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四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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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時遇到奏事，讓朝臣們也迴避。高汝礪便上奏說:“國家設置諫臣，作為近侍之臣，是要讓他們能夠詳知時政以參與研究有關得失問題，不是僅僅讓他們排隊站班而已。所以唐代規定，凡中書、門下省以及三品以上官員入閣時，必定讓諫官跟隨，讓他先知所奏之事，希望他能提出具有開啟之功的建議。如今省臺以下官員，遇到朝奏事情全部迴避，和各侍衛之臣同進同退。在朝廷中議論事情時一開始就不知道，當開始實行以後，又搞不清其始末，想要因事以進諫，也就很難辦到了。這樣來看，諫臣應當是怎麼樣的人呢？如果認為選用的不合格，那就另行選擇。怎麼能夠給他進諫的責任卻又這樣疏遠他？請從今以後，有關官員奏事時，諫官也能一開始就知道，也許能夠多少有所裨益。包括修起居注的官員，負責記錄言行的，也都應當同等對待。”皇帝聽從了。

他又上言說“:年前在十月間曾經實行推排的辦法，不久因為過期而停止，但也可知陛下愛民的深情了。我所知道的周朝制度，每年清楚民眾的人數多少，分辨財物數額多少，由小司徒將這個數目記載下來，以便施行政令教化，實行徵稅法令，三年便在全國普查一次人口，作為成法。我朝自從大定四年普查以來，至今已三十多年，中間雖然兩次推排，但其浮財物力，只是憑著小民一時的說法作為增減的標準，有關方面只想趕快確定上報，並不追查是否真實。因此那些豪強有勢力的人因為欺瞞而得以倖免，貧困弱小沒有靠山的便受到委屈壓抑而無處申訴。況且近年以來，邊境有事而屢次徵收，貧困戶更多。如果只依舊例實行推排，沿用去年舊方法實行，這種方法人所共知，只怕那些新富戶預先買通那些狡猾的人，指望到時候一起推諉。或者裝出貧困的樣子，故意將產業低價典押給別人，或者將財物轉移到別處，暫時停止經營等。這樣弊端百出，指望平均物力，也就困難了。如果想要革除弊病，不如實行通查，預先讓有關方面依照大定四年實行的規定條例，嚴設賞罰標準，規定好截止期，嚴查違令者。中間有的問題可以考慮其輕重而斟酌實行，去掉瑣碎的採用簡單易行的，嚴戒擾民力求安定，讓富有的不能苟求逃避，困難者可望稍得息之機，這樣，賦稅就容易收齊，民眾也就免去負擔不平均的禍患了。”皇帝詔令尚書省，等邊境戰事平靜以後實行。

當年十月，皇帝告訴尚書省，讓派遣官員到各路普查民眾財力，命令戶部尚書賈執剛和高汝礪在兩警巡院先行推排，讓派往各路的官員一起參看，作為依照實行的方法。不久，高汝礪被任命為同知大興府事。四年十二月，任陝西東路轉運使。泰和元年(1201)七月，改任西京路轉運使。二年正月，任北京臨潢府路按察使。四年二月，改任河北西路轉運使。十一月，進升為中都路都轉運使。

六年六月，任戶部尚書。當時鈔票不能通運轉，高汝礪據情況上疏奏事，多方改進，民眾使用起來到很方便。事情寫在《食貨志》中。皇帝很是讚許，並對尚書省下令說:“內外百官所負責的各有不同，近時應詔言事的不止千數，但都沒有談到各自負責方面的要害問題，所陳說的過於空泛，沒有詳盡的。近唯有戶部尚書高汝礪，論奏本部幾件事，均切中要害，並已實行。你們應曉諭內外百官，各自研究要害問題列舉指明，如果可以舉報而不立即上奏，而由上司舉報的，量情給予處罰。”貞。。二年(1214)六月，宣宗遷都南京，到邯鄲時，拜高汝礪為參知政事。走到湯陰時，皇帝聽說汴京穀物價格大漲，擔心隨駕人員到達後會更貴，便問宰輔大臣們怎麼處置。他們都說命令留守司加以管制。高汝礪卻獨自發表意見說:“物價的高低，早晚不同，但買糧人多賣出的人少就貴。目前各路人員都聚集到河南，買糧人多，怎麼會不貴。如果加以止，存有貨物的人家將都關閉起來不出售，而轉運的商販們也不再進城，這樣買的人更急而就貴得更狠了。事情有難有易，不能不知，如今東西少而難得的是糧食，多而易得的是鈔票，自當先解決難的，然後再考慮容易辦的，多方開通勸誘，務必讓糧食都拿出來換錢，那麼糧價自然就會平穩下來。”皇帝聽從了。

三年五月，朝廷計議將河北軍戶的家屬遷到河南，只留下軍隊守衛郡縣。高汝礪說:“這事如果實行，只是那些豪強之家便於辦到，貧困戶怎麼能夠遷徙？況且安於故土，不願遷移，是人之常情。如今讓他們都前往河南，他們一旦離開家園，扶老攜幼，在道路上跋涉，離失所，豈不是十分可憐？況且所路過的百姓們見到軍戶全部遷移了，必將產生驚疑情緒，認為國家分別看待，他們心裡能不動搖嗎？況且軍人的家屬既已遷離，卻讓他們去保護別人，以情理而論，必定不肯盡心的。民眾再怎麼愚蠢也是很有思想的，儘管告訴他們還是要保衛他們的，他們也必然不肯相信，這樣只會相混亂，各方都不得安寧，這件事所關係到的是極為重大的利害問題。請先讓各道的元帥府、宣撫司、總管府反覆論議是否可行，如確無可疑之處，然後施行。”進言以後沒有答覆。

