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杜米埃史密斯的藍色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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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這樣做確實有任何意義――其實它連開始有點兒意義都還沒有――我想，我可能會以此篇拙作――不管它有多少價值，特別是它在某些段落上是否稍稍有點鄙，來紀念我那位已故的鄙的後父羅伯特•艾加德加尼安，人稱小博比，連我也這麼叫他――他於1947年死於血栓，死時他肯定會懷著些許悔恨，卻不會有絲毫怨恨。他是一個有冒險神，極具魅力又豪大方的人。(在多年費盡心機有意避免對他使用這類帶傳奇彩的形容詞之後，我現在覺得在這裡倒是非用不可了。)我的母親和父親是1928年冬天離婚的，當時我八歲，那年暮，母親和博比•艾加德加尼安結了婚。一年以後，博比在華爾街大崩潰中失去了他和母親所有的一切，看來剩下的只是一魔杖了。總之，幾乎是一夜之間，博比把自己從一個已經完蛋的證券經紀人和再也樂不起來的波女iant(法語，十是的樂天派）變成獨立的美國畫廊和美術館聯合會的一個活躍，雖然多少有些不稱職的經紀人兼鑑定師。幾星期後，也就是1930年初，我們這三人一組的“混成旅”從紐約遷居到巴黎，這地方對博比開展他的新業務更為有利:當時我十歲，崇尚冷酷(雖然還沒修煉到心如鐵石的地步)，因此對這次遠行絲毫不以為意。倒是九年後我母親去世三個月之後重新搬回紐約，卻使我受到很大打擊，令我簡直不知所措。

我還記得就在博比和我抵達紐約一兩天後所發生的一什有意思的事。當時我正在一輛擁擠不堪的沿萊剋星頓大街走的公共汽車裡站著，手捏著緊挨司機座的搪瓷面立柱，跟身後那傢伙股頂著股。車子開過幾個街區司機都不斷對我們這些擠在前門附近的乘客發出一個簡短的命令:“挪挪窩哎，車後尾空地有的是。”有人稍稍動了動，有的則本不動。最後，前面紅燈亮起給了司機一個機會，這個不勝其煩的人在座位上轉過身來朝上盯看我，我就在他的身後。我那時十九歲，屬於不愛戴帽子的那類，留了個歐式大背頭，平直的黑頭髮不特別乾淨，腦門往前鼓出是是有一英寸之多。司機是用壓低的、幾乎是小心翼翼的聲音。

“怎麼樣，兄弟，”他說“把那股挪一挪行不。”我尋思，是“兄弟”那個詞把我惹火的。連身子都不屑稍稍彎下一些——那樣就可以至少把談話，像他方才那樣，維持在一種私下的以及de波（法語:趣味高雅）的水平上——我用法語告訴他，他是個野、愚蠢、蠻橫的大笨蛋，他不知道我是多麼的恨他。說完，我得意揚揚地朝車尾走去。

事情發展下去變得越來越糟了。方才這事之後的一個來星期左右，一天下午，我從博比和我無限期住著的里茲旅館出門，我彷彿覺得全紐約所有公共汽車上的座椅全給卸了下來，搬出來並且安到了大街上，這兒正如火如荼地進行著一場規模極其巨大的搶座位遊。我尋思我也許會願意參加遊戲的，倘若曼哈頓教堂作出特許.保證在我坐下之前所有別的遊戲參加者都畢恭畢敬地站著的話。等我清楚這樣的事絕不可能發生後，我便採取了更為直截了當的行動。我祈求這個城市能把人口清除掉一些，祈求我能享受獨身自處的福分——讓一我一個人呆會兒呀:這正是那句幾乎隨時隨地都可聽到而且傳遞起來從不被耽誤的紐約人的祈禱語，於是，頓時，我所接觸到的一切就變成了堅不可摧的死寂。每天上午和下午前半段，我都得到第48街和萊剋星頓大街口一所美術學校去一自己本人得去——上課，這真讓我覺得煩透了。(就在博比和我離開巴黎前的那一個星期裡，我在弗雷伯格畫廊舉辦的全國少年畫展上拿到過三個一等獎呢。在返美航程中，我總用房艙的鏡子來觀察我與艾爾•格列柯形象上怪異的相似之處。)一星期三個後半下午，我又得去坐在牙醫座椅上，在那上面幾個月裡我被拔掉八顆牙，其中三顆是門牙。一週剩下的那兩個下午，我通常在各個美術畫廊裡打發時間，它們大都開毆在第47大街上，我在那裡就差沒噓那些美國展品了。晚上我一般都用在讀書上面。我買了完整的一套“哈佛經典叢書－主要是因為博比說咱們套間裡沒地兒放這些東西——我還存心鬧彆扭把整套五十本書全唸完了。深夜，我幾乎一天不落地在我和博比共住的那間房裡兩張單人之間支起畫架，大畫特畫。據我1939年的記，單單一個月裡我就完成了十八幅油畫。很值得注意的是，其中的十七幅都是自畫像。但是有時候，那也許是因為我的文藝女神忽然異想天開了，我竟撂下油畫畫起漫畫來。其中的一幅我仍然保存著。上面顯示出一張深邃的大嘴，是一個人在讓牙醫治病。那人的舌頭乾脆就是一張？百元的美國國庫券，而牙醫在用法語傷心地對他說:“我著那顆臼齒還能保住，可是舌頭怕是非拿掉不可了。”這要算是我非常心愛的一幅作品了。

