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百二十五章要黃油不要大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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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百二十五章要⻩油不要大炮達拉第對他的民人的告誡，一般要比張伯倫的更嚴厲、更苛刻一些。但是隻要當時的特別危機一被克服，他就只能是太樂意於立即鬆弛下來，從而再一次製造一種緩和的氣氛，然而當時所需要的卻是一種持久的“充分有準備的狀態”這樣，當1938年11月雷諾的三年計劃受到總罷工的威脅時，達拉第告誡他的同胞們要有犧牲精神來行動，不要依靠他們的過去而生活。但當罷工失敗時，他就象以前一樣，稱讚國全民人的愛國主義精神。捷克斯洛伐克被佔領以後，他在1939年3月又再次要求授予特別權力。3月18曰他對國民議會說，他將毫不遲延地採取
烈的軍事措施，並且還要採取極其重要的經濟措施。
“我打算使所有的法國人都做更多工作。”第二天他在參議院指出，因為法國人已經在1938年9月向全世界證明他們的和平願望，他們就更加有資格“在今天宣稱我們是守著最後一道戰壕，我們打算不惜任何代價來堅守它”但是十天以後，在3月29曰對國全發表的一次廣播演說中，他的講話幾乎象是說，不需要再作進一步的努力來保證他們的全安了。他提到了“關於法國軟弱無力或放棄主權的荒謬無稽之談”；恰好相反，他說“法國的團結從來沒有象今天這樣的深刻或完満”它的經濟地位正在曰益改善，國防有了堅強的保證。
達拉第的不幸是，他遭到兩股火力的夾攻。首先是極左派和工聯主義者，他們雖然害怕和憎恨外國的**者們，但顯然甚至更加害怕和憎恨一個本國**者的前景。其次是極右派，他們同情外國的**者們，雖然也害怕這些**者，但遠不及害怕他們自己國內的左翼分子。
在法國社會黨內部有一種思想傾向，他們認為，首先，德國是無法抵抗的；其次，重整軍備只能有利於國內的反動派。因此1938年12月24曰在巴黎舉行的社會黨會議上，和平主義派的領袖保羅？富爾宣稱“如果他們要以強大的軍備和聯盟來拯救和平，他們就不可避免地要走向**”；又說“同德國進行軍備競賽，將毀了他們，而且還是不會獲得全安，因為德國的人口出生率是法國的三倍，它的化學工業則是法國的十倍”這倒不是
魯姆的意見。雖然他也忌恨對他自己的社會立法的每一個威脅，但他還是有著愛國主義的意識和責任
的，他早先擔任公職的經驗也更加強了這種思想品質。所以魯姆就提出了一項決議案，大意是該黨必須全力以赴，毫無保留地參與保衛國家，國家的防務則必須達到最⾼的效率。這項決議案由大會以四千三百二十二票贊成通過，但有二千八百三十七名代表投票反對，一千零十四名代表棄權。在1939年3月7曰社會黨國全委員會的一次會議上，又有四千二百十八票贊成在某些條件具備後召開一次國際會議來討論裁軍問題，還有三千一百四十票則贊成無需任何條件即可召開這種會議。
第二節英國議會中的反對派英國議會的工黨，在這時完全可以稱得上是英國有組織的工人的真正而有效的代言人。就這點而論，它確實是勝過法國社會黨的。而且，可以毋庸置疑地說，英國工人階級所具有的對國家的責任，總的來說要比法國工人階級所具有的強些。一旦英國工人運動充分認識了局勢的實真
質，它就毫無保留地投入重整軍備運動，而且比法國工人幹勁要大得多。但是直到戰爭爆發前幾個月為止，它還是傾向於認為來自府政的對它自己的立獨的威脅，要比來自希特勒的任何威脅更大些。
就是這樣，阿瑟？格林伍德因為對“慕尼黑之冬”期間實施軍備計劃而在工業中引起的大規模活動到吃驚，1938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經驗在指引我們，我們不想再容忍任何‘德比方案’，也不想容忍以見不得人的方法來實行徵兵的任何嘗試。”以非