軍戶既已南遷，準備收括田地分給他們，還沒有拿定意見，皇帝對尚書省說“:北軍將到河南，因此而盡遷各路軍戶，共同加以保衛。如今既已到達，糧食自當分地給他們，但至今沒有加以處理。可以派遣官員聚集各地老人詢問他們，是準備增加賦稅，還是分給他們田地，二者哪種比較方便實行？”他又將這事告知高汝礪。不久，那些派去的官員們來報告說“:農民們都說，近年來租賦越來越重，如果再增加，就難以承受了。不敢再租用官田了，願意分地給軍戶。”於是，高汝礪上奏說“:遷移軍戶，是一時的舉動。民眾租用官田，是長久之計。河南的民地和官田，數量相當。又有許多人家都是租佃官田耕種的，他們的祖墳、村莊等都在官田裡，這些人大多是貧民，一旦奪田，何以維持生活？況且小民容易動盪難以安定，因為一時避收田賦，所以說出這種話來。可是真讓他們把土地給了人家，那麼，前還是主人今天就變成了客戶，能不悔恨嗎？悔恨便產生憤慨之心。像在山東調撥土地時，肥沃的田地都被有權勢人家所佔有，貧瘠的土地才給貧困戶耕種，這樣無益於軍戶，有損於民眾，導致他們相互憎恨，這件事至今還沒有平息下來。前事為時不遠，足以成為鑑戒。只能採用增加官田賦稅，以供給軍戶糧食的一半，再將原屬官田現已荒蕪的田地、放馬的草地按數分給他們，讓軍戶自己耕種，這樣，百姓就免去失業的艱辛，而官府也不必做出對民眾有害的事情。況且河南的土地最適宜種麥，如今雨水充足，又正當播種時節，只恐民眾產生疑惑而誤了計劃，應當早做決斷。”皇帝聽從他的意見。

不久轉任尚書右丞。當時皇帝認為，軍戶的土地必須撥給，讓他們能夠及時開墾耕耘。高汝礪又上奏說“:官府所有的荒田和牧馬地，有許多被民眾私自耕種了。如今正當種麥時節，他們知道準備撥給別人，就必定都拋棄不種，等軍戶分到時，又已錯過播種時機，這樣就成了荒廢的土地了。不如等這一季收成之後再調撥，依照土地的收成徵收適量的賦稅，以補充軍需儲備，這樣對公私兩方均有利。請等到九月以後再撥調還官府。”十月，高汝礪又進言說:“如今河北的軍戶遷到河南的多達幾百萬人，每人一天給一升米，一年就需要三百六十萬石，給予一半，其價值仍相當支出粟三百萬石。河南租出的土地合計是二十四萬頃，每年所收的粟才只有一百五十六萬多石，請在正常經費之外加倍徵收，以便配給他們，同時仍將原屬官府所有的閒田和放馬地可耕種的分給他們。”皇帝表示同意。於是，派遣右司諫馮開等分別到各郡縣就地配給，每人分給三十畝，由高汝礪總管其事。後來，蒐括土地的官員回京，都說:“土地的畝數很少，且都是貧瘠難以耕種的，估計可以耕種的已經都分給了他們，每人所得無幾，又都是偏僻較遠的地方，必須遷移到那裡去，軍戶們都到不方便。”高汝礪便將有關情況上奏皇帝，下詔讓有關方面停止辦理，只供給一半軍糧，另一半折成錢配給。

四年正月，被任命為尚書左丞，他接連上表請求告退，朝廷都下優詔不答應。正值朝廷商議出兵河北，保護民眾收麥，但民間卻正在傳言說官府準備把麥都收走。皇帝知道以後，問宰輔們說:“怎麼辦呢？”高琪等上奏說“:如果讓樞密院派兵佔領通要道，鎮壓當地匪寇，仍然准許民眾收割出逃者的民田，這樣，軍民兩便，若有戰事，士兵們也必定盡心盡力。”高汝礪說“:這絕不是好辦法。因為河朔的民眾所依賴的食糧只有這季麥子了。如今外面已有謠言，再派軍隊前去，勢必更讓他們產生疑懼之心。不如聽從他們自便，讓宣撫司出來查無賴之徒，不讓這些人侵擾民眾就夠了。已出逃的民戶田地讓有關方面收割，以充軍糧就行了。”於是派遣戶部員外郎裴滿蒲剌都前去檢查麥田數量，並且向民眾詢問是否願意朝廷發兵護麥。回來後，他上奏說:“我西自懷、孟，東至曹、單等地，見收麥時受干擾情況並不多，訪問農民時，知道他們往往自行建起義軍。臣下向他們宣佈朝廷原打算出兵護收的意圖，均表示卻不願朝廷出兵。”於是停止發兵。

高汝礪連連請求辭退得不到許可，便上奏說:“要建立非同尋常的功勳，必須有待非同尋常的人才來實現。如今大兵已退，正應當修整關隘，訓練兵士，必須有明能幹、善於處理國家大事的人才來預先籌劃，以助中興大業。我見尚書左丞兼行樞密院副使胥鼎，才兼眾長，身兼數職，請求召回朝廷。”皇帝不從。當時高琪準備聽從進言人的建議，每年清查一次民田畝數據以徵收租稅，朝廷也打算聽從。高汝礪進言說“:臣下聽說治理大國的人要像烹煎小魚那樣，這是有關為政的極好的比喻。國朝從大定年間實行一次普查之後，十年推排一次物力情況，這是貴於簡易安定而不輕易煩勞民眾。如今進言者請求派人到河北每年清查實際耕種的民田，計數徵收租稅，也就是每年都要普查一次田地，這豈不是駭人聽聞的事情？必定讓民眾心中不安。況且河南、河北，事情不同，河北連遭劫難和搶掠，人口出逃躲避，田地荒蕪，徵收時難以依照原有數額，所以實行目前的權宜的辦法，這樣，軍需糧不增加，而土地的減少是輕易可見的。河南自從車駕南行以來，百姓劇增，所有閒田以及逃亡戶遺棄的土地，都被開墾耕種完了，他們各自承擔了原戶人家的租稅，對他們的徵收額也是依照推排的數額，所以雖然兵馬越來越多，卻並未有所缺誤，怎麼能夠總是干擾讓他們不得安寧呢？如果擔心豪強們欺瞞而逃避徵稅，那麼，即使讓有關方面查檢也難以保證盡符其實。只要嚴設賞罰的規定，允許各人自首，或者讓人上告並加以逮捕，違犯的以盜用軍需物資罪論處，將他們的土地給上告的人耕種，這就足以讓人到害怕，而賦稅也就能夠全部收繳入官，何必幹這種紛紛擾擾的事情呢？況且還有三條原因不能實行:假如每年都清查，那麼夏田天就要清量，秋田夏天清量，中間雜種的莊稼也必須隨時丈量，一年之中沒有休止的時間，民眾將到厭煩並逃避，這樣耕種就會誤失農時，或者只耕種肥沃的田地而拋棄其他的，這時，所收的數額依舊的話能夠來的賦稅就要減少許多，這是不可行的原因之一。清查田地時，縣官不可能到所有人家裡去，這樣，鄉間小吏們就能夠暗中賄賂，上下其手，假寫文字，反而失真，這是原因之二。民田和軍田犬牙錯，相互之間如勾結起來冒認，朝廷只憑當地官府的簿籍收賦稅，到時如果發現少於原有數額，那麼誤缺糧食物資儲備的事必然發生，這是三不可。凡朝廷辦事，務必要辦到底，如果已實行了又中途停止，豈是一種好的計謀呢？”於是原來議定的辦法被中止。

