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擁有陰眼的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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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鄺姐姐相信自己具有陰眼。她看得到那些已經去世、現在住在陰間的鬼，那些鬼會從冥界來拜訪她位於舊金山巴爾博亞街的廚房。

“利比—阿，”她對我說“猜猜看昨天我看到誰了，猜猜看。”而我本不必猜就知道她在談的是某個死者了。

鄺實際上只是我的半個姐姐，不過我可不想把這事到處加以宣揚，那將是一種侮辱，彷彿她從我們家裡只得到了一半的愛。可把遺傳記載攤開來說，也就這些:鄺和我有著一個共同的父親。她出生在中國，而我的兄弟凱文和湯米以及我，卻是在我們的父親——傑克·伊——移居到這兒並娶了我媽媽易絲·肯菲爾德後，出生在舊金山的。

媽媽稱她自己是“美國炙什錦——一些肥肥的、白白的、煎炸過的東西”她出生在愛達荷州的莫斯科市，是那兒第一的軍樂隊女指揮，還曾經因為種出過一個輪廓像傑米·杜蘭特的變形馬鈴薯而獲得過縣裡博覽會的獎項。她告訴我，她曾夢想有一天會長得與眾不同——苗條、洋氣、高貴，就像在《美好的地球》裡因扮演奧蘭而獲得奧斯卡獎的絲·雷納一樣。當媽媽搬到舊金山來住而且又變成了一個普普通通的女孩子後，她做了件稍遜於最佳的事:嫁給了我爸爸。媽媽覺得她在盎格魯種族之外的婚嫁使得她成了一個自由黨人“在傑克和我相遇時，”她一直在告訴人們“還有著止種族間通婚的法律呢，我們為愛情衝破了法律。”可她忘了提起這些法律並未在加利福尼亞州實施過。

在鄺十八歲以前，我們——包括我媽媽在內——還沒人見過她。事實上，直到我們的父親死於腎衰竭之前不久，媽媽甚至都不知道有鄺的存在。父親去世時我才不到四歲，但我依然還記得與他在一起的時光:東倒西歪地向前挪著步子倒在他的臂彎裡；在淺水池裡摸索尋找他扔進去的硬幣；還有他去世的那天，我在醫院裡看到了他，而聽了他說的事則嚇得我多年以後都不得安寧。

凱文也在那兒，他當時五歲。而湯米還只是個嬰兒，所以他與我媽媽的親戚貝蒂·杜普利——我們必須叫她貝蒂嬸嬸，她也是從愛達荷州遷居過來的——一起待在接待室裡。我當時坐在一張硬塑椅子上，吃著我父親從他的午餐托盤裡拿給我的一碗草莓果凍；父親則被撐高躺在上，沉重地呼著。媽媽是一會兒哭，一會兒又快活地忙乎著。我竭力想清楚有什麼不對頭。我所記得的下一件事就是我父親在低聲說著什麼，而媽媽則俯身貼近傾聽著。她的嘴巴張得越來越大，接著她的腦袋猛地朝我扭過來，滿臉都恐怖得變了形。我也被嚇壞了:他怎麼會知道的？父親怎麼會發現那天早晨我把我的烏龜或慢慢地戳著，或快速地戳著給衝下馬桶去了的呢？我曾想看看它們沒了龜甲會是個什麼樣，而到最後卻是拉斷了它們的頭。

“你的女兒？”我聽到媽媽在說“把她帶回來？”我確信他是在叫她把我帶到那個閉處去，在我們的狗巴頓絲咬壞了沙發後他就是那麼做的。在那以後，我所記得的就是一片混亂:果凍碗摔落到了地板上，媽媽瞠目瞪著一張照片，凱文抓過去哈哈笑起來，而後是我看到了這張小小的黑白快照，上面是一個有著一頭亂髮的瘦小孩子。不知是什麼時候，我聽到媽媽在叫喊:“奧利弗，別再爭辯了，你現在必須離開。”而我則在哭叫著:“可我會聽話的。”在那以後不久，我母親宣告說:“你爹離開我們了。”她也告訴我們她將把父親的另一個女兒從中國帶來住到我們家裡。她沒有說要把我送到那個閉處去，但我依然哭泣著，相信所有這一切之間都有著若隱若現的關係——旋轉著被衝下馬桶去的無頭烏龜、棄我們而去的父親、另一個很快就要來取代我的女孩兒。甚至在我見到鄺之前我就被她嚇壞了。

