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別債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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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伯站在門邊，一隻小小瘦瘦的手抓住圓頂高帽和一把折傘，另一隻手擱在半開半閉的門的把手上。

“我走了，媽媽。”對著清晨的寧靜喊道。

“祝你有個愉快的子！”從後面臥室中傳出來的聲音甜甜的，但是沒有神。

“你今晚不會遲到吧？孩子。”

“不會的，媽媽。”

“七點鐘，是嗎？”

“七點鐘。”他心不在焉地回答著，眼睛掃過起居室，心裡不覺一動，他想:我將會懷念這一切。

他看看優雅的傢俱，紅木櫥子，裡面裝著他母親辛勤收集的瓷器，房角有個小飾物架，裝著各各樣的小玩意兒。

這個房間——一度頗值得驕傲的房間，每一件傢俱在晨光中都會閃耀發光。如今，每件東西都褪、破舊、疲憊不堪，甚至他母親也似乎褪、破舊、疲憊不堪。自從1929年，生意慘敗，她又成為寡婦之後，她一直在工作，因為赫伯的薪水菲薄，所以她從沒有捨棄那份工作。

他輕聲對那個剛剛閃進廚房身披法蘭絨袍子的人影道別，等候悉的“再見”聲後，再隨手關上門。

赫伯進入電梯，按“1”字的鈕。這部呻著的老爺電梯，瘡痍滿目，全是年輕人的名字，唯獨沒有他的名字，想到這點，不有些傷。在四十年的歲月中，他有三十年是居住在這幢公寓裡的，但一直沒有勇氣在鏽跡斑斑的電梯裡刻上自己名字的縮寫。他摸摸掛在前那隻懷錶末端的金刀子，心中有一股衝動，但是天生的膽怯和遵守秩序的習慣，使他將手從背心口袋中挪出——空手伸出來。他嘆口氣，永遠沒有機會了。

赫伯是個一絲不苟、拘泥於形式、生活規律而單調的人。這天，當他步入清晨的陽光中，計劃在落前偷竊五十萬元時，他也只給自己一個秘密的微笑。

這天上午和平一樣，赫伯坐在第三車廂的後面，他的《紐約時報》整整齊齊地摺疊成四分之一，試著用近視的雙眼閱讀新聞。

到華爾街站的時候，赫伯和許多身穿黑譁嘰呢西裝，頭戴圓頂禮帽，手拿雨傘的人一起下車。他步行一小段路，進入一座灰的大廈，進去的時候，向門口的保安點點頭，再乘電梯上十六層，走出電梯，在一扇不透明玻璃門前站了好一會。那扇門刻著:“泰波父子公司，創立於1848年，紐約證券易公會會員。”他順著一條通道走過去，推開一道欄杆的門，幾乎看都不看用粉筆記載著前一天各公司股票行情的黑板，徑自進入一間小小的辦公室。裡面有六張辦公桌，鑲著玻璃的檔案櫃，一道牆邊有一個像籠子一樣窗戶。赫伯的辦公桌和其他人分開著，以表明他在公司做了二十三年的資歷。

九點鐘左右，其他的辦公桌都有了人。高高的、樵悴的比利，草率地和赫伯點個頭，溜到自己的座位上。他的資歷只少赫伯兩年。芬黛小姐是個相當有才幹的年輕女人，三十歲，當她撲撲粉後，在桌子後面坐下來，她的座位在一扇通往副經理辦公室的橡樹門邊。接下來是兩位低級職員，最後進來的是勞倫斯，他是副經理妹妹的兒子。

勞倫斯剛進來，他舅舅就從裡面的辦公室出來，檢查考勤。他對大家準時到達到很高興，然後向芬黛小姐點頭讓她進去。

十點三十分，芬黛小姐從泰波副經理辦公室走出來，泰波副經理隨後走出來，來到赫伯的桌邊。

“早晨好！赫伯。”他假模假勢地說“一切都好嗎？”

“很好，泰波先生。”赫伯回答。

“今天是星期五，特種債券下午送到，由你負責。那都是可以通的債券，我們要存到樓下的倉庫裡。”赫伯點點頭。突然勞倫斯走到副經理的身旁。

“舅舅，”勞倫斯說“我也來幹吧。”泰波副經理問赫伯“你覺得怎麼樣？”赫伯可不想再要一個人進來，他說:“我想我一個人就行了。”

“很好，”泰波副經理說。

勞倫斯回到了他自己座位。

泰波回到自己的辦公室後，赫伯看看整個辦公室，看到沒有人注意到他，便拿起電話，打了三個電話。第一個是給他母親的，第二個是約人在一個自助餐廳見面的，第三個是打給樓下房地產公司的。

放下電話後，他拉開辦公桌中間的屜，拿出一疊空白收據，這是他上個月從一家運輸公司來的，這個公司下午又要送債券來。

赫伯開始在空白收據上填寫。中午時，赫伯差不多填寫完了那些假收據，把它們又放回中間的屜鎖上，然後穿上外套，戴上帽子。

他下電梯，走到街上，快步走過五條街，走到一家小自助餐館，他選了幾樣食物，端著盤子來到兩個男人身旁。兩個男人一個很瘦小，一個很魁梧。

赫伯稱他們為斯通先生和布朗先生，他們是黑社會外圈的人物，赫伯花了三個星期在紐約的酒吧裡找到的。

吃午飯的時候，赫伯解釋了叫他們來的原因，當他提到金錢的數目時，那兩個人吃驚地互相望望。

赫伯說:“不管怎麼說，這事情沒有一點危險，計劃得非常周密。”他探過身，說出了他的計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