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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的夏天，菲利克會為此痛惜，但對彼得而言，過往這二十多年就像一條彎曲的河，裡面淌的是碎玻璃，多一塊碎片，少一塊碎片，沒什麼區別。

他們本來是有時間道別的。科里亞叔叔提早兩天把出發期告訴了菲利克，後者當晚就違反規定，把這件事告訴了瓦西里。兩人約定在“2號營地”見面，那是河邊一個荒僻的公園，遠離大路，只安裝了零星幾盞路燈，到晚上基本上是一片漆黑，而且植物茂密，更像個野戰訓練場而不是公園，就算被跟蹤了也可以輕易逃脫。

唯一的問題是，瓦西里沒有來。

菲利克獨自坐在長椅上，看著河水。按照101學校的訓練，每次秘密會面都應該留有遲到的餘地，畢竟外勤不是地鐵班次。他和瓦西里約定的遲到窗口是三十分鐘，要是超過了這個時限，就趕緊離開。二十分鐘過去之後，菲利克開始頻繁看錶，盯著穿過樹叢的小路，每一陣擾動樹叢的風都讓他神經緊張。三十分鐘一到，菲利克站起來，快步離開了公園，因為擔心有人跟蹤，還特意往反方向繞了很長一段路。

沒時間去探究瓦西里怎麼了，他的航班深夜從莫斯科起飛。據護照上的入境章，蘇聯公民菲利克·奧爾洛夫是在1973年5月27早上到達巴黎的，這是他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用真名和真護照入境。菲利克在每站都停一下的慢車上顛簸了五個小時，才總算拖著行李走到馬賽的烈下。領事館派了人來接他，開著一輛車前蓋掉了漆的雪鐵龍2cv，司機每次踩下加油踏板，整輛車就劇烈地顫抖一下，好像要當場嘔吐出零件來。

當地聯絡站檢查了菲利克的護照，收走，換了另一本給他，上面貼著菲利克的照片，蓋著貨真價實的鋼印，出生年月也是對的，但名字變成了“菲利克·奧加科夫”，官方身份是貿易代表，專門出口伏特加的。特勤處通常會基於特工的真實姓名來取工作名，有時候保留名字，姓氏換幾個字母，有時候反著來，保留姓氏，換一個名字。這樣可以避免特工忘記臨時的假名，更重要的是，假如有好事者去翻查檔案，特勤處也可以搪說看錯了，只不過是拼法相似而已。

這個港口城市的一切都令菲利克著，像碎了一地的彩玻璃，混亂然而美麗。老港擠滿了小漁船和魚販，競相吆喝叫賣，每隔幾分鐘就跺腳喝罵，驅趕偷偷摸摸的海鷗，沒什麼用，這些鳥兒從空中俯衝下來，叼走尺寸小一點的魚，躲到高處，貪婪地啄食。帶血的魚內臟滑落，堆在石頭縫隙裡，在地中海的熱天裡不一會就散發出怪味。老城的房子互相緊靠，油漆和石灰一起剝落，但窗臺上放著的天竺葵和茛花束彌補了這個缺陷。這個海濱城市聚集了菲利克想象得到和想象不到的各種人，穿著亞麻夏季西服的英國茶商，裹著鮮豔頭巾的北非移民，印度水手，逃亡的阿爾巴尼亞人，形跡可疑的葡萄牙人，還有他這個看什麼都很吃驚的蘇聯人。沿街的商店擺賣各種會被莫斯科人分類為“沒用”的東西:切成大塊的肥皂，舊書，古董傢俱，銅器，貝殼飾品，聲稱可以平息風暴的護身符，茶巾，骨質占卜用具。書店是他最常去的地方，菲利克用出國第一個月的薪水買了他能找到的所有索爾仁尼琴的作品，驕傲地把這些遭受蘇聯查的小說擺在頭，在這個遠離莫斯科的地方，沒有躲躲藏藏的必要。

相比起海邊，菲利克更喜歡到山上散步。通往山頂聖母堂的小路猶如宮，某個即將下雨的午後，正當菲利克在山密密麻麻的低矮住宅之間路的時候，一個算命的女人拉住菲利克，要求他付一法郎，否則當晚就會死於非命。菲利克跑過兩條街，翻過一道籬笆，才總算擺脫了她。

他寫信給瓦西里，描述了這些奇遇。寄回國內的信都需要經過審查員的核查，他們會塗黑任何他們覺得“危險”的段落，從來沒有人知道標準是什麼，不同的審查員塗掉的段落也不一樣，也許唯一的標準是他們當天的心情。菲利克希望瓦西里至少能讀到算命女人的那一段。

聯絡站裡的其他蘇聯情報人員並不像他那麼喜歡馬賽，在他們眼中，這地方臭氣熏天、吵鬧而且危險。大多數人只對酒和女人興趣，甚至在工作時間去酒吧，藉口“發展當地線人”，還沒天黑就喝得爛醉，每到月底就捏造一堆亂七八糟的報告，發回莫斯科，反正不會有人來核查報告的可信。

馬賽聯絡站的站長是個壯碩的中年人，從側面看不算惹人討厭，可惜謝頂嚴重，頭頂像是被刀削走了一塊。他的法語很糟糕，對收集情報也沒有顯著可見的興趣。菲利克不明白這樣的人為什麼能夠坐上站長的位置，也許他是某個將軍的侄子之類的，裙帶關係一向是蘇聯官僚系統的硬通貨。菲利克第一次到他辦公室去的時候，這人花了半小時抱怨莫斯科不把馬賽領事館當一回事，他反反覆覆向總部申請一個“獵人”，快一年了才等來一個頭小子。

“把這玩意搞定。”他丟給菲利克一個文件夾，從語氣聽來，就像是底下有一隻死老鼠等待處理，“你一個人能應付的吧，小子？”菲利翻了翻檔案，一個和克里姆林宮關係親密的俄國商人，兩年前叛逃到比利時，被法國情報人員接管，最後改名換姓定居馬賽，源源不斷地給法國人和英國人洩漏莫斯科的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