博比和我同住一室，我們的關係多多少少相當於，這麼說吧，一個特別主張“自己活也讓別人活”的哈佛高年級生跟一個特別不招人喜歡的劍橋報童之間會出現的那種關係。幾個星期後，當我們逐漸發現我們都愛著同一個已不在人世的女子時，這對我們關係的改進更是毫無好處。事實上，這樣的發現竟使一種很讓人覺得彆扭的“阿方斯（連環畫中極客氣的人物之一），您先請”的關係出現。我們每次在衛生間門口險些撞上時，兩人都故意作出一副歡快燦爛的笑容。

1939年5月裡的一個星期裡，也就是博比和我登記住進里茲旅館的十個月後，我在一份魁北克出版的報紙(那是我胡花錢訂閱的十六份法語報紙刊物中的一種)上看到一條佔了四分之一欄目的廣告，是一家蒙特利爾的美術函授學校花錢登的。上面呼籲所有合乎條件的教師——事實上，那口氣真是誠懇得再不能更加fortement強烈了－立即去向加拿大最最新型、最最先進的美術函授學校申請任職。申請任教者，廣告上寫明，應能練掌握法、英兩種語言，面且只有生活習慣上有節制、格上無可指摘者方可申請。

“lesa…des古典大師之友法語”夏季班定於6月10正式開學。廣告還說，送審定的樣品應表現出學院藝術與商業藝術兩方面的水平，作品請寄前東京帝國美術學院校長尤索托先生。

我頓時就覺得自己幾乎無須有任何據就是符合條件的，我從博比底下取出他的赫耳墨斯牌小型手提打字機，用法語給尤索托先生寫了一封沒有節制的長信－－為此，我把萊剋星頓大街美術學校上午的幾節課都曠掉了。我開頭那段就寫了差不多有三頁，而且幾乎是一口氣寫成的。我說我二十九歲，是奧諾雷•杜米埃的曾侄孫。我說由於子過世，我不久前剛剛離開自己在法國南部微薄的地產，到美國來與一位病弱的親戚住在一起——是暫時的，我還特地說明。我說，我自幼一直作畫，只不過聽從了我父母的往多年的摯友帕布洛•畢加索的勸告，從未將作品展出過。儘管如此，現在巴黎的一些最講究、決非nouv（新貴戶）的家庭裡掛有不少我的油畫與水彩畫作品，在那裡，它們已經博得（法語）當今一些眼光最為挑剔的批評家的高度重視。我又說，自從我的子因患一種ulcerat（法語，癌潰瘍）而過早悲慘地去世後，我曾認真考慮過再也不握筆作畫了。可是最近累遭經濟損失使我改變了原先真心作出的resolut（決定）。我說，一俟我在巴黎的經紀人將我的作品寄到，我定將挑選其中一些敬呈“古典大師之友”求正，無須說，我將tre（法語:非常緊迫）地寫信去讓經紀人速速辦理。我最後落款道:一如既往無比敬重您的jeandedaumier-smith(法語:讓。德。杜米埃。史密斯）這是我所選中的化名，選這個名字花的時間幾乎與寫整封信一樣多。

