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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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從各組調來的十二個犯人並不象王隊長說的那麼難管。王隊長說“難管”是從勞改幹部的角度上來看的，是把我還當做與那十二個人不同的人。自監獄制度發明以來，最英明的一項措施莫過於用犯人來管犯人。一種民主的平等的氣氛，很快就會調動起被管的犯人的積極和自覺。尤其，我們這個田管組住在遠離號子七八里的大面積稻田中間，土坯房蓋在斗渠旁邊一個地勢較高的土丘上；公社的生產隊與我們隔渠相望。這裡沒有崗樓，沒有電網，沒有扛槍的“班長”我們又聽見了雞啼狗吠；我們渠這邊沙棗花盛開之際，生產隊的蜂嗡嗡地成群飛來，似乎已經抹掉了橫在人與人之間的森嚴壁壘。有家的犯人彷彿又回到了家，無家的犯人也獲得了些許的自由。更何況，調來的自由犯，全都是短刑期的或刑期即將結束的犯人，在這樣的年代裡，有這樣一處美好的田園，又何必逃跑呢？

水稻生芽的時節，渠壩上滿樹的沙棗花開始凋謝。點點金黃的小花落到水裡，有的順水去，有的被垂在水面的柳枝留住。依附在柳枝上的沙棗花又引來無數的沙棗花和柳絮，在渠水上織成金的和銀的花絮的漣漪。我們在稻田裡勞動了一天回來，就蹲在這渠邊吃晚飯。而在渠壩那邊的柳樹下，卻坐著。站著一排排農民的娃娃，呆呆地盯著我們這些穿黑衣裳的人，彷彿這些人的一舉一動都非常奇異。黑的衣服和教士的長袍一樣，籠罩著一種神秘的彩；他們幹了什麼事？是什麼命運驅使他們集中到這裡來…幼小的心靈從此潛入了對世界、對未來的恐懼。

如果大隊在警衛的押送下，排著隊從渠壩上走來，到稻田地裡去幹活，來看的農民就更多了。甚至還有從遠地來莊子上串親戚的老鄉，也要把“看勞改犯”當作彩的節目。

“喲！看那個…還戴著眼鏡哩！”

“咦！那個，那個…模樣還長得俊哩！”

“咋樣？給你當個女婿…”

“你死去，我撕爛你的x嘴！”說這樣話的當然是女人。很快，她們自己一夥裡就打鬧開了，這是一個開放的劇場，觀眾席上同樣演著熱鬧的戲。久而久之，如果我們出工收工沒有老鄉，特別是穿花褂的姑娘媳婦站在渠那邊看，我們反而會到寂寞，年輕的小夥子在隊列裡走著也是無打采的，即使今天干的活並不重。要是來看的人多，絕大部分勞改犯人都會抖擻起神來，王隊長沒有下命令唱歌（唱歌也是在命令之下），也要唱。

在所有的“革命歌曲”裡，我們最愛唱這兩支歌:落西山紅霞飛，戰士打靶把營歸，把營歸。

還有:我們——共產黨人，好比種——子！

唱到“種子”這個詞，年輕的勞改犯就會向站在渠那邊的姑娘媳婦擠眉眼。王隊長對犯人唱什麼歌是不管的，只要唱得整齊，唱得響亮，他便會罵一句“‮子婊‬兒”表示讚賞。直到後來警衛人員通過警衛部隊的渠道向勞改當局提出了意見，勞改當局才下達規定:在這個非常的革命時期，勞改犯人只許唱“凡是反動的東西，你不打，他就不倒”了。可是，到了一九六七年，連公安局、檢察院、法院也被“砸爛”這些機關一律實行了軍事管制“高貴”的軍代表卻比“卑賤”的農民出身的勞改幹部“聰明”——應該是“高貴者最愚蠢，卑賤者最聰明”

“語錄”是這樣教導的——直覺地到所有的“語錄歌”都具有方法論的質，不論哪個階級哪個派別全能利用，全會從中受到啟發。比如，你所指的“反動的東西”在他那裡偏偏另有所指，你怎麼辦？對這群心懷叵測的人，你怎麼知道他們心裡指的是誰？於是，乾脆命令勞改犯人一律不許唱“語錄歌”但除了“語錄歌”之外這時又沒有別的歌可唱，這樣，在一次勞改隊節聯歡上由犯人自編自演的“寧夏道情”便順理成章地成了免費歌曲。