等我到了十歲，我知道了是我父親的腎臟害死了他。媽媽說他生來就有四個而不是通常的兩個腎臟，而且這四個腎臟還全是壞的。貝蒂嬸嬸對於為什麼會發生這種事有一套說法。她從來不會沒有說法，而且這些說法通常都是來源於像《世界新聞週刊）｝這類刊物。她說他原應是一對聯體嬰兒，但是在子宮裡時，我父親——較強壯的一個——食了較弱的另一個，並把額外的兩隻腎臟也攫為己用。

“或許他也有兩顆心臟、兩個胃，誰知道呢。”貝蒂嬸嬸作出這樣的說明時，《生活》雜誌剛好在刊登有關來自俄國的聯體嬰兒的圖片。我也看過同一個故事:兩個女孩子，塔莎和莎莎，在部處相聯。她倆美得令人心碎，真不該是畸形兒。這應該是在六十年代的中期，大約在我學會分數的時候。我記得我還希望我們能把鄺和那對聯體嬰兒換一下呢，那樣我就會有相當於一個整人的兩個半體妹妹。我估計那時這地區所有的孩子就都會想成為我們的朋友，希望我們能讓他們觀看我們跳繩或玩“造房子”的遊戲。

貝蒂嬸嬸也涉及了有關鄺出生的故事。這故事不是令人心碎，卻是使人困惱。在戰爭期間，她說，我的父親是桂林的一個大學生。他經常到天市場去，從一個名叫李晨的年輕女人那兒買活青蛙做菜吃。後來他娶了她；她於1944年生了他們的女兒鄺，也就是照片上的那個瘦小孩子。

貝蒂嬸嬸對於這樁婚姻同樣也有一套說法。

“就一箇中國人來說，你爹長得確是相貌堂堂。他受過大學教育，說起英語來就像我和你媽媽一樣。那麼他為什麼要娶一個小農女呢？這是因為他沒有辦法，那就是原因。”而那時的我已長大到足以懂得沒有辦法究竟是什麼意思了。

不管是什麼病症，總之，在1948年，我父親的第一個子死於肺部疾病——或許是肺結核。我父親去了香港以尋找工作，把鄺留給他子的妹妹李彬彬照料。李彬彬住在一個名叫長鳴的小山村裡。當然了，他送錢給她們維持生活——哪個父親會不這樣做呢？可是到了1949年，共產黨解放了大陸，我父親不再可能為他五歲的女兒而回去了。這樣一來，他還有什麼可做的呢？於是他懷著沉重的心情離開了香港，去美國開始一種新的生活，並忘懷了他身後那些悲哀的往事。十一年以後，當他在醫院中瀕臨死亡時，他子的亡魂出現在他的腳“召回你的女兒，”她警告說“否則死後就要受到報應！”那就是我父親在臨死前講的故事——多年以後，貝蒂嬸嬸就是這樣告訴我們的。

回溯往事，我能夠想象出我媽媽在初次聽說這件事時勢必會有的那種受。另一個子？一個在中國的女兒？可我們是一個現代美國家庭，我們說的是英語；沒錯，我們是吃中國食物，但也是像每個人一樣，吃的是外賣；我們住在德利市一幢具有農場風格的房子裡；我父親為政府的會計署工作；我母親出席家長一教師協會的會議；在此之前，她還從未聽我父親談論過中國的信呢，他們的行事也和中國的信剛好相反:他們做禮拜並買生命保險。

在我父親死後，我母親仍不斷地對大家說他曾是怎樣對待她:“就像待中國的皇后一樣。”她面對上帝和我父親的墳墓作了各種各樣悲傷絕的許諾。按照貝蒂嬸嬸的說法，我母親在葬禮上發誓永遠也不再結婚了，她發誓要教導我們這些孩子給伊家爭光，她發誓要找到我父親的第一個出生的孩子鄺，並把她帶到美國來。

她僅僅信守了最後一個諾言。

我母親一直因她的慈悲心腸——由季節的自願奉獻衝動融合組成——而不得安寧。有一年夏天，她成了約克玩賞狗拯救行動的一個收養者，得家裡至今仍是一股狗的臭味兒；有兩個聖誕節期間，她在聖安東尼餐廳給無家可歸者分發食物；而現在她與一個是她當前男友的人去了夏威夷。她散發過請援書，籌措過慈善資金，也在促進健康組織的委員會服務過。當此期間，她的熱情是真誠的，可到了最終，情況總是這樣:原有的熱情消退下去了，於是她又關注起新的什麼事情來。我猜測我母親是把鄺當作了一個她將會作上一年東道主的外國換學生，一箇中國的灰姑娘——她將會自立，而後擁有一種奇妙的美國生活。