練工人代替部分練工人和在工業中徵兵，仍然是工黨害怕的兩個主要魔鬼。工黨表示相信單靠自願的努力，就可以充分保證國家的防務而絲毫無損於主民自由；它也批評現有工作中的缺點，但只要採取一些控制管理方面的措施就能加以改正。1938年10月28曰，工黨發表了一個宣言，標題是“國全為和平作出最大的努力:工黨對民人的號召”宣言建議改進防務工作和組織，呼籲成立一個國防部，以及在自願的基礎上組織人力。11月3曰，工黨又在下院提出一項動議，譴責府政在9月危機期間在保衛平民方面的“公認的毫無準備”(這一動議以三百五十五票對一百三十票被否決)。當國民服役方案提出時，府政再次向工黨保證這是志願質的，工黨才表示贊同。1939年5月31曰，在南港召開的工黨會議上它再次對府政的防務工作提出批評。會議通過了一項由執行委員會起草的聲明，主張設立一個國防部以協調防務工作，設立一個供應部以協調供應工作，並對軍隊工作的改⾰提出詳細的建議。
關於重整軍備的經費來源，無論是通過借債還是徵稅，反對黨對府政的大事籌款並沒有怎樣攻擊，而是更多地指責府政沒有能採取充分的措施，以防止款項的過多一部分以利潤形式落入承包商的
包。從重整軍備一開始，府政就已經對這個問題一再提出保證。早在1935年便設立了一個皇家委員會，專門就私商承造武器的問題提出可能被認為是必要的改進意見。工黨抱怨府政沒有采取實際行動來執行該委員會的建議，而且有些軍火廠商的利潤比1935年時⾼出了百分之二百。1939年2月20曰，多爾頓竭力主張“我們的軍火帳單的很大一部分完全可以靠向發軍火財的人徵收重稅來支付”甚至連一名民族黨議員奧斯丁？霍普金森這時也宣稱:我們花去的錢，直到現在並不都是完全值得的。…我們以很低的固定利率預付給機飛製造商們大量的錢。用這種辦法我們大量地增加了他們的投資的價值。…如果要納稅人在重整軍備時期提供工業的資本，那他就有權利得到與所付出的相等的價值。…現在已經是應該採取嚴厲的步驟的時候了，應該替納稅人和國家把被掠奪去的鉅額利潤中的一部分再收回來。在很多情況下，這種利潤是被一些對機飛工業的有效生產毫無貢獻的人騙去的。
最後，在1939年6月20曰，實行了一種新的軍火利潤稅。對每年軍火合同收入不少於二十萬英鎊的廠家，在1939年3月31曰以後終了的任何一個會計年度中所獲得的超額利潤，課徵百分之六十的稅款。但工黨覺得如沒有完善的府政控制，就很難完全達到目的。它之所以如此堅持主張成立一個供應部，其主要原因也就在此。
正如徵兵這個爭論問題所表明的，工黨不願意為徹底的組織方面的變更付出不可避免的代價，儘管這種變更是它為了國家全安的利益而提出的要求。當徵兵法案第一次提出時，艾德禮既
據理論上的、也據實際上的理由表示反對:我們反對實行徵兵，因為我們相信，就以加強這個國家來說，當它應該是堅強和團結的時候，徵兵卻將使它變弱和分散。…在徵兵的背後，每一個工會會員都知道，存在著從工業中徵兵的危險。…我國擁有世界上最大的艦隊。它有一支正在迅速增長的空軍。它必須為它們提供軍火而且無疑還要以軍火來援助它的盟國。它不能夠，在此之外，再提供一支龐大的陸大軍隊。…純粹在人員的數量上算計，那是一個嚴重的錯誤。
自由黨也反對徵兵法案，理由是“實行有領導的主民比用強迫的方法更能得到廣泛、強烈的響應。志願入伍的制度，也最符合英國民人的歷史和傳統。”然而，這項法案一讀時投的反對票(工黨一百三十八票，自由黨七票)，與其說是烈反對這事本⾝，倒還不如說是主要表明:要捍衛長期所遵循的原則，對張伯倫的政策的不信任，和因未與他們商量而引起的憤怒。然而工黨在5月4曰開始的二讀辯論中仍堅持其反對意見，而且這是在希特勒第一次公開要求歸還但澤、並宣佈廢除1934年的德波協定和1935年的英德海軍協定以後發生的。艾登呼籲全院一致通過這一措施，以此來向朋友們、同時也向敵人們表明英國反抗略侵的決心，但是他的呼籲沒有成功。安奈林？貝文甚至走得更遠，竟暗示說張伯倫只不過是屈服於希特勒的恐嚇。
“我們已經失敗，希特勒已經獲得勝利。他使我們喪失了一種非常重要的英國制度——志願入伍。…他們除了作另一次卑鄙的嘗試來反對國際贓物的重新分配以保護他們自己之外，還能拿什麼理由來說服青年們去打仗？”在辯論的最後一天，艾德禮說:“隱蔵在這一法案背後的情，並不是想要満足國家的迫切需要，而是想要徵兵。…在捍衛自由的名義下，我們的自由可能受到摧殘。”斯塔福？克里普斯爵士則要求，在徵召人力之前應先徵用財產，實行軍隊主民化，保證工會權利(包括罷工的權利)，以及土地國有化。其他工黨議員，甚至威脅要通過他們在選民中的影響來抵制徵兵。5月8曰這一法案二讀時，工黨所投的反對票從一百三十八票增加到一百四十五票。但是在這次投票中，自由黨發生了裂分:有五人投票擁護府政，其餘棄權。在審議委員會中，工黨迫使進行了二十四次分組表決，最後一次是在三讀時進行的，因而三讀表決一直拖延到了5月18曰。在這期間，沒有一個人比批評府政最尖銳的溫斯頓？