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冷漠

如果出现文字缺失，格式混乱请取消转码/退出阅读模式

楊元元的死讓我非常震驚，震驚於我們有諸多的不同，但都面臨一個共同的難題，更震驚於我們在這個共同的難題下那些飄渺的相似之處。

不管怎樣，我認為自殺是一個體面的死法。自殺，在某種程度上總是自己作出的選擇。用她的理解來說就是:人可以被毀滅，但不能被打敗。當生命的尊嚴不再的時候，用以對抗這種“不再”的最好方法——或者說唯一的方法——無疑是自我毀滅。相比於漸漸老去，相比於漫無目的，我們為何不可以對自殺給一點溢美之詞，誰在面對“死”的時候不需要一股極其強大的勇氣，在死亡面前，我們沒有任何一個人會顯得崇高，特別當生和死都同樣艱難的時候。

題目雖然叫“面對冷漠”但我不想過多的討論誰冷漠的問題，中國人大多數都冷漠，只不過上海人把它推到了極致，一個同樣處於社會底層的宿舍管理阿姨，可能只不過因為她是上海人，就可以趾高氣揚，對“人”不屑一顧。面對鮮活的生命的時候，他們冷漠，面對生命的消逝，他們同樣冷漠。在這個社會上，一個人的離去，沒有人會沒有責任。但事後的發展來看，沒有人對一個生命的逝去表示悲痛。這種情況就叫做冷漠。

我一直在心裡發誓，打死不去北京、上海。我在一個小城市都活得如此艱難，更別說去上海，去了，我只會步楊元元的後塵。對於楊元元對北京上海的態度是我一定要批評她的地方，何苦這樣，中國又不止北京上海，世界更不止北京上海，為什麼不去向往巴黎紐約，而死盯著區區北京上海。在一次看電視節目的時候，主持人問一個女士（此女士多半是上海人）對釣魚執法的看法，她說，黑車猖獗，一定要嚴打，不然跟上海建設國際化大都市不協調。我當時就想，如果上海人都這麼想，要靠釣魚執法這樣的政治暴力去建設國際化大都市，別說一百年，一千年都不行。定義黑車是政府行為，它有能力把一部分車定義為黑車，它也完全有能力把所有車定義為黑車。我的意思是說，面對一個生命的逝去表示冷漠，也完全可能面對任何生命的逝去同樣的冷漠。

面對生命的逝去，我的表現也是那樣的冷漠。我不會去思考她為什麼會死，也不會去思考她為什麼要這樣死，更不會思考她的死能給我——以及我們——帶來什麼樣的意義。我只會著於我自身，這也說明了我自私並且十足虛偽。

我和楊元元所有的相似之處可以歸納為一點:貧窮以及作為貧者的自尊及自卑。我懵懵懂懂在農村活到18歲，又懵懵懂懂到南京讀了大學，最後懵懵懂懂在一種放的狀態下生存了5年——楊元元是8年，從一種物質的貧乏在意外或者不意外的情形下走到了神的赤貧。而楊元元從小成績優異，有理想有抱負，是她把成功的慾望因貧窮放大得太過強烈，竟不似我這樣苟且偷生。

跟她相比，我更有理由自殺。人家是名牌大學畢業，而且正讀研究生，有一個讀博士的弟弟，相比之下，我算個。人家都自殺了，我還活著丟人現眼。人家把母親帶在身邊8年（對於這一點，我最想不清楚，這是因為什麼），而我把老父老母丟在農村不聞不問，還總是找各種藉口，我沒有工作，沒有錢，自己都養不活，我慚愧不慚愧，我這樣的人自殺都汙衊了這個字眼，我應該被車撞死。但我沒有被撞死，不知道為什麼，可能是因為我這段時間很少出門。