在鄺來臨之前的那段時間裡，媽媽帶頭營造著快樂的氣氛，以使我和我的弟弟們能神振奮地去歡一個姐姐進入我們的生活。湯米還太小，除了在媽媽說話時點頭外什麼也幹不了。

“又要有一個姐姐了，你們難道不動嗎？”凱文只是聳聳肩，表現出一副討厭樣。只有我像個狂熱的新兵一樣歡騰雀躍，這原因部分是因為我異常欣喜地得知鄺不是來取代我，而是來加入我們家的。

雖說我是個孤獨的孩子，可我本來還是寧願要一隻新的烏龜甚或是一個玩具娃娃，而不願有個什麼人來爭奪我母親那早已分派開來的注意力，迫使我去與之分享那已是菲薄如紀念品的母愛。在回想這一切時，我當然知道我母親還是愛我的，但不是那麼全心全意。每當我比較她花在別人——甚至是那些絲毫不相識的陌生人——身上的時間量時，我就會到自己在她喜愛者的行列中是滑得越來越遠，而且一路上還東碰西撞，摔得鼻青臉腫。在她的生活中，她總是有著大量的空閒去與男人約會或與她所謂的女朋友共進午餐，但對我，她卻是難以信賴的。帶我去看電影或游泳池游泳的許諾，輕易地就會被她以各種藉口或忘卻取消，或比這還糟:說過的事和說的意思會被她偷偷摸摸地改變:“我恨你那樣撅嘴板臉的，奧利弗。”她有一次告訴我說“我並沒有保證我與你去游泳，我說的是我想去。”我怎能以我的要求去反駁她的意圖呢？

我學會了對事情別太認真，並把我的希望貼上封籤然後擱到難以企及的高架上。我告訴自己在那些希望裡實在是沒什麼東西的，由此來避免深度失望的傷害。這種傷痛並不比打針時的快速刺痛更糟，然而想起這總會讓我再次頭疼起來。真不知是怎麼回事，作為一個孩子，我怎會知道我本該得到她更多的愛呢？是不是每個人生來就擁有一個深不可測的情儲存呢？

所以，我當然是不想鄺來作我的姐姐的。恰巧相反，這還正是我為什麼要在媽媽面前極力顯得高興的原因。這是一種反向邏輯的曲解形式:如果希望永遠不會實現，那麼就希望你所不想要的東西。

媽媽說，一個大姐姐就是較大的一個我，又可愛又漂亮，只是更像中國人，而且能幫我做各種各樣好玩的東西。於是我想象的就不是一個姐姐，而是另一個我，一個年齡大一點兒的我——手舞足蹈，穿著輕柔合身的衣服，有著令人哀傷可又使人著的生活經歷，就像是在《夢斷城西》——這部片子我五歲時就看過——裡飾演女主人公瑪利亞的著名女明星納塔莉·伍德，只不過這個納塔莉·伍德眉梢是吊起的。只是到了現在，我才明白我和母親都是按著那些拿腔捏調地說話的女演員在塑造我們希望的模特兒。

有天晚上，母親在把我進被子裡之前，問我是不是要做祈禱。我知道做祈禱意味著說一些別人想聽的好話，而我媽媽就是這樣的一個人。所以我就祈求上帝和耶穌能幫助我成為好孩子，接著我又說由於我媽媽一直都在唸叨，我希望我的姐姐很快就會到來。當我說“阿門”時，我看到她滿臉是淚，但又驕傲地笑著。就在我母親的眼皮底下，我開始收集給鄺的歡禮物:我的口蒂嬸嬸作為生禮物送給我的圍巾、我在聖誕節收到的香橙花科隆香水兒、膩牙的萬聖節糖果，並把這些變質和發著怪味兒、東拼西湊的東西以一副可愛樣兒放進媽媽標著“給奧利維亞的大姐姐”的箱子裡。我深信由於自己已經變成了這樣的一個好孩子，所以媽媽不久就會認識到我們並不需要另一個姐妹。