改造，改造，改那麼個造呀！

晚上回來，一——大瓢呀！

嘿嘿！呀嗬嘿嘿！呀——嗬嘿！

在我們田管組“一大瓢”是由我們派回去的值犯人挑來的。我們有兩個大鋁桶，不管是什麼飯，值犯人每頓都能挑回滿滿的兩大桶來。在外面被批判得體無完膚的“多勞多得”在勞改隊裡始終奉行不渝。這時，黃瓜成了，西紅柿開始泛紅。路過菜地，挑飯的值還要撈來許多剛下架的新鮮蔬菜。經管菜地的也是自由犯，而所有的自由犯全屬於一個階層，都互通聲氣，互通有無。我們能比“班長”們和勞改幹部及其家屬更早地吃上西紅柿和黃瓜。自由的相對，在這裡體現無遺:不管在什麼地方，你只要比別人稍稍自由一點，你就能得到較多的利益；而利益的多少，恰恰和當時當地不自由的程度成反比，在最不自由的地方你得到一點自由，所獲得的利益卻最大。

兩大瓢——不是“一大瓢”——下了肚，又大嚼了一堆西紅柿黃瓜，我們全被撐得不能動了。我們仰面躺在渠壩的坡上，頭枕著自己的胳膊。大隊收工回去了，周圍陡然異常地靜謐。烏鴉在老柳樹上拉屎，稀糞穿過枝葉掉在積滿黃土的渠壩上，砸出“撲、撲”的聲音。太陽落在群山之巔，灌滿了水的大面積稻田，驀地變得清涼起來。青蛙和癩蛤蟆先是試探的，此起彼伏地叫那麼兩三聲。聲調悠長而懶散，彷彿是它們剛醒過來打的哈欠似的。接著，它們便鼓譟開了，整個田野猝然響成一片:“咯咯咕”！

“咯咯咕”！歡快而又憤怒。它們要把世界從人的手中奪回來，並充滿著必勝的信念。

同時，習習的晚風從一眼望不到頭的稻田那邊吹拂過來，並且送來無數跳躍的、閃爍不定的點點金光。我閉上眼睛，進入一種忘我的恬靜。這種忘我的恬靜是在等待中的最佳情緒狀態，也是在漫長的等待中不自覺地鍛煉出來的。在歷史的轉折到來之前，人本無能為力，與其動輒得咎，不如潛心於思索。

但我思索些什麼呢？我什麼也沒有思索。外面的世界已經完全逸出了馬克思所探索出的規律，書本已經被拋到一邊。據說這才是真正遵循了馬克思所說的“批判的武器不如武器的批判”因此，不但使王隊長目瞪口呆，也使自以為比他高明的我偶然失措。王隊長的沉默給我留下的那個空白，儘管填滿了渺茫的，但又必不可少的希望，卻也沒有給我對社會的思考提供任何線索。斯賓諾莎是這樣說的:“無知並不是論據。”管他媽的！當個純粹的勞改犯吧。王隊長還把我看作與其他勞改犯不同，說來慚愧，實際上我從骨子裡都成了一個勞改犯，因為我在社會上所從事的職業，就數我當勞改犯當得時間最長。

在渠壩下躺夠了，勞改犯們舒臂伸腿地活動起來。

“！夜黑裡來個女鬼就好了。”

“來的女鬼可別是披頭散髮的，最好是塗脂抹粉的。”

“熊！吊死鬼都伸著舌頭，老長老長，通紅通紅，在你臉上一下，可夠你嗆！”

“一個女鬼不夠分，最好來一幫，十三個，咱們一人摟一個。”

“咱們組長不要呀，咱們組長是個讀書人。”

“讀書人咋啦？讀書人也長著一個…”我仍閉著眼睛，但也不和大家一同“撲哧”地笑了。我覺得到這時大夥兒的眼睛都在看著我。我受著一種獨立於他們之外的尊敬，但我的內心卻傾向於他們。自一九五八年“公社化”以後，法律之外又加上種種規章制度，空前的嚴厲滲透到農村生活的每條縫隙。每一個農民都象古希臘傳說中敘拉古國王的寵信，頭上懸著一柄達摩克利斯劍，不知什麼時候它全突然掉下來，砍著自己的腦袋。歸我率領的十二個田管組員，全是於農活的強壯小夥子。聽著他們平靜地敘說自己的案情，就象絮絮的微風穿過林間。

“苦啊，不偷咋辦呢？肚子餓著哩…”一個塌鼻子小夥子盜賣了生產隊的化肥，判了五年，而談起來卻懷著一種幸運。

“值！我給我老媽治病了哩。判我五年，就不讓我退賠了…”

“嘿嘿！我也運氣。”另一個把生產隊的牛喂得撐死的勞改犯這樣說“法院問我，你願意勞改還是願意賠錢？我琢磨著:勞改隊還管飯吃，我就來了。來了一看，還真不賴！就是沒有娘兒們。哎，熬著點吧…”有時，他們也問我:“章組長，你是為啥進來的？”

“我麼？”我說“我什麼也不為。”他咔裂開嘴理解地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