政府強行要求統制運銷，說白了就是以政治手段實現行業壟斷。

商人們已經快被瘋了，咱們前面講到的茶葉大王唐季珊，直接拉著14家茶棧跳反，堅決抵制政府命令。各大漁業公司和普通漁民，也堅持自由營業，本不理會政府的亂命。

上海的運輸業也崩了，包括英美法等國的航運公司，生意那都是一落千丈。原因一方面是經濟不景氣，另一方面則是華北走私太嚴重，華北那邊幾乎成了三不管地帶。好多南方貨物乾脆沿鐵路北運，然後走私出海，外來進口商品也基本走私到天津，然後再發往全國。

作為遠東最繁榮的城市——上海，已經變得死氣沉沉，工商、金融、地產全線崩潰。

老百姓的生活也愈發困難，在銀元和法幣趨貶值的同時，人民的收入竟逐年下降。1932年的時候，上海絲廠工人的薪是6角，1933年變成5角1分，1934年下降到3角8分，1935年勉強漲回了4角。

如今，上海已經在醞釀大罷工了，再不漲工資就要餓死啊。

正當周赫煊回國的時候，左翼文壇再起風波，出現“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和“國防文學”之爭。具體內容有點，咱們不方便詳細敘述，反正就是左翼文人自己吵起來了。

面對寇的步步緊，值此國難當頭之際，“左聯”在年初自動解散。

以魯迅為首的左翼作家，號召摒棄政治立場一致對外。魯迅和郭沫若認為，一切不願當漢的作家，都應該在抗救亡的旗幟下聯合起來，不管原先是什麼人，只要不願當漢，就應團結到一條戰線上。至於文學創作，寫什麼都好，最好與國防有關，不寫直接與國防有關的人事也無妨。不過，應該互相批評，無產階級保留批評的權力。

這標誌著中國近代文學史上的“左聯時期”結束，正式邁入“抗戰文學”階段。

周赫煊緊趕慢趕，還是沒趕上參加“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的成立大會，只能以私人名義捐贈了10萬元救國資金。

自從“一二九運動”之後，全國都掀起了抗救亡，本不理會南京政府“敦睦友邦”的號令。

各種民間抗團體如雨後筍般湧現，走上街頭公開高喊抗者不知凡幾，國黨的特務和警察本就抓不過來。報紙上，“抗X”字眼出現得越來越頻繁，許多愛國人士自發前往北方投軍抗。

到了1936年6月，但凡有點腦子的國人都知道，再不奮起抵抗，就要亡國了！

“主戰派”情緒高漲的時候，以汪兆銘為代表的“主和派”也變得更加積極，其中胡適也是堅定的“主和派”。

但“主和派”也分為兩種，一種是覺得中兩國力量懸殊，中國還沒有做好抗戰準備，應該徐緩圖之，其中以胡適為典型。另一種則心思難測，抱有別樣的想法，比如汪兆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