興定元年(1217)十月，高汝礪又上疏說“:有人進言請求暫時和宋人議和求得邊境安寧，這絕非好辦法。宋人多狡詐不實，雖然彼此和的文書經常往來，而邊境的警戒卻不敢立即撤除。防備既然難以撤除，那麼議不議和也都是一樣的。如果對方以虛辭敷衍，在正常禮儀之外別有所求，出言不遜，將怎麼辦？有人說‘:大定年間也曾經先派使者，現在有何不可？’須切記時候不同，事情也就不一樣，難以同等而言。原來海陵王出師無名，理曲在我，所以世宗即位，先派高忠建等報知宋王，停止了在淮甸南侵的行動以修舊好。宋人隨即派使者前來，書信中言辭傲慢，改變語氣，不再奏表稱臣，要求歸還舊疆土，雙方成為兄弟國家。雖然宋朝的樞密院和我國的元帥府時常通信訪問，而入侵的行動從未停止過。後來，徵西元帥合喜在德順、原州打敗了宋將吳瞞、姚良輔，右丞相僕散忠義、右副元帥紇石烈志寧在宿州打敗了李世輔，斬首五萬級，兵威大振。世宗對宰輔大臣們說‘:以前宋人說派使者請求議和，乘我無備而進攻宿州，如今被我軍打得大敗，被殺過多，所以不敢再相互通問。我哀憐南北民眾久困於兵燹，本意在於使民眾安寧，何必計較細節問題，特令帥府寫信給宋人以便議和修好。’宋人果然派使者前來和談。以當時堂堂之氣勢，又無邊境的禍患，還免去宋人奉表稱臣的禮儀。如今宋人拋棄信義違背盟約，侵我邊境，是對方理曲。如果對方來請求和議，於理為順，怎麼能由我方先提出和議而自示軟弱呢？只怕不僅無益，反而招致侮辱而已。”十一月，高汝礪進言說:“我聽說國家以民為基，民眾以財為本，所以王者必然先愛其基本。國家徵收賦稅，以河南為最重，所徵收租稅經常三倍於往前。如今省部計算歲收時通寶不夠支出使用，便在民間收集了桑皮故紙錢幣七千萬貫來補空。近來因為通寶通稍有不暢，又要增收兩倍錢。河南的人口中，農民佔三分之二，如今租稅大多還未足，而此令再發出，農民如果不賣應當納租稅的糧食，就必須減少食糧來應付。事情有難有易，時勢有緩有急。如今急用而難以得到的是糧草，是由民力生產出來的，來源有限，可以慢慢收取。而容易辦的是鈔票，它通行於國家，變化無窮。過去大鈔用起來不方便就改成小鈔，小鈔產生弊端就改為寶券，寶券不通行了就改為通寶，隨機應變都在於國家，又何必來干擾民眾呢？農民盡力供奉軍用物資已力量不足，如今又要加徵通寶，如果難以出，就會逃亡。民眾逃亡就會荒廢農事，軍隊的食糧從何而得？有關方面不考慮長久之計而貪求近利，不固其本原而計較細枝末節，只恐軍儲和鈔法兩方面都出現問題。我並非不在意於鈔法，也不是有意和省部作對，只是認為鈔法稍緩些，實行物價稍有提高的辦法民眾所害較輕，如民眾不安定，軍儲不充足為害就嚴重了。請陛下考慮外間的形勢，詳察臣下的意見，特命有關方面減免推行，這樣民眾之心就會喜悅，而不足的租稅就有望收到。”當時朝廷因為賈仝、苗道潤相互攻擊不和，準備採取劃分州縣地區、別封名號加以處置。高汝礪上書說“:這很不是辦法。因為河北各路統帥大多是本地的義軍，一時暫當隊長，也有過去曾經背叛過的，不像長期在朝為官的人，知曉禮儀，懂得名份。貪婪暴，不守法紀，本不足為怪。朝廷因為這時正是多事之秋，暫且籠絡住他們加以任用，是要使遺留下來的民眾能稍得安寧。他們相互攻打則實力越來越弱，勢力弱小則朝廷容易制約。如今如果將土地分開給他們，州縣官員他們就能自己委任，民眾的租稅他們就能自行徵收，這樣地大的就會越加強大，地小的就會越來越弱。長久以後，弱的就會被強的兼併，而強的所佔地盤朝廷就難以再收回，這樣朝廷就越難約束。過去唐朝分開河朔的土地來給那些叛將，史官們認為這是保護和養育孽使之萌長而成大禍，這事應當成為今的大戒。不如命令行省對他們加以牽制籠絡，多方制約使他們的野心不能得逞。將來邊疆戰爭稍息，國力恢復，如此鼠輩又何足為患！”於是，原來議論被中止。

