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不一樣的歷史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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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成功似乎天生就是海戰方面的專家。

到達獅城的時候，他就下令將五艘戰艦偽裝成商船的樣子。

隨後，他率領艦隊在印度洋，特別是阿拉伯海最主要的幾條航線上往返航行，採取守株待兔的方式等著海盜自己找上門來。

寶夫不負有心人，艦隊第三輪巡航時，奧斯曼海盜就盯上了這支“船隊。”結果可想而知，當乘坐漁船等小型船隻的海盜靠上來的時候，接他們的是兇猛的炮彈，以及準確得像是長了眼睛的子彈。

戰之後，鄭成功從俘獲的海盜嘴裡知道了海盜老巢的位置，然後順藤摸瓜，殺上了門去。

當時，海盜的主要聚集地就是奧斯曼帝國的阿巴斯港，也就是當年鄭和船隊曾經到達過的胡魯謨斯。

所謂初生牛犢不怕虎，鄭成功並沒有考慮炮轟阿巴斯港的結果。

若不是奧斯曼帝國的國力漸衰弱，若不是奧斯曼帝國沒有像樣的海軍，若不是奧斯曼帝國懼怕大明帝國強大的國力，恐怕鄭成功將成為帝國與奧斯曼戰爭的點火人。

或者說，在炮轟阿巴斯港之前，鄭成功就斷定，奧斯曼帝國不敢借此與帝國開戰。

試探了奧斯曼帝國的底線之後，鄭成功開始變本加厲的對付那些盤踞在奧斯曼帝國港口內的海盜。

兩年之內，西北印度洋上的海盜幾乎被他消滅得一個不剩了。

正是如此，大量海盜離開印度洋，轉戰東地中海，結果造成東地中海海盜為患，對當時剛有點規模的威尼斯，熱那亞等歐洲公國的海上貿易構成了極為嚴重的威脅。

明歷二百八十八年（公元1656年），鄭成功依照帝國內閣府的命令，率領規模擴大到十五艘的“平匪艦隊”前往直布羅陀要，協助地中海國家平定猖獗一時的奧斯曼海盜。

在歐洲的三年，鄭成功並沒有多少事可幹。

也許是他在印度洋上闖出的名氣太大了，在他的艦隊進入地中海之前，之前活躍一時的奧斯曼海盜全都不見了蹤影。

結果，三年之中，鄭成功將絕大部分力花在了應酬上。

同時，鄭成功也接觸到了西方文藝復興時產生的大量新思想，新思維。這其中就包括了哥白尼提出的“心說。”不過，相對而言，西方哲學對鄭成功的影響更大。

明歷二百九十一年（公元1659年），鄭成功返回帝國的時候，已經成為了一名不折不扣的“三權分立”派。

當時，帝國國內大部分資本家也正在倡導實行三權分立的政治體制。

比起那些實力強大的資本家，年僅三十六歲的鄭成功本算不了什麼。只不過，比起其他資本家而言，鄭成功有兩個巨大的優勢。

一是他家喻戶曉的名聲。

幫助琉球國王掃平倭寇，對付奧斯曼海盜，混跡於歐洲列國上層，這些都成為了傳奇般的故事，更成為了帝國青少年學習的榜樣。

二是系統，嚴密的哲學思想。

這也是鄭成功在歐洲生活三年的最大收穫。相對而言，當時歐洲在資本主義政治制度的研究方面比大明帝國更加先進，也更有開創。

憑藉這兩點優勢，鄭成功迅速成為了“三權分立”學派的主要推手。

英雄創造歷史，歷史也創造了英雄。

就在鄭成功回國的第二年，即明歷二百九十二年（公元1660年），首輔孫承宗病逝，孫可望出任內閣首輔。

相對而言，孫可望並不是炙手可熱的政治家。

比起當時內閣在任的數十名大臣，來自外地的孫可望缺乏足夠的基礎，更缺少支持。毫無疑問，他不可能像孫承宗那樣，將內閣控制在自己的手裡。甚至可以說，為了保住首輔大權，他得依靠外界的支持。

“三權分立”派的資本家正是孫可望的天然盟友。

另外，通過三權分立，還能適當削弱內閣的權力，減輕孫可望的壓力。這也正好符合了孫可望的短期要求。

很快，雙方達成了協議。

同年，孫可望確認設立最高法院，負責統管全國司法工作。該決議在帝國議政院以微弱多數的優勢得到通過。

鄭成功也因此成為了帝國曆史上首任大法官。

當時，最高法院只有一名最高大法官，而不是後來的九名。

作為冒險家，鄭成功是優秀的，作為軍事家，鄭成功的良好的，作為思想家，鄭成功是合格的，可是作為法官，他卻並不合格。

僅僅兩年之後，鄭成功就被刺殺。

雖然事後最高法院宣佈，刺殺鄭成功的是一名遭到錯判的囚犯的弟弟。但是更多的人堅信，鄭成功是政治鬥爭的犧牲品。

不說別的，當時有很多人更有資格成為帝國首任大法官，為什麼他們不上？

另外，孫可望與“三權分立”派只是利益上的合作，而且歷史終將證明，具有軍閥背景的孫可望是一個極富野心的政治家，也是一個名副其實的政治冒險家。

毫無疑問，那些老謀深算的政客都看了出來，首任大法官絕對是個燙手的山芋。

也就在鄭成功被刺殺的第二年，議政院以鄭成功之死調查不明為由，三次提出了彈劾孫可望的議案，彈劾案最終移最高法院。

就在最高法院啟動彈劾孫可望的法律程序的第二天，孫可望秘密下令，調遣駐紮在福建的軍隊進京，準備解散議政院，廢除最高法院。

幸好，當時掌握帝國軍事大權的袁崇煥（時任帝國武備大臣），以及秦良玉（時任帝國京師駐備軍統帥）及時的發現了孫可望的政變意圖，並且立即採取行動，一方面出動軍羈押了孫可望，另外一方面派遣軍隊攔住了北上的福建駐備軍。

從這個層面上講，鄭成功的死並不是毫無意義。

孫可望離任之後，年已八十的袁崇煥出任帝國內閣首輔。

雖然袁崇煥在位僅一年，但是在這一年中，袁崇煥重組內閣，並且改組最高法院，將最高大法官的數額從一名擴大到了三名。另外，袁崇煥還明確了最高法院的職責，包括在彈劾內閣首輔中發揮的作用。

到明歷三百零一年（公元1669年），陳永華出任帝國首輔的時候“三權分立”的政治體制已經在帝國完善鞏固，並且發揮出了明顯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