墓地和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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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之後不久，我又欣賞了另一個蒼老的背影。此人突然在很多報刊上宣稱“咬嚼”出了我書中不少文史細節上的“差錯”還專門出了本書。很多學者、教授、辭書專家看到後對他逐條進行批駁，復旦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長章培恆教授還怒斥“這種無端的攻擊乃至誣陷，不但用不著負什麼責任，卻反而在媒體的炒作下，一夜之間名傳遐邇”；他卻完全不理，一路舉著“我咬餘秋雨”的旗幟，把書在臺灣再版，在香港連載，還在國際書展簽名，一時竟登上了亞洲暢銷書排行榜，可謂頃刻暴富。與此同時，全國那麼多報紙都刊登出他赳赳勇士般的肥碩頭像，連香港的《民報》、《信報》也為他讓出了大塊版面。

虧得重慶馬孟珏先生、江西周卓瓊女士、內蒙古黃勇成先生等年長讀者來信提醒我，從這個人有本事舉著民眾完全無法判斷的文史細節快速發動起一場全國社會大批判的嫻手法，到他聲稱要“咬嚼骨髓”的血腥語言，可以判斷他在“文革”中一定有過特殊的經歷。

當我終於找到答案時，驚得連手上拿著的一本書都滑落到地上，但很快心情又平靜了。原來人家是在延續幾十年一貫的邏輯:只要批鬥，任何人物都可以“罪行累累”；只要咬嚼，任何文章都可以“傷痕斑斑”懊漢末路，斷劍夜風，只能靠咬文嚼字謀生，還是讓人不勝唏噓。

略震驚的是，這些蒼老的背影，當年只能執掌一方呼，今天卻能煽動四方視聽。如果現在那些年輕的職業誹謗者快速追上這些背影並叩首求教，那麼，我們從災難中走到今天的一大圈坎坷長途，豈不又回到了原點？我們又何以向受難的父輩們代？

正因為這樣，當今世上所剩無幾的文化良知，都提起了警覺。

誹謗我是小事，一個真正的標誌的事件，是百歲老人巴金重新受到大規模的誹謗和侮辱。

就我個人而言，在家鄉童年的書房裡讀完了巴金先生的《家》、《》、《秋》，後來作為他女兒的同學，見證了他最艱難的一段人生遭遇，斷斷續續，不絕如縷，這從眼前這部記憶文學中處處可以看到。如果巴金的歷史被玷汙，那麼，有關我們父輩和我們自己的人生記憶，也會一截截破殘。

就整體而言，巴金是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碩果僅存的代表人物，是一以貫之的人道主義作家，又是率先否定『文革”災難的人格形象。誹謗巴金意味著什麼，不言而喻。

但是，誹謗事件還是大張旗鼓地發生了。

最早反擊這種誹謗的是劉再復先生。他說:現在香港和海外有些人化名攻擊巴金為“貳臣”這些不敢拿出自己名字的黑暗生物是沒有人格的。歌德說過，不懂得尊重卓越人物，乃是人格的渺小。以攻擊名家為人生策略的卑鄙小人，到處都有。

劉再復先生是在遙遠的美國科羅拉多寫下這段話的，時間是一九九八年十二月。素來溫文爾雅的他，這次看來是真正生氣了。

其實劉再復先生說那些攻擊巴金的人“不敢拿出自己名字”是因為從來沒有在正當的文化行為中見到過這些名字，以為是誰用了化名。事實上，首先攻擊巴金“永遠是一個一身俸兩朝的失足貳臣”的，是深圳的朱某，他倒沒有化名。我只是不知道他的這種言論在香港和海外也產生了這麼大的影響，於是，急忙託朋友把他的這類文章找來。

找來一讀，大吃一驚。因此，我必須留出一點篇幅來專門說說這個原本也許本不值一提的朱某了。說朱某，其實也就是說“文革”說誹謗，說災難，說巴金，說父輩，說我們。

他說巴金“一身俸兩朝”當然是指巴金在一九四九年之前和之後都活著，又都發表了作品，受到了歡。這與“文革”中上海造反派對巴金的批判一模一樣，而且同時橫掃了冰心、茅盾、曹禺、錢鍾書、葉聖陶等等一大批前輩作家。但他對巴金最仇恨，因為巴金活得長:“用對權勢的忠誠來換取高幹病房高級保健豪華療養，換取長壽百歲。”百歲也成了罪名，這種指控發表在國外，真為中國人爭臉。