皇帝曾經對高汝礪說“:我每次見您侍立朝班時，總是擔心您受不了這種辛苦，讓您坐在殿下，而您總是不肯聽從，這是什麼原因？君臣相互知遇貴在誠實，謹小慎微的區區小事我向來是不計較的。”高汝礪便說君臣的名份區別十分嚴格，自己不敢聽從命令。

興定三年(1219)，河南頗獲豐收，民間多有存糧，高汝礪便上奏說:“國家的要務沒有比糧食更重要的了。如今屯守的軍隊越來越多，而修建新城的耗費也很大，何不趁此豐年多方經營辦理，以防秋季時可能出現軍用不足。請在河南各州府查驗一下物價的高低，暫設規定，凡是朝廷內外四品以下雜正班的散官以及受蔭人，免於試用充任監官給予報酬，或者僧道的官師要求德號度牒、寺觀院匾額等，都可以讓他們來買。任縣官的如果能夠勸導人粟米達到三千石的，將來優先予以晉升，五千石以上的晉升一級官階，一萬石以上的提升一等職務，並且立即補給現缺。以使人人知道努力和敬慕，多有收穫。”皇帝聽從了。

同提舉榷貨司的王三錫建議朝廷實行油類專賣，高琪因為正急需用錢，勸皇帝實行。高汝礪上奏說“:古時沒有專賣法，從漢以來才設置鹽、鐵、酒榷，都將收入公，以助經費開支。末的甚至有算計到車、船、建構房屋等，其徵稅的方法也用盡了，但是還沒有聽說榷油的。這是因為油料是世人所共用的東西，利歸於公家就會有害於民，所以古今都對此置之不論，也是厭惡過於苛刻而輕易不願煩擾民眾的緣故。國家自從徵收軍需物資以來，河南一路每年納的租稅何止加倍，又有額外徵收的各種錢財，橫加的各類雜役，無非都從民眾所出。而再提議徵收油稅，一年徵收幾十萬兩銀。國家以民為本，當此之時還能再讓民眾受困嗎？如果聽從王三錫的建議，就是把舉世通用的貨物變成國家專賣的貨物，私人家裡常用的物品成為物，自古以來不實行的辦法當成好的方法，這實在是聖朝所不應採取的。如果真的實行，其害處有五條，請讓我加以說明。河南各州縣就必須設立油務九百多所，設官一千八百多人，這還不算那些小吏和工人們。這樣費用不可計量，而且要新建房屋，奪人買賣，製作器具，公私兩方均受煩擾，這是說不完的。至於提點官司有升降決罰的方法，如果徵收的賦稅不足就必定要想法強行抑制或者配給，以此而產生弊端，小民百姓受苦就更加難以忍受，這是害處之一。油價的貴賤各地不同，只有依靠商人轉運販賣互換有無的物品，所以其價格能時常保持比較平穩，人們都容易得到它。如今既然設立官務，各管一地，相互侵犯就有罪，這就會使價貴的地方經常很貴，而價賤的地方又總是很賤，這是第二條害處。民眾家庭常使用時不能親自去灌，而轉賣的人就要增收利息，這樣價錢不能不貴，而使用起來也就不能不難，這是害處之三。鹽、鐵、酒、醋，公家和私人所製作的不相同，容易區分，只有油卻不同，難以辨認。而今私造者有罪，捕告者有賞，那些無賴之因而可以誣陷和給良民構罪，這是害處之四。油戶所建的房屋、器具，原來已用錢很多，有關方面按照行業推定物力，攤派了賦稅。如今奪其器具，廢其產業，而要徵收的賦稅如前，他們怎麼生存下去，這是害處之五。只有停止才是好辦法。”皇帝表示贊同，但又覺得難以違背高琪的心意，便下詔聚集百官到尚書省商議。戶部尚書高夔、工部侍郎粘割荊山、知開封府事溫迪罕二十等二十六人的意見都和高琪相同，禮部尚書楊雲翼、翰林侍讀學士趙秉文、南京路轉運使趙蠧、吏部侍郎趙伯成、刑部郎中姬世英、右司諫郭著、提舉倉場使時戩都認為不行。皇帝說“:古代所不實行的今天卻加以實行，這是多生一事，停止了吧！”十月，賞賜給高汝礪一隻金鼎、多彩的錦三端。四年三月，拜為平章政事，不久又任命為尚書右丞相、監修國史，封為壽國公。五年二月，上表請求退休，不得許可。九月，皇帝對高汝礪說:“昨天上朝聽政，直至午時才罷朝。您年老了，不能長久站立，等奏事結束，使用印璽的時候，你就可以先退出坐下，只恐積勞成疾，反而妨礙了參議朝政。”當月，他又請求退休。皇帝說:“丞相您已經盡禮了，然而今朝臣之中，誰能比得上您，又何必一定要求離去呢？暫且留下來再輔佐我吧！”十月，越級晉升為榮祿大夫，皇帝仍對他說:“丞相幾次請求離任，我因社稷責任重大，所以堅持再讓你留任。丞相老了，而官階還不到二品，所以特地晉升了兩階。”十二月，皇帝又對他說:“以前因為你年老，聽政時久立辛苦，讓你在使用印璽時退下坐在廊下，而你卻不聽我的話，仍站立直到罷朝，莫非有關方面沒有給您設下坐榻嗎？您要儘量聽從我的意見。”元光元年(1222)四月，高汝礪跪著奏事，皇帝讓他站起來，並說“:您是大臣，所進言的都是事關國家的大計。我要求您的只是盡忠國事，何必在小事上這樣謹慎，從今以後不要這樣。”七月，皇帝對宰輔們說:“以前有人說世宗過於儉樸，有的說不這樣的話怎麼能夠廣於積蓄。章宗時支出很多，卻沒有覺得匱乏，也是因為先朝有積蓄遺留下來！”高汝礪便進言說“:儉用是帝王的大德，陛下說到這事，就是天下的福份了。”九月，皇帝又對宰輔們說:“有功勞的人雖然有小的過失也應當寬免他，沒有功績的人怎麼能夠寬恕呢？但是有功勞的人容易受到人們的誹謗。凡是有功勞的人別人向我說起他的過失的，我必定要深加究察，看是否符合事實，即使是親近的侍臣們所說的也不敢輕信，但是也未曾因個人的愛憎而徇私情的。”高汝礪說:“公正就會明察，偏聽就會闇昧。平常人大多容易據個人愛憎而徇情，不合公論。陛下聖明之君，所以才能這樣。”二年正月，他又請求退休。皇帝當面對他說:“今如果聽從您的話，善始善終之道也就盡情了，於你心安，在我也是一件好事。但時局正多事，而我又無德，正要依賴舊人來輔佐，所以未能滿足您高潔的志向啊！”高汝礪堅決請求，宣宗始終不肯答應，並對他說:“我每當聽人說別人的好壞時，必定深究真實情形。”高汝礪回答說“:過去齊威王封即墨大夫，烹了阿大夫和身邊那些毀壞人家名譽的人，於是群臣都恐懼不安，不敢再說假話，齊國大治。陛下能夠談到這事，大治安定的局勢可以預期實現了。”二月，皇帝因高汝礪年紀大，免去朝拜之禮，站立久了就讓他到殿下休息，仍令有關方面設立坐榻。三月，高汝礪又請求退休，皇帝仍優詔勸諭不許可。皇帝對群臣們說:“人有才幹能夠做事，但心術不正的，畢竟不足為貴。”高汝礪回答說:“他心術不正而又有才幹，正像所說的老虎而添翼，這種人就是古代聖人賢君也難以深知了。”皇帝贊同他的看法。過了些時候，皇帝又對宰輔們說:“凡是為人處事心地善良而辦事忠實的，這是最為難得的。如果巧於言語心懷詐，又有何用？然而那些心地善良的，往往被人認為是平庸的。”高汝礪回答說“:人才難以十全十美，還是據他的專長加以任用吧！”皇帝表示贊同。五月，皇帝問宰輔大臣們有關修建好京城城樓上的高臺事。高汝礪上奏說:“所使用的都是大木，而現在比較難找，正讓他們想辦法。”皇帝說“:我宮中別殿裡如有合用的立即搬去使用。”高汝礪回答說不應拆毀。皇帝說“:除了居住的地方外，拆毀點又有什麼害處？不然豈不是更有勞民眾從遠方送來嗎？”金哀宗剛即位，諫官們便進諫說高汝礪欺君以鞏固自己的地位，為天下人所共恨，應當罷免他以督責百官。哀宗說“:以前漢惠帝曾說，我比不上高帝，應當遵守先帝的法則。汝礪是先帝立為丞相的，又怎麼可以罷黜呢？”又有人寫了匿名信說“:高某如不退休就要殺死他。”高汝礪因此而又以年老為由請求退休，皇帝下優詔不許可。正大元年(1224)三月，去世，享年七十一歲，讓他在宣宗廟裡配祭。

