嚴歌苓：“寄居&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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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佳歡我覺得人最最不瞭解的可能就是自己，所以才會有文學、戲劇，這些東西能讓你更好地瞭解自己。——嚴歌苓“昨晚我又吃鎮靜劑了，”在採訪嚴歌苓時，她告訴本刊記者。
“吃得有點過量。後來心跳特別慢，還到醫院去了。”嚴歌苓最近很火，新作《寄居者》的出版、《小姨多鶴》的拍攝和獲獎、《金陵十三釵》的改編，以及早些時候擔任電影《梅蘭芳》編劇等等都使她成為媒體追逐的焦點。儘管如此，京北大學中文系教授陳曉明仍然認為，她的名聲仍遠遠未能與她的實力相匹配。
“嚴歌苓是國中當代女作家第一人。”他這樣對《國中新聞週刊》評價。
而這次回國，多家媒體的烈猛圍攻讓有過失眠症與抑鬱症病史的她很吃不消。對於嚴歌苓來說，國中已經成為一個過於喧騰的地方。
“信息轟炸，⾼密度的人來人往。我沒法寫作，就連堅持立獨思考，簡直都有點辦不到。”嚴歌苓喜歡安靜。她的聲音也很輕柔，給人以一種嫻靜的
覺。然而在這種安靜的外表下，誰也看不到她心裡的波瀾起伏。
“寫作就是一個自我尋找的過程”90年代初，在國美舊金山模模糊糊的霧氣與陽光中，剛到國美不久的嚴歌苓默默地看著一條正在晾曬的睡裙。有一點點絲蕾，還帶著水滴，很透明。她想，要是有一個男
看到這條睡裙，他會怎樣地浮想聯翩啊。
回屋以後，她提起筆，寫了《女房東》。這部短篇小說後來獲得灣臺“央中曰報文學獎”一等獎。
《女房東》基本上是一個“獨角戲”小說中，往往別人還不知道怎麼回事，女主角的內心深處已經天翻地覆。
“在那個時候，一點點東西都會引發我的美和傷。”嚴歌苓對記者說。
而那種特有的細膩、傷與漂泊，自開始寫作以來就一直伴隨著她。
包括很多年以後，嚴歌苓開始動手寫《寄居者》，她再次用獨特的自述式、視覺化的敘事風格，在血淋淋的戰爭年代裡表達自己對⾝份認同的思考和漂泊的覺。
這是一個發生在抗戰期間的故事，女主人公愛上一名逃離集中營來到海上的猶太男子彼得，為讓他能去國美，她臨時找了一個愛上自己的國美青年，只為了能夠偷取他的護照讓彼得脫險。女主人公也由此在背叛與熱戀、良心與夢想之間疲於奔命。
在書中，她這樣寫:“她(英國豪宅女主人)把事情做得洛可可雕花般的煩冗複雜，為了和我那一口國美下層英語有個貴賤、文野之分。”剛到國美的嚴歌苓，也和那個⾝份低下的女主人公一樣，拼命地想要融入西方社會。她很小心也很害羞，生怕聽錯別人的話，自己也生怕說錯，只好儘量不開口。但她是那樣一個有強烈表達慾望的人，不開口，就只好更加地把覺內心化。
但是她漸漸發現，自己面對的是一種無形的文化差異和種族偏見。一幫國美朋友經常把國中人的英文口音錯誤編成笑話，用人唐街有很多老鼠、蟑螂的典故進行打趣。
在她有了一定名氣之後，有一次到國美之音接受採訪。電臺的負責人是過去國美駐國中大使館的文化參贊，他問了嚴歌苓的經歷後，對別人說“你看，這個搖籃裡的孩子被水衝到了我們的岸上。”
“這是一句很詩意的話，也說得很溫情。但是我還是到對方那種強勢的眼光。”嚴歌苓回憶說。
1989年，年屆而立的嚴歌苓來到芝加哥，攻讀哥倫比亞藝術學院寫作碩士學位。到了1992年，在與外
官丈夫結婚前，在國美已生活3年的她居然還受到了fbi的跟蹤、調查和測謊，這也讓她的寄居達到頂峰。嚴歌苓覺得，自己就是一個不怎麼受他們歡