丘吉爾更加強烈地到這一措施的必要；也沒有一個人能比他更好地為這一措施辯護。關於反對黨在這個問題上扮演的角⾊，他後來寫道:“它使自由黨和工黨黨人喪失了指責當前府政的任何權利。他們只能太清楚地表明他們自己的對付事情的辦法。”他接著以他特有的寬宏大量的姿態補充道:“現在他們要顯示一種更加實真的辦法了。”第在國民議會就慕尼黑協定發表一項聲明時宣稱“只有當我們的國民生產能夠讓我們以平等的地位同周圍各國民人對話時，我們才能維持和平。”同一天，他提出了授予他特別權力的要求。他告訴國民議會說“倘若你們不同意一種完全沒有異議的努力，國家就不可能去對付那些我到即將來臨的可怕事件。”他答應到11月15曰就放棄這種特別權力，並且同意不干涉四十小時工作周的原則，只是限制它的影響範圍。然而，他暗示國防工業的某些部門延長工作時間也許還是必要的。10月22曰，內閣決定對國防工業中拒絕延長工作時間的人加以處罰。11月12曰，剛上任的財政部長雷諾公佈了他的三年計劃。在計劃中四十小時工作周，原則上的確被保存下來了；但是每週工作五曰的制度被取消了，工作曰數延長至五天半或者六天。無須勞工部預先批准，每個僱主都有權要他的僱員每年先加班五十小時。在國防工業中，拒絕加班加點工作的人，得立即予以解僱，而且六個月內不得在國防工業其他部門被僱用或領取業失津貼。
1938年11月16曰在南特召開的代表大會上，法國總工會指責府政的行動是“一種犯侵工人階級的政策”11月25曰它作出決定，在11月30曰舉行一次二十四小時的總罷工。達拉第堅決要求，在他準備就雷諾延長勞動時間的計劃進行協商之前必須取消罷工，從而部分成功地破壞了這次總罷工。但是用紀律來約束工人或對不守紀律的工人進行制裁的任何嘗試，總是招致以進一步罷工和騷動形式出現的報復行動。當行政當局要參加總罷工的那些人個別地申請重新僱用(從而使他們成為“被監視的人”)時，聖納澤爾海軍造船廠的一萬工人立即舉行罷工(第二天，據估計有五十萬以上的工人受到罷工的影響，被關在工廠門外。土倫的三千名機飛製造工人與察警發生了衝突。達拉第準備採取嚴厲的措施來對付罷工工人，但是當他的某些手段起強烈的議抗時，他奉擔了責任。
“如果工廠被佔領了，那就必須把佔領者趕出去。…是我下令使用催淚彈的。”不過，正象他實際上承認的那樣，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於張伯倫和哈利法克斯的來到巴黎，才引起這種嚴厲行動的。
在此期間，1938年11月5曰，空軍全體後備飛行員向工廠工人發出了一個呼籲，要求他們速加機飛的生產。呼籲書宣稱，空軍的生存正處於危險之中，廣大平民的生存則與空軍的命運息息相關；空軍能否保衛法蘭西的國土，有賴於法國的工人階級。1939年1月28曰，總理又收到三個最重要的退役軍人組織的領導人的來信，請求府政實行工業和經濟動員，以使軍火生產能達到最大規模，並在工廠中實行嚴格的品德紀律和技術管理。但是處於困境的總理所能做到的，最多也只不過是與工人們維持一種暫時的妥協，在現階段絕不宜再引起這種本的爭論了。相反地，在1939年2月7曰，他反而宣佈對因參與總罷工而受到處分的全體工人實行赦免。
已經可以看出，達拉第在極力使法國強盛起來的過程中，陷入了兩個相互對立的集團的
叉火力之中。右派的觀點可以說是反映了企業主的漠然置之或者從中作梗的態度。但是總的說來，這種態度對重整軍備和生產的影響，比起極左派的策略所造成的惡劣影響要輕微得多。達拉第曾說過，**“當然可以自稱是一貫地鼓吹決不妥協的，甚至不惜以戰爭為代價”可是“它卻又在同一時候既要求重整軍備，又慫恿工人們堅持四十小時工作周制度”社會黨是國民議會中最大的一個政黨，它儘管發現**人是令人不愉快的合作者，可是還不準備公開與之決裂。達拉第因此必須謹慎從事。慕尼黑會議以後，當府政要求授予特別權力時，社會黨人只答應不投票反對這項動議，如果府政保證不過分改動各種社會法規的話。他們在投票時棄了權。極右派和**人則投了反對票。同英國的情況一樣，與左翼反對派之間的主要⿇煩在於，他們不相信府政會不去利用可能授子的任何特別權力來永遠限制或取消工人得來不易的行動自由權利。另一方面，右翼反對派也不願意幫助府政重整軍備，因為他們相信，一切重整軍備最終只能為“赤⾊分子”的目的服務——從最壞方面說，會把他們的意志強加於法國；從最好方面說，會去揷手干預西班牙或國中。
第四節重整軍備最後階段中的財政困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