高汝礪為人謹慎，嚴守機密，廉潔，能夠使國君瞭解和信任他。但是他固守舊法，看著國君臉辦事，迴避要害的事情，所以他任宰相十多年，沒有受到過責備。他貪戀官職地位不肯離開，當時的士人在議論時頗以此來譏諷他。

張行信，字信甫，原名行忠，因為避莊獻太子諱而改名。是張行簡的弟弟。大定二十八年(1188)中進士，累官至銅山縣令。明昌元年(1190)，因為廉政被提升為監察御史。泰和三年(1203)，同知山東西路轉運使，不久又籤河東路按察司事。四年四月，皇帝在泰和殿召見他。張行信便向皇帝進言兩件事:一是依照舊例調換吏官以除民害，一是徐、邳一帶土地適宜種麥，收粟時應當允許他們納麥子使民眾便利。皇帝同意他的建議，讓尚書省商議後實行。

崇慶二年(1213)，任左諫議大夫。當時胡沙虎已免職為民，但他仍賄賂朝中權貴，想要重新起用。滿朝官員沒人敢表態。張行信便上奏說“:胡沙虎為人殘忍兇狠，驕橫跋扈，獻媚於近臣，妄圖讓他們加以稱讚。自從被罷免以來，士民百姓無不歡欣鼓舞。如今如再任用，只怕為害更超過往，況且還會有比這更加利害的事情。”他接連上書奏告，但沒有迴音。當胡沙虎弒君謀逆時，人們都替他擔憂，而張行信坦然自若，不以為意。

當年九月，宣宗即位，改年號為貞…張行信因為當時沒有立皇太子，沒有能滿足天下人的願望，上疏說:“自古國君即位，必定立太子作為儲君，必然下詔佈告中外。我私下見皇長子每當到朝廷的時候，用的是東宮的儀仗和護衛，可是到殿堂時，又和諸王排列在一起。況且已經任命了侍臣，可是至今卻沒有定下禮節，可說是名不正而言不順啊！在漢文帝元年，首先就立皇子啟為太子，這是用以表示尊從祖先，注重社稷。希望陛下能和大臣們詳細商議，斟酌前代的故事，早下明詔，以確定其地位，謹慎地選任官員，輔佐他成為有德行有器度的繼承人，那就是天下的大幸！”皇帝嘉獎並採納了他的意見。