母親後來告訴我的兄弟們要找到鄺是多麼的困難。

“在那些子裡，”她說“你不能就這麼寫上一封信，貼上郵票，而後寄到長鳴去。我不得不闖過成堆的官樣文章，填寫數十份表格。並沒有多少人願意打破常規來幫助某個來自共產黨國家的人。貝蒂嬸嬸認為我簡直是在發瘋！她對我說:‘你怎麼能去收養一個幾乎已經成年，而且不會說一句英語的女孩呢？她將無法分辨對與錯或左與右。’”書面工作並不是鄺在毫不知情的情況下必須克服的唯一障礙。在我父親去世兩年之後，媽媽嫁給了鮑伯·拉賈尼。凱文現在稱之為“在我們母親與外國移居者的約會史中的一個偶發事件——那只是因為她以為拉賈尼是個墨西哥人而不是意大利人。”媽媽隨了鮑伯的姓，從而使得我的兄弟和我的姓名也以拉賈尼結束——當我嫁給了西蒙後，我是很高興地把它改成了畢曉普。問題在於鮑伯首先就絕不願鄺來，而媽媽一般總是要把自己的意志強加於任何人的。在他們離婚以後——那時我正讀大學——媽媽告訴了我鮑伯是如何就在結婚之前對她施加壓力以取消為鄺搞的那些文件。我認為她曾打算這樣做並把此事給忘了。但是她是這樣告訴我的:“我觀察了你的祈禱，你看上去是那樣的可愛和憂傷，祈求著上帝:‘請給我送來中國的姐姐吧。’”鄺來到這個國家時，我已大約六歲。我們在舊金山機場的海關區域等待著鄺。貝蒂嬸嬸也在那兒。我的母親是既緊張又興奮，嘴裡不停地嘮叨著:“聽著，孩子們，她可能會害羞，所以不要跳到她身上去…她會像竹竿一樣的皮包骨頭，所以我不允許你們任何人嘲笑她…”當海關官員最終護送鄺進入我們等待著的大廳時，貝蒂嬸嬸指著說:“那就是她，我告訴你們那就是她。”媽媽則搖著頭。這個人看上去就像一個奇怪的上了年紀的夫人，圓胖矮小，完全不像媽媽所刻畫的那個飢腸轆轆的兒童，或者像我心目中那個魅力四的十多歲的姐姐。她穿著一件灰褐的長袍，寬大的棕臉孔兩邊垂著大的辮子。

鄺壓兒就不害羞。她扔下她的包，揮動手臂大聲喊叫著:“哈羅！哈羅！”她一邊仍在呵呵大笑，一邊蹦跳著尖聲呼叫，就像我家的一條新狗在我們把它放出汽車房時的舉動一樣。這個全然陌生者一頭倒進媽媽的懷抱，然後是父親鮑伯的懷裡。她抓住凱文和湯米的肩膀而後搖撼著。當看見了我時，她變得安靜了，蹲到大廳的地板上，向我伸出了她的兩隻手臂。我拽拉著母親的裙子“那就是我的姐姐嗎？”媽媽說:“瞧，她有著和你父親一樣厚厚的黑髮。”我仍然還保存著貝蒂嬸嬸當時拍的照片:頭髮鬈曲的媽媽身穿一套馬海服裝，臉上閃著一抹古怪的笑容；我們的美籍意大利人、繼父鮑伯一副目瞪口呆的樣子；凱文和湯米戴著牛仔帽在做鬼臉；鄺的手擱在我的肩膀上，咧著嘴笑著；而我則穿著質地輕薄的聚會服裝，手指頭在正哭喊著的嘴裡。

我在哭泣是因為就在拍照片之前那一片刻，鄺給了我一件禮物。那是個草編的小籠子，她從她大衣寬大的袖子裡拉出來，驕傲地遞給了我。我把它湊到眼前，透過草編空隙窺視著裡面。我見到的是一個六條腿的怪物:青草般綠，長著鋸齒樣的嘴顎，突凸的眼睛，眉則是一條鞭子樣的東西。我尖聲叫了起來，飛快地扔掉了小籠子。

回到家，鄺把那隻關著已經失去了一條腿的蚱蜢的籠子掛在了那間從此開始我與她合用的臥室裡。一等夜幕降臨，那隻蚱蜢就開始唧唧唧地鳴唱起來，聲音響亮得就像是警告人們讓開路的自行車鈴聲。

從那天開始，我的生活完全變了樣。對於媽媽來說，鄺是個心靈手巧的保姆，甘心情願、能幹利落且不用花錢。在我母親離開一個下午去美容廳或與她的女友去逛街之前，她會告訴我去粘著鄺:“做個乖乖的小妹妹，給她解釋任何她所不懂的東西，好嗎？”於是每天放學後，鄺就拴在了我身上，我走到哪兒，她就跟到哪兒。等到了讀一年級的時候，對於大庭廣眾之下的羞辱和丟臉我已經是捻有餘了。鄺問了那麼多笨拙的問題，以至於整個街區的孩子都認為她是來自於火星的人。她會說:“麥當勞是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