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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天才右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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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藩之亂”已經四年了,局勢的演變,證明皇帝所作的“撤藩”的決定是睿智的。

最初是四藩,清朝開國以後的四個異姓王。定南王孔有徵早死而無嗣,剩下三藩:在雲南的平西王吳三桂,在廣東的平南王尚可喜,在福建的靖南王耿忠,名為鎮守,實同割據。尤其於盤踞西南半壁的吳三桂,自從康熙元年以弓弦絞殺永曆帝由榔,斬絕明祀以後,逐漸跋扈,用人則吏部、兵部不得過問,用財則戶部不得稽遲,每年耗費軍餉二千餘萬兩銀子,鄰近數省的收入不足以供應,還要取給於東南財賦之區。

“他要幹什麼?養那麼多兵!大亂之後,悉索敝賦地征斂了百姓的脂膏,去填他的貪壑,這是公平的嗎?照這樣子歲糜巨餉,何時才能修水利、勸麻桑、興文教,與民休息,出現太平歲月?”這一連串的疑問,從皇帝十四歲親政時,就已困擾著他。

多少子積下來的深思慮,終於在一次御前會議中表達了出來:撤藩。沒有人相信吳三桂和耿忠能像宋朝那班開國的將領那樣接受勸告,奉還兵權於朝廷,以享厚祿為己足。此舉只能導致一個後果:起叛亂。

八旗的重臣都期期以為不可,而二十歲的皇帝,斷然作了決定“撤亦反,不撤亦反!”他說“不如先發制人。再拖下去,吳三桂羽翼更盛“越發難制。”擁護皇帝的主張的,只有極少的幾個人:戶部尚書米思翰、兵部尚書明珠、刑部尚書莫洛。至於漢大臣,在這種論用兵的廷議中,是沒有發言的餘地的。

吳三桂、耿忠、尚可喜的兒子尚之信,果然都反了。

平亂的軍事起先很吃力,但皇帝深具信心;所以在親裁調兵籌餉的大政,以及不分晝夜,批閱軍報、指授方略之餘,依舊親近儒臣,不廢講學。這樣到了康熙十六年,也就是三藩之亂進入第五個年頭,戰勢已在控制之下,平定只是時遲早而已。

那用兵的四年之中,皇帝更瞭然於治亂之道;明朝的遺民志士還很多,然而吳三桂卻不能得到他們的助力,因為吳三桂不忠、不孝復不義。一個皇朝的興廢,全繫於人心的向背;而人心的向背先要著讀書人的態度,讀書人的態度又決定於這個皇朝的做法,講究仁義禮樂的孔孟之道,讀書人自然就會擁護。

他深切瞭解人心望治,明朝的那班遺民志士,只是在情上還倦倦於故主;而故主之祀已絕,就只有隱於巖壑,自了一生。然而作為天下之主,不容此輩高蹈,盛運宏開,要靠大家一起來努力;尤其是讀書人,應有先優後樂的天下之志,責任更重。

於是,他決定特開制科,名為“博學弘儒”制科是皇帝下制敕,特別舉行的一定期‮試考‬,以待非常之才,盛行於唐朝,名目甚多,有特重品行的“賢良方正”識拔骨鯁之士的“直言極諫”選取將材的“軍謀越眾”而最通行的是訪求“博學”或稱“博學宏詞”或稱“博學通識”自南宋以來,制科不常舉行,明朝有“舉薦”的制度,不行制科。因此,這是規復盛唐舊制,成為一代盛典。

康熙十七年己未,正月二十三,頒下上諭:自古一代之興,必有博學弘儒,振起文運,闡發經史,潤詞章,以備顧問著作之選。朕萬幾時暇,遊心文翰,思得博怡之士,用授典學。我朝定鼎以來,尊儒重道,培養人才、四海之廣,實無奇才碩彥,學問淵通,文藻瑰麗,可以追蹤前結者?凡有學行兼優,文詞卓絕之人,不論已未出仕,著在京三品以上及科道官員;在外督、撫、布、按,各舉所知,朕將親試錄用。其餘內外各官,果有真知灼見,在內開送吏部;在外開報於該督撫,代為題薦。務會虛公廷訪,期得真才,以副朕求賢右文之意。

