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十四章我為錢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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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總理一上任，立即宣佈結束這場鬥爭並準備願意恢復賠款同法國達成了和解。但施特雷斯曼的這兩項決定卻遭到了死硬的保守派德意志民族人民黨和所有的極右派民族主義團體的抗議，而這種抗議運動主要集中在進的巴伐利亞邦。那裡的進主義勢力企圖舉行暴動，對抗柏林政府。羽翼漸豐的希特勒看到這種經濟困難和政治動盪的形勢，正是他推翻共和國的良機。他想要效仿意大利獨裁者墨索里尼一年前“向羅馬進軍”奪取政權一樣，以巴代利亞為跳板，以至攫取全國政權。

十月底的時候，由於巴伐利亞邦與柏林的尖銳的矛盾，希特勒企圖讓伐利亞邦政權趁柏林尚未嚮慕尼黑下手之時，就向柏林進軍，他的策略是對的。但很可惜的是巴伐利亞邦政府右派頭目們優柔寡斷，並沒有按希特勒的正確策略行事。於是希特勒準備採取進的行動月8晚，當巴伐利亞邦政府要員在慕尼黑南郊的比格布勞凱勒啤酒店舉行集會，希特勒率領以首批從中國返回的軍人為骨幹的以赫斯為首的2000名衝鋒隊員，強行沖人會場，企圖以突然襲擊的方式劫持巴伐利亞領導人並發動政變。雖然最終沒有成功，但是希特勒的勇氣和政治智慧卻讓人刮目相看。

儘管遭到曾經是國民軍中校的赫斯的反對，但是希特勒沒有撤退。次，他又與前德軍總參謀長魯登道夫商討對策，並與魯登道夫一起率領一支4000多人的隊伍，發動暴動。但是正如悉中國兵法的赫斯所回憶的那樣，敵我力量是極其懸殊的，因此發動武裝暴動並不明智。希特勒遭到了警察的鎮壓，但是希特勒在訓練有素的赫斯的保衛下逃離了現場，但隨即於11月22被捕入獄，隨後邦政府下令止納粹黨，封閉納粹黨報。儘管希特勒失敗了，但是以巴伐利亞邦為中心的進勢力的武裝暴動也使得施特雷斯曼打消了單方面投降的策略。

對於任何崩潰的經濟而言，資本的外逃總是不可避免的。在德國1923年的全面黑暗中，遙遠的東方是德國的唯一還可以獲得安和國際尊嚴的地方。在這裡，中國人向他們打開了一個是德國前殖民地三倍的市場，這裡是德國資本的樂園。追逐理想和喜愛利潤的德國人在這裡能夠輕易的實現他們的夢想，因為即使在德國很不起眼的技術在這裡也能實現發家致富的夢想。

年，裝備著德國移民、商人、生活無著落的科學家、機器設備的船隊，一路浩浩蕩蕩，穿行萬里之遙，來到了北疆這塊神奇的土地，而俄國人也發現他們的西伯利亞大鐵路正在經歷經營歷史上最輝煌的時段。從1920年就開始的戰敗德國對中國的投資進入了最瘋狂的時期，可以說德國資本的長期鉅額進入是同盟經濟數年高速增長的主要原因之一。中國的幾乎每個行業都有著德國資本的蹤跡，而這些德國資本當然並不是無原因的。一是，這裡有全世界最為德國考慮的政府，二是，只有這裡接受德國資本的實物投資，而這些資本在德國本土大部分將會閒置，只會耗盡他主人的本金。後來一位中國的經濟史學家曾經說過“中國經濟的奇蹟崛起，某種程度上是戰敗的德國的生產力移植。”他的話，是對的。