寫這封信我用的是鋪蓋商品的紗紙。不過，我卻將它裝進一隻里茲旅館的信封。接著，在貼上一枚從博比上格屜裡找到的“特種快遞”郵票後，我將信拿下樓去扔進大廳那兒的總信箱投入口。半路上我停了下，找到管分信的職員(這人顯然很討厭我)叫他留心今後寄給德•杜米埃一史密斯的信函。然後，大約兩點三十分光景，我溜進第48街的美術學校的解剖學課堂。班上的同學頭一次讓我覺得看上去還算順眼。

在隨後的四天裡，我用了我所有的空餘時間，再加上一些不完全屬於我的時間，按我想像中典型美國商業藝術的風格，畫了十來幅樣圖。我作的主要的是淡水彩畫，但有時，為了一手，也畫了些素描。我畫一些穿晚禮服的人從一輛輛高級轎車裡走出來，去參加劇場的首演儀式一是一雙雙、一對對瘦削、拔、優雅絕倫的男女，他們顯然一輩子從未因為腋窩清洗得不夠細緻而到苦惱，事實上，他們大概是連腋窩都沒有的。我還畫了些皮膚曬得黝黑身坯魁偉的年輕人，一兒的白晚禮服，坐在綠松石游泳池邊的白桌子旁，互相興高采烈地祝酒，高腳杯裡盛的是價格不算貴但顯然正極其當紅的黑麥威士忌。我還畫了些面紅潤，天生是上廣告牌料的兒童，他們心情愉快、身體健康得無以復加，正把吃早餐的空碗舉起，高高興興地要求給他們再添一些。我畫了些在玩滑水板的開心大笑、房高聳的姑娘，她們無憂無慮，因為受到充分保護，絕對不會因為牙齦出血、而部有瑕疵、頭髮難看、人壽保險上出了問題或不夠資格參加這樣的全民麻煩而到不快。我還畫了些家庭主婦，她們在得到稱心如意的皂片之前，讓世人看到的是一副頭髮蓬亂、身材臃腫的樣子，孩子不聽話，丈夫情冷淡，而她們手上皮膚糙(雖然手長得還是秀氣的)，她們的廚房(大倒是很大)亂成了一團糟。

這些樣品畫完之後，我立即寄給了尤索托先生，一同寄去的還有六七幅我從法國帶回來的非商業繪畫。另外我還附上一張我自認為是寫得很漫不經心的字條，裡面稍稍透了一些個有著非常豐富人生經歷的人的小故事，此人無比寂寞，受到種種磨難，遵循著最純粹的漫主義傳統，卻登上了自己領域中高寒、白雪皚皚的險峻的頂峰。

接下去的幾天真讓人極度地坐立不安，可是一個星期未過，我就收到了尤索托先生的一封信，表示願意接受我為“古典大師之友”的教員。信是用英語寫的，雖然我去信用的是法語。(我後來知悉尤索托先生懂法語卻不懂英語，他不知出於什麼原因，把回信的事給了尤索托太太來辦，她具有一些實用英語的知識。)尤索托先生說，夏季班可能是一年中最忙的一班，6月24開學。他指出，這就使我差不多能有五個星期來料理我這邊的事務。他還說了幾句話，對於，實際上就是對於我新近情上與財務上所遭到的挫折，表示了無限的同情。他希望我能安排好一切，在6月23星期天向“古典大師之友”報到，以便悉工作並且與其他的教師結為“良友”(我後來知道，其他的教師只有兩位，亦即尤索托先生與夫人)。他深表遺憾，說學校的規章制度中沒有為新教員預付通費用這一條。一開始時，上資為每週二十八元－這當然不是一筆非常大的數目，尤索托先生說他明白這一點，但是考慮到住宿與豐盛的膳食不另收費，而且覺到我具有真正的敬業神，他希望我不至於因此而到沮喪。他熱切地期待著我發去正式接受職位的電報並愉快地等候我的到來，下面的落款是:你的新朋友與新領導，原任教於東京帝國美術學院的j.尤索托。

五分鐘之內，我正式接受職務的電報就發出去了。奇怪的是，在動中，或者很可能因為用博比的電話傳送電文而有點心虛，我這回大大約束了我那行雲水的文風，把電文壓縮到了十個詞之內。