上諭是發給吏部的,吏部再錄諭分行京內外大小衙門。照上諭上說,凡是官員,都可薦舉賢才;但話雖如此,訪求遺賢的主要責任,還是落在各省的總督、巡撫、布政使、按察使身上。其中有些人,是非要徵請到京不可的。

這幾個人是有名的遺老,第一個是顧炎武,這年已經六十六歲,卜居陝西華陰,早年有志恢復明室,而且守著他的絕食而死的亡母之誡:“弗事二姓”為何垂暮又肯失節?因此縣官到門,堅臥不起;如果強迫他上路,那也很簡單,一把幷州利剪,或者一包毒藥,就可了結。以後靠他的外甥徐乾學、徐元文的斡旋,總算免了這場麻煩。

第二個是黃宗羲,他是明朝東林巨頭,與楊漣、左光斗同時被害的黃尊素的長子,亦是反清有名的;此時已經六十九歲,歸隱浙東,致力於著述及講學,為一代儒家,當然亦不肯受徵召。以老病的理由,推辭掉了。

再有一個是李顆,為關中理學大儒,學者稱為“二曲先生”;縣官到門徵請,李二曲叫家人回報,說病重不能動身。那縣官當差巴結,一定要把他到京城,於是連抬了上路,李二曲水漿不人口,預備絕食自盡,只好放他回去,一回囗囗,鎖入窯,除了顧炎武以外,什麼客都不見。

還有一個是山西人傅山,字青主,這年已經七十四歲,辭謝不赴,縣官也是派人抬了上路,到了京城崇文門外二十里之處,無論如何不肯再往前進,否則就自殺。

於是找了個野廟把他安置下來。在野大老,自有人尊敬,大學士馮溥,素有愛才之名,首先去探望,接著公卿畢集,而傅青主睡在板上,來既不,去亦不送,只說病重不能應試。他的同鄉,左都御史魏象樞代為陳奏,奉旨免試,這原是很好的事,不想另生枝節。

受官照例要謝恩,傅青主不受亦不謝,而馮溥非強迫他這麼做不可。於是依然連抬著到宮門;傅青主一望見由“大明門”所改的“大清門”的門額,頓時淚滿面,從上滾了下來,仆倒在地。

這一下搞得非常沒趣,而有人還要簸著讓他望宮門磕頭;魏象樞見機,趕緊伸手阻攔“好了,好了!”他說:“這就是謝過恩了。”俗語道得好“有人辭官歸故里,有人漏夜趕科場”有顧炎武、黃宗羲、李顒、傅青主等人,寧死不受徵召;亦有人以為這是登龍捷徑,千方百計,謀求薦舉。因此盛傳薦舉有價,公價是二十四兩銀子。有人做了這樣兩首詩。

博學弘儒本是名,寄聲詞客莫營營。此週休得尤臺省;門第還須怨父兄。

補牘何因也動心?紛紛求薦競如林!縱然博得虛名,袖裡應持廿四金。

這是指在京的人而言,由各省舉薦的,大多高才博學,四海知名,而且頗多寒士。

“長安居,大不易”皇帝知道了徵士的苦楚,特地囑咐大學士索額圖和明珠,由戶部酌量給與衣食。因此從康熙十七年十一月起,待詔的徵士,每人每月給米三鬥、銀三兩。於是“文酒之會”便多了,徵士把杯聯之地,常在虎坊橋西炭廠的眾園。於是又有人作詩譏嘲:薦雄徵牘掛衡門,欽召金牌短轅。京兆酒錢分賜後,大家攜醵眾園。