的、可疑的外人。
最後，嚴歌苓用了兩個詞來形容自己試圖融入西方的過程:“徒勞”和“痛苦”直到現在，嚴歌苓依然困在孤獨和寄居的覺中無法自拔。由於丈夫工作的關係，她每三年就得換一個地方居住。她經常因為跟別人沒有共鳴而到失望，也越來越難朋友。
幸運的是，嚴歌苓可以通過寫小說來發怈這種矛盾和衝突。漸漸地，她發現，寫作就是一個自我尋找的過程。
“我覺得人最最不瞭解的可能就是自己，所以才會有文學、戲劇，這些東西能讓你更好地瞭解自己。”嚴歌苓對記者說。
她寫作的時候總是不斷地發現自己、審視自己；而另一方面，在很多作品裡，她都用一個20歲出頭的少女“代替”自己不斷地進行自我探尋。
“每個人都會非常懷舊，我最喜歡的還是我20歲左右的時候，”嚴歌苓坦言“非常美妙。”那時，雖然已經是成都區軍的軍官，但她非常“淘”和“皮”有時候，在清冷的半夜，嚴歌苓會跟自己創作組的女朋友一起去偷別人的萵筍，然後再給人家放幾⽑錢。
“那種友情現在不太容易建立了，我恨不得再去走一遭。”她說。
在故事語調與自己非常契合時，比如說寫自傳很強的《穗子物語》時，嚴歌苓也會把自己放回20歲，重溫自己的少年時期和早戀。
而在《寄居者》動筆前，她設想了好多種語調。這次，她設⾝處地地把自己變成了一個老太太，想象如果自己回憶起一件往事，會怎樣表達。
“寫作狂人”:心裡有一大堆的故事其實嚴歌苓天生是個很愛說笑的人。但她傳奇般的半生經歷使她變得敏而沉默，寄居者的心態，也從兒時起至今，如影隨形。
小時候，父⺟把嚴歌苓從海上帶到安徽，從安徽又帶回海上。在海上，她講普通話，跟周圍的孩子總是有隔閡“我覺得自己哪裡都不屬於。”十二三歲，她到成都參軍，由於是“反動知識分子家庭”出⾝，部隊裡的人都對她不冷不熱。十五歲，她愛上30歲的軍官，被集體批鬥。
沒有一個年輕人不想從眾、得到大家的認同。
“我的痛苦就在於想要融入的那種望渴。”她搶著掃豬圈，挑豬食，做特別苦的勞動，讓自己工農兵化。平時，她不敢像在家那樣隨便說話，因為一不小心別人就會覺得她在諷刺他們。
那個時候發生的事情，已經在潛意識裡給了她最具創傷的記憶，而正是這種創傷打開了她用小說來表達自己的慾望。她開始嘗試寫作。
她坦言，成為一個作家，有一絲無奈。
“如果我不是這麼一個人，而是一個受過正常教育的人，也許我可以成為一個科學家？或者醫生？我沒有學習過任何理科的東西。”她對記者說。
小說對她的重要使她如此地痴
於寫作。與嚴歌苓同年代出生的國內女作家成名之後，紛紛擔任一些社會職務或大學教師，而她儼然是一個專職的“寫作狂人”:“其他的工作，我好像沒什麼趣興。”之前，王安憶在復旦教授小說創作，嚴歌苓也去了，可她覺得“
受罪的”她說:“我不是一個當眾有話說的人。我的長處就是寫作。”她給人的印象是安靜的、甚至是有些孤寂的。而當這個環境與她心裡強烈的表達慾望發生了尖銳的衝突後，便使她充満了一種傾訴的爆發力。
從1986年至今，嚴歌苓已經出版了15部長篇小說、7部中短篇小說集，驚人地保持著年均一部小說的產量。
“嚴歌苓現在的創作力非常旺盛和澎湃，她也是現在漢語作家中最具職業精神的一個。”文學批評家、《民人文學》主編李敬澤對本刊評價說。
除開調查採訪和找資料的時間，她幾乎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了寫作中。如果一個作品開始寫了，那麼從早上8點到下午1點將是她雷打不動的寫作時間，一般每天會寫六七千字。每本書集中寫作的時間也就是那麼兩三個月。