眾所周知，長期臥病在的巴金老人早已把自己的全部稿酬積蓄捐獻給了中國現代文學館和各地受災民眾，但朱某還批判他“一天又一天的收穫版稅銀子”；老人對自己在胡風事件和“文革”中的不夠堅強作出了令人動的自省，連筆鋒尖銳的臺灣批評家李敖先生都因此而稱讚巴金偉大，但朱某卻利用老人的自省內容，批判他是“坦白坯子”、“蓋彌彰，虛偽畢現”、“這是懺悔嗎？十足的狡猾，偽君子”、“欺世盜名”、“何等的殘忍與無恥”

…

說實話，這些語句已經遠遠超過了“文革”造反派對巴金的批判，更何況，造反派批判的是一位六十多歲的作家，而今天朱某辱罵的，是一位百歲老人。

不僅如此，朱某還偽造了所謂“致朋友于死地”、“家天下”、“巴金廟”、“國有資產失”等無中生有的罪名，對巴金進行全方位的誣陷。

最不可思議的是，張橋當年宣判“對巴金，不槍斃就是落實政策”而造成巴金在“文革”中的巨大災難，竟也被朱某解釋成“因為與張橋的私人糾葛”在這裡，我忍不住要引用一些史實來反駁了。

張橋與巴金沒有任何私人關係，他為什麼要那樣宣判巴金呢？幾乎所有的巴金研究者都知道，全是因為在一九六二年五月九巴金在上海文代會上作了一個題為《作家的勇氣和責任心》的發言。巴金在這個發言中說:我有點害怕那些一手拿框框、一手捏子到處找病的人，固然我不會看見子就縮回頭，但是子挨多了，腦筋會震壞的。碰上了他們，麻煩就多了。我不是在開玩笑。在我們社會里有這樣一種人，人數很少，你平時看不見他們，也不知道他們在幹什麼，但是你一開口，一拿筆，他們就出現了。

他們歡喜製造簡單的框框，也滿足於自己製造出來的這些框框，更願意把人們都套在他們的框框裡頭。

倘使有人不肯鑽進他們的框框裡去，倘使別人的花園裡多開了幾種花，窗前樹上多有幾聲鳥叫，倘使他們聽見新鮮的歌聲，看到沒有見慣的文章，他們會怒火上升，高舉，來一個頭痛擊。…

他們人數雖少，可是他們聲勢浩大，寄稿製造輿論，他們會到處發表意見，到處寄信，到處抓別人的辮子，給別人戴帽子，然後到處亂打子，把有些作者整得提心吊膽，失掉了雄心壯志。

這些話已經足以使張橋、姚文元這樣的老一代大批判干將暴跳如雷，沒想到美聯社又在五月二十五從香港發出電訊，被張橋等人看到了。

美聯社在電訊中說:巴金五月九在上海市文學藝術家第二次代表大會上說:缺乏言論自由正在扼殺中國文學的發展。

他說:“害怕批評和自責”使得許多中國作家，包括他本人在內，成為閒人，他們主要關心的就是“避免犯錯誤”巴金一向是多產作家，他在共產黨征服中國以前寫的小說在今天中國以及在東南亞華僑當中仍然極受歡。但是在過去十三年中，他沒有寫出什麼值得注意的東西。…

這位作家說，看來沒有人知道“手拿框子和子的人們”來自何方“但是，只要你一開口，一拿筆，他們就出現了”他說:“這些人在作家當中產生了恐懼。”這位作家要求他自己和其它作家鼓起充分的勇氣，來擺脫這樣的恐懼，寫出一些具有創造的東西。

美聯社的電訊中還特地說明，當時北京的領導顯然不贊成巴金的發言，證據是所有全國的文藝報刊都沒有刊登和報道這個發言。

美聯社的這個電訊，使巴金成了“為帝國主義攻擊中國提供炮彈的人”因此就有了“文革”中張橋的“槍斃”、“不槍斃”之說。至於新一代的大批判干將們為什麼故意模糊巴金和張橋之間的大是大非，說成是“私人糾葛”我們只要細讀巴金的發言就能明白。巴金揭了這些人的師傅們的行為特徵，因此字字句句都橫越四十年落到了這些徒弟身上。他們只怕當代讀者讀到巴金的這個發言，並由此看出他們的行為源，因此故意把水攪渾。

由此，我對這個朱某產生了巨大的好奇，覺得他也是一個具有歷史概括力的人物，不能讓他永遠躲在暗處，一直成為劉再復先生所說的“黑暗生物”而應該把他引出來，讓大家見識見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