那天晚上，我照例在七點鐘去橢圓形餐廳和博比一起吃飯，這時我惱怒地發現他帶來了一個客人。對我近來的課外活動我還沒有對博比說過或是暗示過一個字，我正非常渴望我們單獨在一起時向他公佈這一剛獲知的驚人消息——對他作獨家報道。那客人是位非常有魅力的‮婦少‬，離婚才幾個月，博比與她經常往來，也讓我碰見過幾次。她是個各方面都很討人喜歡的人，她對我的每一個企圖使我對她不那麼針鋒相對至少不那麼戒備森嚴的友好表示，我都一廂情願把它們理解為邀我任何時候只要喜歡與方便，儘可以和她一起_卜一也就是說，一有機會趁博比不備之際，對她來說，這個博比顯然是老了點兒。整頓飯過程中，我一直都沒有好聲氣，說話蹦一兩個字出來就算是客氣的。最後，在喝咖啡時，我三言兩語地講了一下我暑期的新計劃。我說完後，博比提了幾個很到點子上的問題。我冷冰冰地，過於簡略地作了答覆，擺出一副正統嫡傳皇太子絕對不會有錯的架勢。

“哦，這聽起來真讓人非常興奮呀！”博比的窖人說，還地等著我把我未來在蒙特利爾的地址在桌子下面給她呢。

“我還以為你會和我一起去羅德島的呢，”博比說。

“哦，親愛的，別這麼對人家潑冷水呀，”x太太對他說道。

“我沒有，不過我想多瞭解一些睛況也是應該的呀，”博比說。但我認為我從他的態度裡已經能看出，他腦子裡已經在盤算將預訂的去羅德島的火車包廂票換成下鋪票了。

“我認為這真是我一生中所聽到的最最美好，最最值得稱道的事情了，”x太太熱情地對我說道。她雙眼裡閃現出墮落的光。

我從火車下來踩上蒙特利爾溫莎車站月臺的那天是星期天，我身穿雙排扣米軋別丁套服(我對這套衣服評價極高)，一件海軍藍法蘭絨襯衫，一條厚實的黃棉布領帶，一雙褐白兩皮鞋，一頂巴拿馬草帽(這帽子是博比的，對我來說小了點兒)，還留著有三個星期歷史的紅棕小鬍子。尤索托先生來接我了。他是個矮小的人，還不到五薨尺高，穿一套不怎麼幹淨的亞麻布西服，腳上穿黑皮鞋，戴了頂四邊全朝上翹的黑平頂帽子。我們握手時他既不笑，也沒有，我記得是這樣，對我說任何話。他的表情是謎一般地深不可測——我用的這個詞兒是從薩克斯•羅默的“傅滿洲”（偵探小說中的狡中國主人公）系列的法譯本里直接借來的。而我呢，不知出於什麼原因，竟咧開了一張大嘴在笑。我想笑得小一些都辦不到，更不用說繃住臉不笑了。

從溫莎車站坐公共汽車去學校只有幾英里路。一路上，尤索托先生有沒有說滿五個詞我看都大可懷疑。我不管他沉默不沉默，也許是正因為他沉默不語，我自順自說個不停，腳蹺了起來，腳踝架在另一隻腳的膝蓋上，手心出汗了就一個勁地往短襪上蹭擦。我像是非常急於要做的是:不僅反覆重申我過去所說的謊話－什麼我跟杜米埃沾親啦，我子新近亡故啦，我在法國南部有小莊園啦－而且還要再往上添枝加葉。最後，為了使自己擺脫這些痛苦的回憶以免不能自拔(事實上它們真的己開始使我到有點痛苦了)，我把話題轉到我父母最要好的老友身上去:那位帕布洛•畢加索。我稱他為lepa（可憐的畢加索）。(我不妨說明一下，我之所以選中畢加索，是因為我覺得他是在美國最知名的法國畫家。我乾脆把加拿大也划進美國版圖裡去了。)為了讓尤索托先生長點見識，我以一種對一位已黯淡無光的巨匠的高度炫耀式的真實情，回憶說，我不止一次對畢加索說過:“m。picaso，u(法語:畢加索先生，你要去向何方啊？）”而大師對這一針見血的問題的反應，是每一次都挪動著他那慢騰騰、鉛一般沉重的步了，穿過他的工作室，去看他的lps（法語:街頭賣藝者們）的小小複製品，並且對於曾屬於他的已一去不復返的光輝不堪回首。我們下公共汽車時我對尤索托先生解釋說，畢加索的病就出在他從不聽取任何人的意見——包括他最親密老友的意見在內。

