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披甲人為奴。

這種審判像一幕漫畫家筆下的卡通，包括皇帝在內，不過一群小丑。沒有人敢提出較輕處罰的建議，更不要說為當事人呼冤了，而且即令對當事人一句有利的話都不敢說，否則不但救不了被告，反而使自己也陷了進去。王錫侯案，江西省長（巡撫）海成，僅建議草去他“舉人”的身份，弘曆就然大怒，下了一道殺氣騰騰的諭旨說:“海成請僅革去王錫侯的舉人，所謂人臣尊君敬上的心安在？亂臣賊子，人人得而殺之的大義又安在？海成真是天良喪盡，辜負我命他當官的大恩。”海成還是幸運的，沒有被砍頭。徐述夔案的江蘇省民政廳長（藩司）陶易，就沒有那麼好的運氣了，他曾經拒絕受理對徐述夔的檢舉，結果判處死刑。

文字獄的奇異謀殺，產生下列幾項影響:一漢人知識分子本已拘限於儒家學派狹小的範圍，現在在這狹小的範圍中，史學、文學，以及對儒家學派經典的評論闡揚，都受到不可測的咒語制。知識分子只好走兩條路，其中一條路是更加埋頭在傳統的八股文、科舉之中，努力做官。八股文的特徵是在紙面上寫盡仁義道德，在紙面上堅持人生以仁義道德為本，而仁義道德又以帝王和統治階級的利益為標準，於是全國士大夫——現任官、退休官，和以當官為唯一盼望、但尚未當上官的讀書人，全體用帝王所喜悅的方式，阿諛帝王。

二另一條路是使知識分子專心一意從事考據工作。所謂考據，就是用這本古書去考證那本古書，用這本古書上的字去考證那本古書上的字，把平生力鑽在古書的舊紙堆裡，成為一個工匠，不需要想像力，也不需要理解力，只要鑽得年代稍久，就可以自稱或被稱為學者。這種學術，自然不會觸怒任何人。

三人民對現實政治和政府前途，更漠不關心。因為不關心，所以就沒有愛心——也可以說因為沒有愛心，所以就不關心，不關心和沒有愛心就不擔憂它的覆亡，既不擔憂它的覆亡，就不會作任何批評。人們所聽到看到的，全是歌功頌德。這是中國歷史上人民對政治和政府冷漠的重要原因，文字獄使政府跟人民間的距離，更加擴大。

四大黑暗再度來臨。

本世紀（十八）的西方，被讚揚為理的世紀，政治形態和意識形態，以及人的尊嚴和人權的保障，都有突破的進展。而中國人卻醬在反理的恐怖之中，連作詩的想像力，都被醬死。

十二大黑暗的反撲事實上，起自十四世紀的大黑暗，並沒有衰退，它只是被清政府萬丈光芒的武功到一旁。第三個黃金時代主要的是指對外的開疆拓土，它對國內的貢獻，僅只限於維持了社會的秩序。第三個黃金時代像一個暫時天朗氣清的颱風眼一樣，滿族人以入關初期那種旺盛的活力，一鼓作氣地為中國擴張出廣大的空間。但在內政上，他們沒有可以跟他們軍事力量相稱的政治能力，以致把明政府的罪惡傳統，大多數都接受下來。所以大黑暗的兇毒霧，仍在臺風眼四周滾動澎湃。任何政權都是一個有機體，清政府的青期一過，大黑暗四面八方反撲面至，只剎那間，中國社會又陷於明王朝時代那種伸手不見五指之境，文字獄是促成大黑暗迅速反撲的主要原因之一，因它促使官員們喪失了理、道德和法律觀念。發現保持官位的方法，只在於俯首帖耳，不在於明辨是非。

大黑暗重臨的按電鈕人物，就是在文字獄中表現最癲狂的弘曆，這個在位六十年之久的皇帝，在後半段時間，開始對政治厭倦，但並不是對權力厭倦，他沉湎在“下江南”的遊蕩生活中，這種生活是對大黑暗發出的邀請書。

玄燁大帝曾到過江南六次，每次都很儉樸，目的在察看堤防和了解東南地區的社會。弘曆到江南也有六次，誓言他的目的也是如此。問題在於，他的目的恰恰不是如此，他跟楊廣、完顏亮一樣，同染著大頭症，六次下江南不過發洩他的自炫。六次下江南的時間和目的地，列於下表:第一次一七五一年到杭州、海寧第二次一七五七年到杭州第三次一七六二年到杭州、海寧第四次一七六五年到海寧、杭州第五次一七八o年到杭州、海寧第六次一七八四年到杭州、海寧中國歷史上有三個因下江南而聞名於世的酒皇帝，那就是七世紀的楊廣；十六世紀的朱厚照，跟本世紀（十八）的弘曆。弘曆下江南所組成的南巡集團，聲勢之大，不亞於他的兩位前輩，每次都有萬人之多，像一群初登岸的飢餓海盜一樣，所到之處，幾乎都要洗劫一空。江蘇省教育廳長（學政）尹會一，曾上奏章勸阻，奏章上說:“民間疾苦，怨聲載道。”弘曆光火說:“民間疾苦，你指出什麼地方疾苦？怨聲載道，你指出什麼人載道？”皇家教師（侍讀學士）紀曉嵐，是儒家學派鉅子，他因主編《四庫全書》而被人尊重，曾趁便透江南人民的財產已經枯竭，弘曆大怒說:“我看你文學上還有一點基，才給你一個官做，其實不過當作娼一樣豢養罷了，你怎麼敢議論國家大事？”在這種意識形態的統治之下，政府的清廉和行政效率，完全消失。