有一天雅集,正當興高采烈之際,有人託跑堂送了一首詩到席間,結句是:“從此長安傳盛事,杯盤狼藉醉巢由。”巢父、許由是上古高士。許由居潁川之濱,帝堯召為九州長;許由聽得這話,認為他的耳朵都已受汙,因而以潁川之水洗耳。當時巢父正在牧牛,怕許由洗耳的水汙了牛口,特地牽牛到上游去飲水。舉此典故,譏諷得非常刻毒;然而這無非是不與其選的人,有意輕薄而已。

“輕薄出於自取!”這是陸隴其所說的話——他是浙江平湖人,字稼書;曾祖名叫陸溥,在江西豐城當縣丞,有一次押運軍餉到南京,夜過採石磯時,忽然發現船中漏水,他跪下來向天禱告:“船中如果有一文錢是由非法而來,願葬身魚腹。”就在祝禱自明心跡以後,船不漏了!天亮檢視,船底破了一個;但是,有水草裹著三條魚,恰好住漏。以後他的兒子也就是陸隴其的祖父,紀念先德,特地將他的新居題名“三魚堂”;陸隴其的文集也就叫《三魚堂集》。

他是康熙九年的進士,講理學專家朱子;但絕不是空談心的腐儒。康熙十四年授職為嘉定縣令,縣令雖小,可以“滅門”而陸隴其從不用他“父母官”的權威,老百姓打官司,他不派如狼似虎的皂隸去抓人,如果是宗族相爭,找他們的族長;鄉里相爭,則找當地的長者,或者叫原被兩告自己相約而至,細訴曲直。

他的聽訟,全遵化的宗旨,常常有父子反目,兄弟相仇,打上了官司;經他苦口婆心,反覆開導,被勸得相擁而泣,和好如初的。

做縣官的兩件大事:刑名、錢糧。追完錢糧稱為“比”;比期一到,不完就要打股。他定了一種“掛比法”;掛是褂名,到比期把欠糧的名字公告出來,等百姓自己來完。同時找了欠糧的人來,這樣勸告:“錢糧是朝廷的國課,不是進我縣官的包。你們如果重視公事,完請錢糧,身心俱泰;我亦就可以安逸了。我的安逸不是在家裡享清福;是可以勻出工夫來替一縣做事。你們想想看,我跟你們沒有仇,何苦一到比期就要打你們。再說,一動刑,你們要私下給皂隸‘杖錢’;如果僱人代為受比,有行情的,要給兩百個制錢。這些錢都是白花了的;不但白花,還落個欠糧被打股的醜名聲,與其如此,何不把這些錢省下來湊正數。一次完不清,分兩次、三次都可以。”這個分期完糧的辦法,也是陸隴其獨有的,名為“甘限法”;到期不完,甘願倍罰。老百姓聽這位縣大老爺如此苦心調護,不能不識好歹,所以江南的錢糧,總是嘉定縣完得最快,欠得最少。

他到嘉定的第二年,因為朝廷討伐吳三桂,各省徵餉,每一縣都是正供尚且徵不足,額外加徵,自然更困難,但嘉定的成績優異。陸隴其出一道告示說:“我絕不貪戀一官,為百姓向朝廷爭,即使革職,亦無遺憾,但這樣做對你們沒有好處,因為朝廷已經出兵,糧餉不可不籌,所以爭也無用,徒然耽誤正事。”然後,他又派人到每家投一張名帖,作為親自拜託的表示。嘉定老百姓不忍他們的縣官為難,踴躍捐輸,一個月不到,徵了十萬兩銀子。

然而,從古到今,凡是清官,大致總不為上司所喜。陸隴其的上司,江寧巡撫慕天顏,守並不見得好,各縣都經常有饋獻,只有陸隴其不送紅包。到了巡撫做生那天,屬下送禮,唯恐不豐,陸隴其登堂拜了壽,取出一正布,兩雙鞋子,說是他的家人所制,不是取自民間,特以呈獻巡撫作壽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