胡沙虎被殺後，張行信上密封奏書主張端正刑賞之事，有關言論記載在《胡沙虎傳》中。他又說:“自從戰事興起以來，難以得到合適的將帥，請陛下讓重臣各舉薦所瞭解的人員，如果確是可用之才，立即加以召見，公開獎賞，讓他們自願報效國家，必定有捨命報國的人。以前李牧在當趙國將軍時，軍功爵位封賞都能自己做主，出兵進攻退守等不需聽從朝中複議，因而能夠北破大敵，西抑強秦。現今任命將領如果不再採用條文舊法將他們約束，由朝中意旨來牽制他們，而是委以全任，責其成功，讓他們能夠全部發揮自己的智慧和才能，則克敵恢復國土的功業可望有成了！”皇帝讚許他的意見。這時剛剛提拔任用王守信、賈耐兒當將領，他們都是鄙俗不堪、不懂兵法律令的人，張行信擔心他們貽誤國家大事，便上疏說:“《易》中寫道:‘開國和繼承大業，小人不可任用。’這是聖人用以警戒後世的，話說得這樣嚴厲。如今大兵縱橫遍地，人心惶惶不安，抵抗敵軍興國理政如非賢能而有智慧的人是難以成功的。狂濫庸俗之輩，承蒙提拔，參預機要大事，實在是毫無意義的。”於是，皇帝把他們都罷免了。

代理元帥右都監皇族訛可率兵五千人到通州護糧，遇到敵軍立即潰敗。張行信上表奏道:“領兵之道，無過於賞罰二字，當派兵對敵時必須讓他有所思慕而樂於前進，有所畏懼而不敢後退，然後將士聽從命令而功業可成。像訛可敗退，就應當公開明確他的罪責，朝廷如果加以寬容，一點不追究，我擔心領兵之道未能盡用了。”朝廷下詔回報說“:你的意思已經清楚，訛可等人已經下獄治罪了。”當時中都受到敵軍威脅，朝廷剛剛派使者前去議和，統率軍隊的人畏縮不敢出戰，說是“擔心破壞和議”張行信上書進言說:“和跟戰兩件事情本不相干，派出的使者專心於議和，領兵的人要一心考慮作戰，怎麼能以議和作為不戰的藉口。自從崇慶年間以來，都是因和議而誤事，如果我軍肯努力作戰，略略打敗敵軍的銳氣，那麼和議的事早就可以成功了。不久前北方使者前來，但他們的軍隊仍然攻破東京，入侵河東。如今我方的使者剛派出，將帥們就馬上按兵不動，這對和議是毫無益處的。形勢越是危急，糧草就越是困難，和議能否成功尚未可知，怎麼能夠閉門坐守待斃呢？應當乘兵馬還強壯的時候，挑選兵猛將，防衛運輸通道，往來和敵軍作戰，稍微挫敗敵人，那麼附近儲存的糧草就能運進京城，和議也就不用多久就能成功了！”皇帝知道他說得對但卻不能實行。

二年三月，因為朝廷蒐括民間的存糧，張行信害怕失去民心，便上書說“:近朝廷命令知大興府的胥鼎據方便的辦法籌劃軍糧，胥鼎便奏請允許人們粟米買官。接著又派參知政事奧屯忠孝蒐括官員和民眾的糧食，每戶存糧兩個月，其他全部給官府，用官爵品級銀錢來作為報酬。當時有粟米的人有的已經報數字給了胥鼎，但還沒來得及送到官府。奧屯忠孝想多搜糧食來表明自己功勞大，凡是胥鼎已經記載上的數字他也不扣除，民眾甚為痛苦。如今米價飛漲，無處可購，民眾所存的兩月糧食又被奪走，他們將不單歸罪於有關方面，也要埋怨朝廷沒有明察。大兵已經壓境，人人已覺危險，如果再幹這種不該乾的事，只怕會發生其他變故，那就得不償失了！”皇帝十分贊同他的話，當即命令近臣前往審視並加以處置。皇帝對奧屯忠孝說“:我已深知你盡心國事，但國家目的是要得到一部分糧食，如今糧已獲得，就暫且讓民眾自行安排吧！”四月，任命張行信為山東東路按察使，兼轉運使，仍代理本路宣撫副使。他將要離京時，請求入見皇帝，皇帝在便殿接見了他。他上奏說:“我觀察奧屯忠孝這個人虛偽不忠，遇事慘毒殘酷，和胡沙虎是同黨。”他歷數奧屯忠孝的罪狀，並且說:“平時無事還容不得一位宰相是沒有才幹的，何況如今正是多事之秋，能夠讓這樣的人參政嗎？希望能立即罷免他。”皇帝說:“我剛即位，選用和罷免大臣應當合乎禮節，你可以告訴他的親信，轉勸他辭去就行了。”張行信便告訴了右司郎中把胡魯讓他轉告奧屯忠孝，忠孝卻不在乎。

三年二月，改任安武軍節度使，兼冀州管內觀察使。剛到任，便上書奏四件事，其一是說:“楊安兒賊黨早晚就可以抓獲，不須憂慮。今急務，在於收用民心而已。以前官軍討賊，不分好壞，一概殺掉，搶劫財產，擄掠婦女，這就更讓居民懷疑和害怕，逃走聚集山林。如今應當明令有關方面，嚴加管制，不讓劫掠平民百姓。這樣百姓安心，壞人的詐騙和威脅就不起作用，他們的實力就大減。”其二說“:自從兵亂之後，郡縣官吏豪族，大多能夠糾集義兵，攻打土匪，朝廷雖然委任他們本地的職務，但不久又派人代任。那些舊官員是當地民眾所一向信服的，而新派去的人卻未必有才幹，危急之時，就會引起事端壞了大事。從今以後，郡縣缺少官員，請讓尚書省在選人時特別注意，原官吏能使民眾到方便和安定的，就讓他們延長任期，如果因為資格品級不夠，就先讓他們代理，等有功績以後授予正職，這樣才能人盡其才，事情也就容易成功。”其三說“:目前掌管軍隊的將官勇敢善戰的十人中沒有一兩個，如有敢於作戰的人，就應當督責他們建立功勳，不應當任命他們擔任其他職務。”其四說“:山東的軍需物資都是出賣爵位獲得的，可是當這些人帶著證書請求任職時，選用官員的選曹往往以有的等級不應當出賣為理由來駁回他們。賣爵位不合適，這是有關方面的罪責，他們個人有什麼責任？況且山東為海岱重地，群寇尚未討平，田地無所收穫，倉庫毫無積蓄，一旦軍餉不足，要再賣給爵位，還有誰肯相信？”朝廷大多采納了他的意見。八月，召回任吏部尚書。九月，改任戶部尚書。十二月，轉任禮部尚書，兼同修國史。