1939年那會兒“古典大師之友”在凡爾登，亦即蒙特利爾最最不引人的一個地區，一幢既小又毫無特的三層樓建築——實際上是一座平民公寓－－中佔了第二層。學校下面，就是一家矯形器械商店。

“古典大師之友”全部校址就包括一個大房間和一間極小、沒有銷的廁所。儘管如此，我還是一進去就覺得這地方像是特別對我口味。絕好的理由倒是有一個。

“教員辦公室”四壁上掛有許多配好框的畫－－都是水彩－－是尤索托先生的大作。我至今偶爾還會夢見一隻白雁從極淡極淡的藍灰天空中飛過，而且－這真是我所見到過最為大膽最為椹的技藝了－－那淡藍的天光，或者說天藍的神韻，在鳥的羽翼上得到了映照。這張畫就掛在尤索托夫人書桌的後上方。這張畫－這一張以及另一兩張水平相近的畫，使得房間有了品位。

尤索托先生和我走進教室時，穿一身黑、櫻桃漂亮絲綢和服的尤索托夫人正手持一把短柄笤帚在掃地。她頭髮斑白，明顯比她丈夫高出一個頭，五官看上去更像是馬來人而不是本人。她中止了掃地著我們走過來，尤索托先生簡單地介紹了雙方。在我看來，她跟尤索托先生全都一樣地深不可測，如果不是更加神秘的話。接著尤索托先生建議帶我去看看我的房間，他(用法語)解釋說這裡剛剛騰空，原先是他兒子住的，現在去了不列顛哥倫比亞省在一個農場上千活。(在他公共汽車上的長期保持沉默之後，我竟因他能連續說話而無比欣，我興高采烈地聽著。)他又開始表示抱歉，因為他兒子房間裡沒有椅子只有幾隻放在地板上坐的墊子一不過我很快讓他相信這對我來說幾乎是歪打正著。(事實上，我想我當時說了我憎恨椅子。我是那麼的興奮，如果他告訴我的是他兒子房間裡白天黑夜都浸著一英尺深的水，我沒準會高興得輕喊一聲的。我沒準會說我得了一種罕見的腳病，正需要每天在水裡泡八小時的腳呢。)接著他領我登上一道吱嘎作響的木頭扶梯，進到我的房間。爬到一半我相當有針對地告訴他我是一個佛門弟子。後來我卻得知，他和尤索托夫人都是基督教長老會的教徒。

那天深夜，我躺在上，睡不著，尤索托夫人做的本－馬來式晚餐仍然masse（粘成一團）像臺電梯似的沿著我的骨上上下下折騰，就在這房間牆壁的另-一面，不知尤索托夫婦中的哪一位開始在睡夢中呻起來。那呻又高又細，斷斷續續的，倒不像成年人發出的而是來自一個可憐的、發育不全的嬰兒或是一隻有殘疾的小動物。(這成了每晚必有的常規節。我始終沒清是先生還是太太發出這種聲音，更不用說是什麼原因了。)我躺在那裡聽著實在受不了，便下趿上拖鞋，摸黑走到一隻墊子那裡坐下。我盤腿坐了好幾個鐘點一邊菸，完便在鞋底上壓滅，把菸頭放進我睡衣前口袋裡。(尤索托夫婦不菸，因此房間裡哪兒都沒有菸灰缸。)我是在清晨五時才好歹入睡的。

六點半時，尤索托先生來敲我的房門，告訴我早餐六點三刻開始。他隔著門，問我睡得可好，我回答說“oul不錯”接著我穿衣服——穿的是我的藍套服，我認為這套西服對一位教師在開學第一天穿合適，又打了一條我母親以前送我的蘇爾卡紅領帶——我都沒有漱洗就匆匆忙忙穿過走廊進人尤索托家的廚房。尤索托夫人正在爐前為早餐做魚，尤索托先生穿著他的bv.d內衣和褲子。坐在廚房桌子前看一份語報紙。他對我漫不經心地點了點頭。此時他們倆益發顯得深不可測了。不一會兒，一盤說不上是什麼種類的魚放在了我的面前，邊上澆了一圈細細的但還是可以看得出的凝結了的番茄汁。尤索托夫人問我，用英語——她的口音倒悅耳——我想不想要一隻雞蛋，可是我說:“non，non，madame不不夫人，謝謝！”我說我從來不吃雞蛋。尤索托先生將他的報紙靠在我的水杯上，我們三人就默不作聲地吃了起來；其實是他們在吃而我則是在默不作聲地機械式地強行下嚥。