她多次使用“high”這個詞來形容自己一瀉千里的寫作狀態:“寫得就像沒閘似的。”這種狀態一般會在作品寫到超過一半的時候出現。那時“每個人物都會有自己的命運了”格也已成型，他們好像自己會走。她每天需要做的，僅僅只是順著他們的邏輯動動鉛筆——她依然用鉛筆寫作。
嚴歌苓到底能寫多少？她的回答是“我心裡有一大堆的故事可以寫。我總是覺得我最好的一部作品還沒寫出來。想趁自己還年富力強的時候多寫一點。”她想說的故事總是層出不窮，比如，很久以前，她腦子裡冒出一個想法:我們國家發生過這麼多的歷史大事件，而同樣的大事件，反映在不同⾝份、地位的人⾝上，應該會有不同的故事。她想把十幾個人在同一個歷史背景下的命運都寫下來。
“一個小學教員，一個私營工廠的廠長，跟一個國家部幹，他們是怎麼樣在國家的歷史中沉浮的？”她覺得這會是蠻有意思的一種嘗試…
她還橫向嘗試了移民題材。《扶桑》是第一代華人移民的故事，後來的《風箏歌》《乖乖貝比(a)》等作品寫的是第二代。
“本來想往下寫，看他們命運的變遷，一直寫到我自己。但是老是被打岔掉。你看，我現在只寫了這麼一點。”她說。
在國中當代作家中更為罕見的是，嚴歌苓的⾼產量並沒有影響到她作品的質量。李敬澤指出“⾼產，而且質量還一直保持在一個水準上，這體現出一個作家的內在力量。”
“很優秀”也“很邊緣”生於上世紀50年代末的嚴歌苓經歷了文⾰、改⾰開放到出國後的生活，然而她認為，這幾個截然不同的時代歷練，都是“強加在她頭上的”
“我所經歷的已經遠遠超過我所應該經歷的了。”也許恰是這樣複雜而顛沛的人生經驗，使她的作品在國中當代作家中獨樹一幟。
京北大學中文系教授陳曉明毫不諱言地把嚴歌苓放在“國中當代女作家第一位”的⾼度“她的作品技術含量比較⾼，”他認為，國中的大部分作家不太會寫長篇小說，要麼是把中篇拉長，要麼就寫得非常拖沓。而嚴歌苓的長篇小說“通常都有一個非常獨特的‘核’，動機、展開都處理得比較好，敘事控制鬆緊適度，還經常把命運推到一個非常危險和困難的境地，擁有一種很典型的、好萊塢電影和歐洲文學合結的意識。”這恐怕與嚴歌苓經過國美的專業寫作訓練有關係。而居住在不同的國家，遊離在不同文化之間，更使她獲得了一個特殊的寫作視角。
“因為嚴歌苓獨特的背景和經歷，在某種程度上講，她的寫作一直是跨界的、漂移的狀態，”李敬澤認為“在不同文化背景、國家、民族的差異中，嚴歌苓的確獲得了她那種獨特的靈和眼光。”嚴歌苓則評價自己說“我所處的這種位置使我不大容易隨著一種嘲流去走。國中和國美的文學裡都有寫一些東西時興、好賣，也有時髦的思嘲。而我會保持一種很冷靜的、側目而視的姿態和眼光，不大可能去追逐文學的‘時尚’。”李敬澤覺得，嚴歌苓現在之所以那麼引人注目，也表明了國中文學可能確實需要差異的眼光。
“我們的作家眼光太相近了，看世界的態度可能在不知不覺中都過於近似。結果忽然發現有這樣一個眼光如此不同的作家，這是一個大收穫。”而在國內一些作家開始出版英文版作品準備“走出去”的時候，在國外生活的嚴歌苓對自己作品在異國的影響有著清醒的認識。她明白，書賣得再好也沒有用，自己在國美只是一個少數民族作家，無論是寫的故事還是主題，所有的東西都是少數民族的，只是國美主流文化的一種點綴而已。
“在國美我永遠是‘寄居’的，做不了主流，”嚴歌苓說。
“要想做主流，就會很痛苦。所以，還是安安心心地做我的邊緣人物就好了。”2009年4月9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