四年二月，任太子少保，兼以前的職務。這時，尚書省上奏說:“遼東宣撫副使完顏海奴進言，參議官王澮曾說，本朝是高辛氏、黃帝的後裔。原來漢代始祖陶唐氏，唐朝先祖老子，都被立廟祭祀。我朝至今已有百年，不替黃帝立廟，豈不是有愧於漢、唐嗎？”又說:“本朝剛剛開始興盛時，旗幟為赤，這是因火德而興是很清楚的。主德的祭祀，缺而不論，也不合禮經裡重祭祀的意思。這是我聽王澮所說的，請朝廷商議這件事。”皇帝詔問有關部門。張行信奏道:“查《始祖實錄》，只說是從高麗而來，並沒有聽說出於高辛氏。如今據其所說要建黃帝廟，黃帝為高辛氏的祖先，藉以紹繼，那就應當是木德，而今卻說是火德，又從何而言呢？況且建國初期太祖有遺訓，因為完顏部崇尚白，又取金之不變，便以大金為國號，並沒有議及德運的問題。近至章宗才聚集百官商議，而以繼承被滅的宋國之後，定為土德，並用以告祭宗廟詔示於天下了。可見王澮所說是狂妄無知。”皇帝贊同他的看法。

八月，皇帝準備祭祀太廟，下詔依照世宗所定的十六拜的禮儀。張行信和禮官們一起參議確定了禮儀的制度，上奏說應當採用四十四拜的禮節，皇帝表示讚賞，奏言記在《禮志》中。祭完，賜給張行信寶券二萬貫、彩錦十端，並對他說:“太廟拜禮，我原想依照世宗時的實行的，您所進的奏章，詳細敘述了各室宣讀祭文的情況，十分有理。如果不是你進言，我差點失禮了，所以特別獎賞你。從今以後，各事更應當盡心。”當年十二月，張行信因父親張韋去世而離職。

興定元年(1217)三月，起任恢復舊職，代理參知政事。六月，正式拜任參知政事。當時高琪當丞相，專權用事，恨那些不依附他的人。衣冠士人動則遭他侮辱，唯獨張行信多次引用舊制盡力反對他的胡作非為。適值宋兵入侵邊境，朝廷商議派使者前去詳問原因。高琪等人認為是有失體面的事情，唯獨張行信上奏疏說:“如今有人認為派使者不合適，我十分疑惑。評議人的理由不過是說:‘派使者就是先表示軟弱，對方或者不回話，或者回話了卻不遜，這樣就更加喪失國家的體面。’我獨不以為然。對方乘我方有機可乘前來挑釁，幾次大肆入侵擄掠，邊臣用兵打退了以後又重來，我方作為大國不以言辭責問而用兵對抗，難道就不是示弱嗎？至於責問之後不回報，或回報卻出言不遜，理屈就在於對方，對我有何損害？過去在大定初年，對方曾經不肯順從，世宗雖然派遣丞相烏者到汴京設立行省，實際上又命令元帥撒合輦先以言辭責問，對方便表示伏罪。後來宋國國君奪去國書，朝廷又準備派兵問罪，丞相婁室獨自認為不行，當刑部尚書梁肅奉命前去時，不久對方也就屈服了。在章宗時期，是最為猖狂的，尚且先以理責問然後用兵。可見派使者詳問正是國家的慣例，有什麼失國體可言？況且目前國家多難，戍兵為時已久，不想法讓他們休息，怎麼取得民力？我是一個書生沒有什麼高明的辦法，但辦事應當珍惜機會，不敢不竭力陳述自己愚闇的想法，請陛下明察。”皇帝又讓尚書省商議，高琪等奏道:“張行信所說，固然是遵循舊例，但今天的事情和過去不同。”皇帝下詔讓暫時等一下。後來，高汝礪也上奏說先派使者不合適，這個動議便停止了，高汝礪的話記在《汝礪傳》中。

當時監察御史多被判罪，張行信便上奏道“:大定年間，監察御史有罪大抵收取贖罪費，或者奪去俸祿，重的降任外地職務而已，偶爾有被判決的也是有其他原因才這樣。當時的輔政大臣程輝已經當面爭議認為是不適當的。朝廷又有旨意，監察的職務主要是彈劾官員，看他們是否守法，並非凡失察的都是這樣。近來也不問事情的大小、情節的輕重，一概判決，認為是大定以來的規矩，先朝的明訓，太過分了。”於是，詔令尚書省重新確定監察的罪名制度。

史館編修《章宗實錄》，尚書省奏道:“舊規定，凡修史，宰相和輔政大臣都參預。但由女真和漢人各出一人。崇慶年間，既由參知政事梁王堂兼管，又讓翰林承旨張行簡同管，這是因為張行簡家學相傳，多有考據。如今修《章宗實錄》，左丞高汝礪已充當兼修官，應當讓參知政事張行信同修，如同張行簡的時候一樣。”皇帝批准。

二年二月，出任彰化軍節度使，兼涇州管內觀察使，皇帝對他說:“當初，我因為朝臣們大多稱讚你的才能，因此讓你參預機要大事。可是你在朝廷商議時，總是不按正道，亂提異議，很不合為相之道。又聽說你近來不把正經事情放在心上，莫非是想分裂土地的緣故嗎？如今任命你這個職務，你應當知道原因。”起初，皇族的合周逃避敵軍不敢出擊，並且假稱是秘密收到朝廷的旨意，被逮捕入獄以罪該殺。眾皇族都上奏章表示不同意見，並請求赦免，但皇帝不從，高琪認為自古以來犯了法沒有因哀告而免除的。張行信卻說“:事不論古或今。不過合周平時一向忠孝，也許可以寬免他。”又因當時張行信的族弟張行貞居住在山東，接受了紅襖賊的任命，樞密院收到宋國來書，其中有牽涉到張行信的事情，所以讓他離開朝廷。張行信的兒子張莒，當時任尚書省令史，朝廷也讓另行任用。