人家在這8年裡努力著，抗爭著，考上研究生就是最好的證明，能讀武漢大學，能在畢業多年後考上研究生，你能說她沒有能力。而反觀我，成天長吁短嘆，眼高於頂，一副無可奈何的模樣，但我真正努力過嗎，一干工作，總是在心裡嫌棄這些工作沒有前途，掙不到錢，但為了活著總是週而復始幹著這些工作，一想到創業，在錢面前總是偃旗息鼓，一副英雄陌路的頹廢，一想到朋友，總覺得朋友們會幫助我，不會看著我走上不歸路，但我自己何嘗對朋友表示過一點關心和熱情，我的孤獨傷害了我，也傷害了別人，一提到社會，總說這個社會不公，但誰又表示過，他知道“公平”二字是咋寫的。

我沒有自殺是因為我認為我不配自殺，我只配像屎一樣地活著。

也許是她對“死”太，我不知道她在這麼長一段時間有沒有真切受到“死亡”存在的必要和真實，也許沒有，所以當死亡這個詞佔據腦海時才會那麼強烈地噴湧而出。而我，不得不承認，在這五年裡，很多時候我都想到了死，不管是在記裡，詩歌裡，小說裡無不充斥著我對死亡的恐懼和嚮往的幻象，也許正因為這種長久的情宣洩，使我對死亡不再到強悍的衝擊力，但它也足夠打垮我的意志使我變得更加消極——不知道可不可以把它叫做慢自殺——但它事實上也並不比我想要活下去的願望更強烈。沒有跡象表明她有沒有一種對死亡的那種情宣洩的途徑，她沒有朋友（我也沒有）可以情，不知道她寫不寫記，也許她突然就想到了死，並突然就付諸實際，本沒給自己多少思考的時間，如果讓她再選一次的話，我想她是應該會選擇活下去的，都撐到30歲了，又何必不再撐幾年。

她有一個弟弟，我也有一個弟弟，她為她弟弟謀劃未來，不幸的是，我也在做同樣的一件事情。所不同的是，我弟弟剛進大學校園，而且我估計他也不大可能考得上北大的研究生。我想說的是，也許她和我一樣也對弟弟表示莫大的愧疚，所不同的是，她弟弟把這種來自姐姐的愧疚統統接受了下來。

因為我第一次知道這個消息是在《南方週末》，南方週末在文章裡隱去了她弟弟的真實名字，他姐姐為他，為他母親，為這個家付出了自己的生命，居然換不回在一篇文字報道里顯示自己的真實名字。後來，我到網上搜，看到很多對這個北大博士弟弟的指責，不管怎樣，我相信其中一部分。我不能理解他出於何種理由，但我不得不遺憾地表示，這個北大博士已經被“打敗”了，即便他還沒有毀滅。所以，多說他無益。

楊元元的個人格上可能有缺陷，這個缺陷是指她不能融入這個社會的缺陷——這些缺陷我也同樣具備，這也是我們倆人生軌跡有相似地方的合理解釋。作為個體存在，她有任何缺陷都是可以理解的，但作為社會單元的“人”有些缺陷卻可以導致毀滅。她到死都沒談過戀愛，這不能不讓我破口大罵，那些憐香惜玉的男人都死哪兒去了，是不是都死到女的上去了。也許是因為她格上的原因，也可能是因為她母親的原因，她居然找不到一段情，要是沒有這個原因，她原本可以找到一段真摯的情，那麼一切都得重寫。楊元元更應該是一個像“女人”的女人:孝順，自強，自尊，有能力，這些是現代社會很多女人缺失了的東西，而她畢竟都擁有了。難道靠這些換不來一份愛情，僅僅是因為她身邊有一個老母親。這個社會女人沒錢並不是一件多麼不幸的事情，男人沒錢更應該到不幸，而不幸的是，我恰恰就是男人，這是我和楊元元最大也最本的區別。所以，任何對我的指責我都無法辯駁，而楊元元本可以不必這樣。

我們在這個社會活著已經夠不幸的了，然而，我們還窮得一無是處，我思索楊元元的不幸，就像思索我自己的不幸一樣，她的這些不幸，無疑在逐漸地疊加到我身上。這些不幸逐漸形成我模糊的前景，而更為不幸的是，我和她擁有一樣的姓氏，我也姓楊。這最後一點無關緊要，只不過更加堅定了我站在楊元元一邊的勇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