年8月的時候，哈丁“決定”作一次橫跨全國的“諒解旅行”但卻在途中去世。醫生們公開的結論是死於中風，但要求驗屍時，哈丁的夫人卻弗洛倫斯加以拒絕，此時漸成疑案。要說這個哈定出了“好吃懶做”外，生活不檢點也是除了名的，早在競選的時候，他就頻頻爆出兩醜聞，此次出外，也和醜聞不無關係。因此，後來有人推測說他是被弗洛倫斯毒死的，她之所以毒死他，是因為忌恨他的外遇。哈定一死，我所悉的柯立芝大總統也就順利成章的上臺了，自然，由於提前投資，我與美國政府有著深厚的“私人情誼”在我們的東鄰本，山本權兵衛從一上臺開始就受著國內經濟危機的和政黨勢力向他發動進攻而煎熬，這個頑固的軍閥老頭終於在一月份向天皇遞了辭呈，政黨勢力基本達到了他們的目的。在與軍閥勢力的妥協中，相對溫和的軍人出生的清浦奎吾開始上臺組閣，但是，或許連他自己也知道，他只不過是個過渡人物，今年5月份的大選一旦結束，不論什麼結果，他都基本上會下臺。我所期待的本政治的“天”終於要來臨了。

年的中國不但經濟益繁榮，而且以上海為中心的文化事業也似乎讓人看到了興盛的曙光。剛剛成立的明星電影公司，在這一年的12月份完成了“孤兒救祖記”的拍攝，而新華電影公司則把為國人知的武英雄霍元甲的故事搬上銀幕，上海灘電影雙雄也揭開了上海電影業的百年爭霸的序幕。當然，競爭的結果是雙方的票房都滿滿的，但是到底還是“霍元甲”更能合人們的心理，國難未靖，人們當然期盼英雄人物。另一方面，為了和新華爭雄，明星成立了自己的電影院校“明星影戲學校”專業電影學校的設立為上海電影事業走向繁榮提供了基礎。而如今，正如周樹人所料，電影已經成為大都市人的首要娛樂方式。

在12月到1月份，獨立第3裝甲騎兵旅和完成轉型的國民警衛隊第7摩托化步兵師組成一個戰役集群，與國民軍第1步兵師在熱河的草原上展開了連續三場模擬實戰的對抗演習。第3裝甲騎兵旅裝備了各式坦克153輛，兵力為7000人，而第7摩托化步兵師則有近13000人，第一步兵師是全德式裝備主力作戰師，雙方的兵力對比是2:但是，儘管陸軍中的保守派還可能不服氣，我寄予厚望的機械化集團在郭松齡和古德里安的指揮下，三戰三勝，讓那些懷疑機械化部隊的人不得不比上嘴巴。

三次演習的結果明白無誤的顯示了一般的步兵師即使裝備了大量的火炮，士兵訓練有素，也難以抵擋裝甲集群的正面衝擊。而更恐怖的是，由於步兵移動速度緩慢，裝甲集群通過快速的機動，能夠迅速地抓住敵人的薄弱點形成突破，然後快速的迂迴包抄，使敵人的防禦體系迅速的陷入崩潰。在演習中，有郭松齡和古德里安聯合指揮的機械化集團曾經兩次以少數兵力完成對多數敵人的包圍，並通過優勢的火力“將敵人殲滅”而普通士兵覺最深的或許是那些他們平時看不起的訓練不足的警衛隊員在裝備了n9型衝鋒槍後表現出了驚人的火力優勢，這也表明速自動步槍的優勢不是可以通過訓練和勇氣而得到彌補的。

這次演習為國民軍主力部隊的機械化基本掃平了道路，一個還沒有成建制的裝甲旅在一支缺乏有效的足夠訓練的摩托化的警衛隊師的幫助下竟然可以毫無疑問的徹底擊敗裝備良的德式步兵師，那麼也就意味著，一支完整裝甲師在一支摩托化步兵師協助下至少在理論上可以和三個本正規師團相對抗，這無論如何都是一個驚人的發現。而他們還不知道，這只是陸軍間的單軍種對抗，倘若空軍加入進來，形勢可能就更加得令人震驚了。