早餐用過，其實並不是非得馬上離開廚房不可，尤索托先生卻換上一件無領襯衫，尤索托夫人也解下她的圍裙，於是我們三人有點不大自然地排成單行步下樓梯進入教師辦公室。在尤索托先生那張寬大的辦公桌上凌亂地攤放著一堆東西，是十來個還沒拆開的、鼓鼓的牛皮紙大信封。在我眼裡，它們幾乎就是一些頭髮剛剛梳刷得整整齊齊的新學生。尤索托先生指定我該坐哪張桌子，那是房間裡最邊遠、最孤零零的一張，他讓我坐下。接著，夫人站在他身邊，尤索托先生拆開了幾個信封。他和尤索托夫人像是用某種方法檢查區分各種不同的內容似的，他們還時不時用語換意見，而我則端坐在房間另一頭，穿著我的藍套服，打著蘇爾卡領帶，做出一副既警覺又很耐心的樣子，而且還顯得多少是這單位不可或缺的人物似的。我從西服背心口袋裡取出一把繪圖軟鉛筆，這是我從紐約帶來的，把它們放在寫字桌桌面上，動作儘可能不發出聲音。有一回，尤索托先生不知為了什麼原因朝我瞥了眼，我便回報以一個很過分的想討他喜歡的媚笑。接著，突然，對我連一個字和一個眼都沒有，他們分別在自己的桌子前面坐下，開始工作。這時大約是七點三十分。

九點鐘左右，尤索托先生摘下眼鏡，站起身，手裡拿著一疊紙張輕輕地走到我的桌邊。我一個半小時以來半點事兒都沒幹，光是使是了勁兒不讓肚子咕嚕咕嚕地響出聲來。他走近時我趕緊立起來，並且還稍稍傴下身子免得使自己顯得高大自傲。他把這些紙張遞給我，問可否麻煩我將他批改的文字從法語譯成英語。我說“oui法語好的先生”他略一躬身，又輕手輕腳走回自己桌前去了，我把我那砦繪圖軟鉛筆推到桌子一邊去，拿出我的自來水筆，便開始——心都幾乎要碎了——工作。

許多真正優秀的藝術家教起繪畫來一點也不比一個天生擅長教書的二把刀平庸畫家高明，尤索托先生的情況正是如此。憑著他那實用的“描改”之作－也就是說，他鋪在學生作業上描圖紙上所畫的作品——以及他在作業背後所寫的評語，他完全可以讓一個有正常資質的學生學會怎麼畫在一個可以辨認出來的豬圈裡的一頭可以辨認出來的豬，甚至是一個稀奇古怪的豬圈裡的一頭稀奇古怪的豬。可是他卻無論如何也無法向任何人顯示如何畫一頭在漂亮的豬圈裡的漂亮的豬(而這，不消說，正是他的水平較高的學生最最渴望能通過郵局得到的那點小小的技法訣竅)。我還得再補充一句，問題還不在於他有意無意是個慳吝使用自己才能的人，或是他蓄謀存心不隨便濫用，而是他本就沒有這樣的才能可以給予。對我來說，這一無情的真實情況原不是什麼會引起驚訝的事，因此倒沒有變得暈頭轉向。但是考慮到我所坐的位置，這事也有某種漸漸積累的效果，因此在午餐時間臨近時，我得非常小心，免得兩隻手掌上的汗水玷汙了我的譯文。像是要使事情更讓人難以忍受似的，尤索托先生的字跡得費好大勁兒才能辨認出來。總之，午餐時間來到，我謝絕與尤索托夫婦一起用餐。我說我得去趟郵局。說完我幾乎奔下樓梯來到街上，開始快步疾走，也本不管朝的是什麼方向，穿行在宮般陌生、顯得寒酸的小街上。我見到一家午餐酒吧時便撞進去，一口氣嚥下四客“康尼島紅腸熱狗”和三杯渾濁不清的咖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