弘曆最得意的是宣稱他有下列十大武功，因而自稱“十全老人”一一七四九年平大小金川二一七五五年平準部三一七五七年再平準部四一七五九年平回部五一七六九年平緬甸六一七七六年再平大小金川七一七八八年平臺灣八一七八九年平越南九一七九一年平尼泊爾十一七九二年再平尼泊爾認真的研究結果，弘曆的武功只不過一個——征服準噶爾汗國，但他卻把一個分為三個——平準部、再平準部、平回部。一百九十萬平方公里疆土的開闢，僅此就可在歷史上佔不可磨滅的一頁，弘曆的大頭症卻使他非湊足十項不可，結果反而使他的醜態畢。大金（四川金川）、小金川（四川小金）是藏民族部落間的紛爭，清政府加以干涉；臺灣是漢人林文的抗暴革命；這三大武功都是血腥的對內鎮壓。平緬甸是一場敗仗；平越南也是一場敗仗；平尼泊爾是一場丟醜的陋劇和另一場敗仗。無論如何，我們都看不出什麼武功和大武功，但我們卻可看出死傷狼藉，以及軍事和政治的腐敗。

然而，最嚴重的是弘曆所犯的最後一個錯誤，從70年代起，他把大權給一位侍衛出身的滿族花花公子和珅，擢升和珅當宰相（大學士·軍機大臣）兼北京治安總司令（九門提督）和珅十六世紀明政府的宰相嚴嵩，先後輝映，具有同一類型的特殊機緣和做官技巧，用諂媚和恭謹的外貌，把自以為聰明絕頂的皇帝，玩於股掌之上。和珅上臺後不久，就建立起全國的貪汙系統，全國官員發現，如果不向上級行使鉅額的賄賂，就要被無情的排除，甚至被投入監獄，他們不得不適應這種政治形勢。所用的賄賂全部來自貪汙——工程上的中飽（像剋扣治理黃河的費用）和司法上的冤獄。有些總督和省長（巡撫）因貪汙太狠而被告到弘曆那裡，弘曆也大大地震怒，不斷地使用死刑。但烈火不除去，只賴一兩杯冷水加到滾沸的鍋子裡，本無濟於事。一切都恢復到十六世紀明王朝末期的原狀，誅殺越嚴厲，貪汙越嚴重，他們唯恐被檢舉和被檢舉後不能掩飾，必須使用更多的賄賂，去尋求保護。文官如此，武官更為惡劣，他們無法利用工程和冤獄，於是就剋扣戰士的糧餉和利用軍事行動直接向人民搶劫，當人民阻止他們搶劫時，他們就指人民是盜匪，橫加屠殺。

和珅像一個無底的，全國官員們的賄賂鉅款，瀑布般地傾注到裡面。

本世紀最後一年（一七九九年）弘曆逝世。冰山倒了，和珅也跟著倒下去。新任皇帝(禺頁)琰——弘曆的兒子，立即把和珅逮捕處死，清算他的財產時，總數有九億兩，這還不包括他家人們貪汙的龐大數字。那時國庫全年的總收入，才八千萬兩，和珅當權二十年，貪汙的數目等於十二年的全國總收入，使人驚駭。法國國王路易十四於本世紀（十八）一七一五年逝世時，全部財產僅二千萬法元（法郎）已招全國的唾罵，以當時的幣值，一兩摺合三點七五法元計算；這位歐洲雄主的財產，不過中國一個貪官財產的一百七十分之一。而十六世紀的貪官嚴嵩，只貪了二百萬兩，不過和珅的四百五十分之一。

弘曆跟和珅兩個滿洲肥佬，密切合作，傾所有的力量，把清王朝的基鑿空，把大黑暗招回。

十三官民反（上）本世紀（十八）五十年代弘曆第二次下江南之後，大批農民即破產離，水災旱災，以及因貪汙而富有的士大夫和地主們的兼併，引起更多的農民失去土地。我們從當時詩人鄭板橋的一首《逃荒行》可看出在所謂“十全老人”弘曆領導下的社會悲慘畫面:十賣一兒，五賣一婦。來剩一身，茫茫即長路。長路迂以遠，關山雜豺虎……嗟予皮發焦，骨斷折臂。見人目先瞪，得食咽反吐……道旁見棄嬰，憐拾正擔釜。賣儘自家兒，反為他人撫……身安心轉悲，天南渺何許。萬事不可言，臨風淚如注。