起初，張行信進言說:“依今的法令，官員犯罪，多依照法律判決。我見大定年間世宗下旨，官員犯有故意違反聖旨的罪，徒刑、杖責並判決。可是在以後的三十多年間，有關部門定罪，都不曾引用，這也不是經久而成慣例之事，請詳加論定。”張行信離開朝廷以後，皇帝將這份奏章給尚書省。這時，宰輔們上奏說“:從今以後，凡因違犯所奏條款所指明各項規定的，應當判為違背皇帝聖旨罪的，他們判徒刑年限，責打的次數可允許贖罪。特別送去了詔令聖旨而故意違背的，依照大定年間的條例執行。”皇帝批示同意。張行信離開朝廷不久，皇帝曾經對宰臣們說“:自從張行信被降職之後，你們便閉口不說話了，這極不應該。張行信的事情，你們都是很清楚的，哪裡是因為進言的緣故？從今以後應當言無不盡，不要有所畏忌。”張行信剛到涇州，立即上書說:“馬匹是軍隊的本，如今戰事不止，馬匹不可延緩辦理。我自到涇州，聽說陝西的豪強大都去河州買馬，轉賣到內地，獲利百倍。當見到省裡派去的買馬官平涼府判官烏古論桓端到洮州買馬時，用百鋌的銀子買到近千匹馬，他說在生羌、木波各部，蕃族人家養了許多馬。以前由於派去的官員或者故意壓價，或者仗勢搶奪，因而產生不和，而且常受到銀子少的限制，所以難以多得。又聽說蕃地今年秋收不好，需賣馬得銀買粟米。冬之際肯定缺少食物，馬價很低，請讓有關方面運銀和粟米到洮、河等州，選派悉蕃邦情形，通達而能隨機應變的像桓端這樣的人去購買和換。如果用銀萬兩，就可以得到良馬千匹，機不可失，請朝廷儘快考慮。”他又說:“近來沿邊的將士們立功，朝廷派使者前去宣旨，賜給官爵，他們無不皇恩，願出死力報國，這也是勵他們的好方法。可是，他們贈送使者的或者馬匹，或是金錢，成為慣例了，這是我所不能理解的。大定年間，曾經制定送給宣讀聖旨的使者禮品時，凡五品以上官員都有規定的數目，後來竟然廢止了。何況目前時局和過去不同，而那些受封為六品以下以及只是散官的人也免不了送禮，有的沒法備辦禮物，便向部下收取來應付，甚至有人因此犯了罪。那些將士們拼命立功，朝廷剛給予賞賜官爵，而他們又要因送禮物而發愁，這哪裡是朝廷的本意？請令有關方面依照大定年間規定，參考目前時局，明確規定數目一律等同，讓他們收受之間有限度，這樣無傷大體，而上下齊美了！”又說:“近來聽說保舉縣令，特別增加他們的俸祿，這也是朝廷對民眾的善意。然而從潼關以西，至今還沒有到任的，遠方的民眾不能總是沒有指望，難道是舉薦的人數少，因而不足嗎？請詔令內外官員，增大選舉範圍，以補其缺，讓天下人都得到好處。況且縣丞、主簿、縣尉也都是接近民眾之官，卻獨不增加俸祿，他們既然不夠自給自足，又怎麼能止他們侵佔和牟利呢？有人認為國家經費正緊張，不應當亂花錢，這是很不對的。給官吏俸祿豐厚，正是要讓他們不侵擾民眾，民眾安寧國家就安定，怎麼是亂花錢？假如能夠裁減那些機構中無事無用的官員，不養那些毫無用處的人，又何必擔心費用不足？如今一個人當兵，全家都由國家供給，軍人死亡後，又供給他的子弟，以勵軍心，為國盡力。至於沒有男丁的家庭，他們的子和女兒仍然供給，這是什麼原因？自從皇帝車駕南巡以來，已負擔幾年了，都張著嘴等吃飯，農民就要受困。國家時常擔心存糧不足，這也是因為贍養這些老幼幾千萬人，多人求食，白費的金錢也正在於此。如果立即停止供應，恐怕離失所，但應當規定時間，讓他們各自想辦法，到規定期限便停止供應，他們又有什麼可說。”皇帝大多采納他的意見。

元光元年(1222)正月，升為保大軍節度使，兼任。。州管內觀察使。二月，改任靜難軍節度使，兼。。州管內觀察使。不久，告退離職。哀宗即位，召用舊官員，起用他為尚書左丞，他奏事已略不如以前那樣，名望也有所降低。不久，又請求退休回家，常只是抄書教給子孫們，並在汴城東面修建園林，建一座亭子稱為“靜隱亭”他時常跟侯摯等人在裡面遊覽詠。正大八年(1231)二月乙丑，死於嵩山的崇福宮，當年六十九歲。他初次遊覽嵩山時，曾經說:“我多想主管這座山！”果然死在這裡。

張行信為人品德純正直率，不喜歡粉飾自己，雖然兩次擔任丞相，卻依然像沒有當官一樣。他遇事敢於發表意見，無所畏懼和避諱，每次在皇帝面前奏事時，別人都替他捏一把汗，而張行信坦然自若。他去世時，即使是平非常嫉妒他的人，也在說一個正派人去世了。初到汴京，他父親以御史大夫之職退休時身體還很健康，他的哥哥張行簡任翰林學士承旨，張行信任禮部尚書，各子侄當中許多人中進士當了官，這是當世所未有過的情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