當然，此次對抗也讓人看到了裝甲部隊的弱點，此次參加演習的輕型坦克由於防護力較弱，因此戰鬥損失也比較嚴重，特別是在沒有步兵的掩護時，這種損失就更加明顯。這支持了裝甲部隊的設計者們最初猜想的應該在裝甲部隊中配備一定量的步兵的論點。而且，裝甲部隊無論是機動，還是戰鬥都需要專業有效的後勤保障，此次演習的一個結論是，後勤輔助部隊的現在還不能滿足要求。演習的結果使得郭古二人認識到發展重型坦克和機械化步兵是對的，也使他們開始完善原來的理論上的部隊內部架構，完善各兵種的比例，並制定了機械化作戰的最初的一些條令。

年的開始好像沒什麼兩樣，我的心情出奇的好，因為我已經明白，只要有時間，已經沒什麼可以阻止我實現目標了。我現在最愁的倒是軍費，一艘許褚級驅逐艦花費80萬，今年已經下水的周倉級護衛艦也要花費50萬，一艘新式的逐鹿級潛艇要花費95萬分別要價萬、萬，因為飛機的金屬結構增加了、電子設備增加了，而中國的工業產量有限，隨著需求的上升，各種原材料價格也隨之上漲。此外，還有那個在船廠中即將開建的“大型運輸艦”雖然造個艦體花的錢還可以，但是配套的飛機、強大的電子設備、鉅額的燃料才是大頭所在，初步估計也在千萬之上吧！

而一架b-4雖然戰力驚人，但是也要花費12萬之多，奢侈的很！一輛t-8a型輕型坦克也要花費5300元，而一輛美國福特的t型車在美國只有550人民幣，在中國生產的則高達1650元人民幣，但是一輛坦克可不是一輛簡單的汽車，他全身都是裝甲，還有比汽車多出來的電子設備，自然造價不菲。這些飛機坦克還只是過渡型的，而我本人則堅信，隨著戰鬥力的增長，這些殺人武器的價格也會跟著上漲。

而現在防務總署已經拋出去的訂單就包括120輛t-8a型坦克，各12艘的許褚級驅逐艦、周倉級護衛艦，16艘逐鹿級潛艇，150架f-8b、f-8c，60架b-4，光這些已經價值超過4000萬之數了。好在同盟的經濟增長迅速，而且由於財政良好，政府信用也令人放心，因此還不難街道款。同盟1922年、1923年的收入包括各種債務收入在內，分別達到了億、億，相應的軍費支出也由4500萬增長到了8000萬。

在這些支出中人員經費已經達到了2600萬之多，因為軍隊改革，提高了職業軍人的待遇，使得陸軍職業士兵的年收入達到了150元以上，這樣即使在瀋陽這樣的大都市，他們的收入也能維持一個四口之家的超過小康的生活水平，這對提高職業軍人的積極極為重要。而海軍艦員的收入是陸軍的倍，達到了375元以上，空軍飛行員更在5倍以上，達到了750元之多。好在不論空軍還是海軍的人員數目還很小，1923年底海軍為艦員約6000人，全員約8000人。空軍有正式飛行員1300餘名，當然軍用飛機遠沒有此數，大概是各式飛機約250架，如果加上各種地勤人員，空軍的總員額也在3000人之數。

這還是在大量的新裝備沒有裝備軍隊的時候的事，隨著海空軍新式武器的研製完成，無論是裝備採購費、維持費、各種增加的人員經費都絕對不是個小數目。好在同盟的收入中，雖然各種債務收入達5000萬之多，不過這當中大都是各種形式的長期借款，其中最大頭的就是分的土地的農民們納的政府債券，由於政府已經用能夠在證券市場上通的債券取代了原來的記名債券，因此農民們倒也沒有怨言，因為如果他們想儲蓄，債券本身就是不錯的選擇，如果他們想把資金投入再生產，那麼他們可以將債券在證券市場上賣出變現，這也不會對他們又太大的影響。