這位賣盡兒女、暮途窮的農民，當他臨風淚盡而仍不能活下去時，他可能跟他揀到的孩子一齊餓死，但也可能變成另一種人，跟其他同一命運的農民結合在一起抗暴。從本世紀（十八）六十年代開始，各地即不斷髮生農民暴動的事件。七十年代後，又增加了和珅的能源，全國民變，遂更風起雲湧。我們選擇十多個重要的民變領袖，列如下表:白蓮教行在北方，天地會行在南方，都是一種宗教的秘密組織。因為經常聚會的緣故，對官員的貪汙暴和政治上的迫害，容易把憤怒化成集體的反抗行動。

七十年代，白蓮教領袖之一的劉松，在河南鹿邑縣起兵抗暴失敗，被殺。他的門徒之一劉之協逃亡。十八年後九十年代，劉之協忽然在河南扶溝縣出現，但立刻就又失蹤。弘曆又驚又怒，命令嚴厲搜捕。這時和珅當權已久，貪汙已經成為社會的一種正常風氣，搜捕逃犯正是弘曆賜給官員們的發財良機，千千萬萬大小官員就乘此良機，高喊捉拿白蓮教，而對人民作有計劃的敲詐勒索，被稱中國心臟地區的各省，如山東、河南、山西、陝西、湖北、四川、甘肅，中產階級以上的家庭，在冤獄手段下，幾乎全部破產。至於無產可破的貧苦家庭，只有三條路可以選擇:是被捕入獄，在酷刑下自動承認自己是白蓮教匪徒，被綁赴刑場處死；一是像詩人所敘述的那位農民一樣，拋棄家園，離他鄉，或終於餓死，或僥倖沒有餓死；另一是憤怒而起，武裝抗暴。聶傑人、王三槐，以及遠在臺灣的天地會領袖之一的林文，都是首先發難人物。

在這些變民領袖中，王三槐事件，可使我們對民變質加強認識。一七九八年，四川總督勒保向王三槐招降，發誓保證他的安全。王三槐相信勒保的誓言，可是勒保卻把王三槐逮捕，宣稱是在剿匪戰役中生擒的。皇帝(禺頁)琰命將王三槐送到北京，親自審問他為什麼要叛變，王三槐回答四個字。

“官民反。”(禺頁)琰教他舉例說明，王三槐就把官員們貪汙暴的情形，一一說出。(禺頁)琰大為震動，追問說:“四川全省，難道沒有一個不貪汙的官員？”王三槐回答說:“只有一個，就是劉青天。”指的是四川南充縣長劉清。我們可以想到這些被稱為盜匪的樸實農民內心所懷的痛苦。他們只求官員不貪汙或少貪一點汙就心滿意足，但這種最低的願望，竟無法實現，這是大黑暗時代最明顯的一個特徵。(禺頁琰)雖然對官員的貪汙大為震動，但形勢已經造成，他已無力改革，對於被人民稱為“青天”的劉清，也不能保護，劉清在稍稍擢升後，被貪官群排擠革職——排擠的理由光明正大，但真正的理由則是當眾人都害麻風時，不允許某一個人降。王三槐仍被酷刑磔死，以警告全國人民，無論官員如何貪汙殘酷，只能接受，不能反抗，反抗就是叛亂，罪不可道。

然而，殺了王三槐不過使變民少了一個領袖，王三槐的部眾由他的助手冷天祿率領，繼續跟清政府戰鬥。其他的革命群眾因勒保的背信，使他們的反抗行動更為堅強。

和白蓮教、天地會同時併發的，還有苗民族的抗暴。

苗民族在紀元前二十七世紀，被漢民族領袖姬軒轅擊敗後，輾轉退到貴州、湖南兩省廣大的山區，而跟外界隔絕。他們沒有文字，文化程度遠落在漢人之後。上世紀（十七）二十年代，清政府下令取消苗民族部落酋長（土官）世襲制度（土司）改由政府派遣的官員（官）治理。苗人純樸誠懇，把官員當作神明。

於是苗人區域遂成為貪汙官員的樂園，漢民族的敗類商和地主，跟滿族官員勾結，用詐欺或威迫的手段，侵佔苗人的土地。而且更進一步擄掠苗人的兒童和婦女，販賣到遠處當奴隸或女，反正法律永遠是站在有權勢這一邊的，苗人有無限的悲慟和痛苦，無處申訴。本世紀（十八）一七三五年，曾因駐防軍隊搶奪苗人婦女販賣，起一場廣大的暴動，被清政府用武力鎮壓下去。一七九五年，同樣的暴行起同樣的暴動，上表所列的石柳鄧不過是最先發難的領袖之一，他不久就戰死，但是事實上全體苗人都參加叛變，他們的口號是:驅逐漢人，索回被騙和被霸佔去的土地。

清政府跟對白蓮教、天地會一樣，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