同盟的各項支出中，大都不能大幅削減，比如支持工商業的財政撥款，那是一點都見不了，不論是大企業，還是小企業，同盟在很多領域中的補貼、減稅、免稅，都是不能削減的，就是連我也不知道像宋子文這樣的大企業負責人向那些同盟議員們提供的競選經費的確切數目，而只能有一個大致的印象，在如此情況下，議會是斷不會削減這項開支的。再說教育支出，這項支出全社會都嫌少，大概沒有人敢說要削減，然後就是政府的經常開支了，可是同盟政府已經夠減的了，在減也得不到什麼油水，反而會得罪人，因此也沒多少人說要減，至於軍費，軍方一口聲，太少，他們總是說我們要這個，我們要那個。自然，當此國家還未統一，外患又沒有消除的情況下，自然也沒有人公然的說要削減軍費的。那麼好象節是不可能的了，也只好開源了，這個時候，維持同盟的經濟增長就成為唯一的選擇了，此外，由於同盟有著多年良好的財政紀錄、堅強的貨幣體系、合理的債務結構，在將來的某些時候，舉債將會在所難免的現實選擇了。

附:為提供給讀者一個參照系，下面的這片引文簡要描述當時的貨幣和物價。希望書友知道張作霖“謀國”的艱難。

五四以來十幾年間，中國南北市場上主要通銀元和兌換券(起先稱為“寶鈔”後來稱為“鈔票”)，幣值採用“銀本位制”；生活費用大體上說是穩定的。民國成立後，1912～1919年間物價起伏不大；到1926～1927年間市場有所波動。以1912年為基數，到1926年上海市、華北(包括北京市)的批發物價分別上漲25%和48%，平均三分之一；但是到了30年代，物價又有所回落。

若以1919年物價指數為100，則1930年大約為129，也就是說:五四運動時的銀洋3元，購買力相當於十幾年後的國幣4元左右。

具體的市場波動情況如何呢以主要食物價格計算:1911～1920年大米每斤分錢；豬每斤1角2分錢，白糖每斤6分錢，食鹽每斤1～2分錢，植物油每斤7～9分錢；到1926～1930年大米每斤分錢，豬每斤2角錢，白糖每斤1角錢，食鹽每斤2～5分錢，植物油每斤1角5分錢；等等。

那麼當時北京的生活水準又怎樣呢？

據史料分析，20年代北京“四口之家，每月12元伙食費，足可維持小康水平”又，按照《1918～1980年北京社會狀況調查》的結果，20年代初一個四五口人的勞動家庭父母加兩三個孩子，或老少三代每年伙食費元，也即每月11元就可以維持了。當時一個標準家庭的貧困線定為每月收入10元(合今人民幣350元)之下。

相比之下，如魯迅所說，學者教授們的生活水平屬於“中產知識階層”他們不像統治集團、剝削階級那樣豪華奢侈，也不像體力勞動者和城市貧民那樣一貧如洗。

年代在北京較為有錢的知識階層，全家每月必須的生活費(伙食、房租、通費)80元已經很寬裕了(合今人民幣2800元)，許多物價比在上海市低廉。而教授、講師們的收入，普遍在200元以上，甚至可達400元(合今人民幣1萬多元)。因此能夠盈餘很多錢來購買中外文書籍報刊，並且從經濟上提攜後起之秀和自費出書。如沈從文、何其芳、卞之琳等都得到前輩們的資助。

據記載，北京城內一座8～10間房的四合院，房租每月僅20元左右；一間20平米的單身宿舍，月租金4～5元。魯迅在1923年一度租用的磚塔衚衕61號，3間正房月租金8元。他的女傭除了全包食宿以外月工資僅3元(見《魯迅記》)。

出入乘坐“洋車”人力車，費用在城裡每次只有1角錢左右；包車每月10元。

年代北京城裡公共通工具是有軌電車，新派的學生們經常乘坐。司機開車後不是按喇叭，而是腳踩鈴鐺“噹噹”響，所以人都叫它“噹噹車”起初電車的路線有四條，不久擴充為六條，以前門、天橋為中心，環城一圈:第一路紅牌總段，天橋至西直門。共分四段，天橋至前門一段10枚(合4分錢)；至西單牌樓二段18枚(合7分錢)；至西四牌樓三段26枚(合1角錢)；至西直門四段32枚(合1角3分錢)。

第二路黃牌總段，天橋至北新橋。共分四段，天橋至前門一段10枚；至東單牌樓二段18枚；至東四牌樓三段26枚；至北新橋四段32枚(車費同上)。

第三路藍牌總段，東四牌樓至西四牌樓。共分四段，東四牌樓至東單牌樓一段10枚；至**二段18枚；至西單牌樓三段26枚；至西四牌樓四段32枚。

第四路白牌總段，北新橋至太平倉。共分二段，北新橋至地安門一段10枚(合4分)；至太平倉二段18枚(合7分)。

第五路綠牌總段，崇文門至宣武門。共分二段，崇文門至**一段14枚(合5分半)；至宣武門二段20枚(合8分)。

第六路黑牌總段，崇文門至和平門。共分二段，崇文門至珠市口一段14枚(合5分半)；至和平門二段20枚(合8分)。總之，電車比人力車方便得多，車票也便宜。

北京一般文化人的嗜好是:下飯館、看戲京戲、文明戲和話劇、電影、泡茶座、逛琉璃廠買書籍、碑帖、文物。

據顧頡剛等回憶:1913～1920年北京大學食堂伙食費每月6元，6人一桌，六菜一湯，饅頭飯隨便吃；個人在飯店包伙每月10來元，四菜一湯。花費1元錢就可以請客涮羊。

在大館子請一桌十席，高級的魚翅席每桌12元，加酒水小費總共不到20元，每人2元。魚席10元、海參席8元一桌。最高檔粵味“譚家菜”40元一桌，主菜是每人一碗厚味魚翅，可供11人入席；這屬於豪華消費。

至於以平民為對象的中等飯鋪，2元錢一桌的“便席”菜譜有:(1)四冷葷:四個裝燻魚、醬、香腸、松花蛋的拼盤，每盤5分；(2)四炒菜:如溜裡脊、魚香片、辣子雞丁、炒牛絲等，每盤1角；(3)四大碗:多為米粉、四喜丸子、紅燒魚塊、扣等，每碗2角；(4)一大件:一個紅燒整肘子，或一隻白煮整雞，加一大海碗湯，合6角。

這一桌菜相當豐盛，十個人是吃不完的；平均每人2角。

遊樂場所又怎樣呢兩大著名公園——中央公園(現稱中山公園)和北海公園的入門券都是銅元20枚(或5分錢)；公園設有幾個著名的茶座，茶水1角，點心每盤1角。文明茶園，可以邊飲茶邊聽曲，每人7分錢。

年代北京的劇場稱為“戲園子”著名的廣和樓戲園門票2角，城南遊樂園門票2角，電影院(當時還是無聲黑白片)票價1～2角。最貴的演出，票價在1元左右。

據1927～1929年的調查材料，當時北京的手工業者、木匠、人力車伕等，每個家庭每年消費約200元，合每月17元(含人民幣600元)左右，這是社會下層的水準。而當時《新青年》的作者群，自食其力、自行其是、自得其樂，生活消費比一般高出幾倍，都無衣食住行之憂。

《新青年》同人，絕大多數加入了“進德會”遵守“不嫖…”等戒律。他們是封建禮教的破壞者，也是現代道德的實施者、推行者。

生活相當富裕的蔡元培、李大釗等人，更喊出了“勞工神聖”的口號，他們站在勞動人民的立場，為理想事業而奮鬥終身，甚至獻出了自己的鮮血和生命。

（陳明遠）(摘自《文化人與錢》百花文藝出版社2001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