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金瓶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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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在現代的中國人，尤其是中國內地的普通讀者，一般都讀過《紅樓夢》，甚至是讀過。一般也會知道有一部先於《紅樓夢》的《金瓶梅》，卻直到20世紀80年代以前，仍難以讀到這部書。

我個人也是先讀了《紅樓夢》，才讀到《金瓶梅》的。這兩部鉅著，有其相似之處，它們從《三國演義》、《水滸傳》、《西遊記》那種為帝王將相、英雄豪傑、神佛仙人樹碑立傳的長篇小說格局中突破了出來，將筆墨濃塗重染地奉獻給了“名不見經傳”的“史外”人物，展現出一幕幕俗世的生活景象，充滿了前述那幾本“英雄史詩”裡罕見的關於“飲食男女”生活方式的微刻畫。人物不再是線條的皴染，而是工筆畫似的鬚眉細勒，而且極為注重人物語言的鋪排，往往通過生猛鮮活的格語言，使書中人物跳脫紙上，令讀者過目難忘，掩卷如鄰。

但讀過《金瓶梅》後，我一方面得知《紅樓夢》在藝術技法上深受它的影響，另一方面，卻又深刻地意識到，這兩部鉅著有著重大的區別。那區別主要還不是前者展現的是土財主和市井小民乃至地痞氓的生活風貌，而後者主要是表現鐘鳴鼎食、世代簪纓的貴族之家的盛衰程。那重大的區別在於，《紅樓夢》的創作者在敘述文本中充滿了焦慮，貫穿著努力從“生活原態”裡昇華出哲思的“形而上”痛苦，整部書籠罩著濃郁的悲劇情懷和漫彩。因此，我們雖然在閱讀的過程中會產生若干解讀上的困惑，但一定會多多少少體味到那文本中所蘊含的獨創思想的魅力，如“女兒是水做的骨，男子是泥做的骨”以及“意”說，等等。《金瓶梅》的文本卻全然異趣，它固然也用了一些諸如“因果報應”、“惡有惡報”之類的“思想”包裝，但究其實，它卻基本上沒有什麼“形而上”的追求。因此，體現於敘述風格，便是非常之平靜，沒有焦慮和沉重，沒有痛苦和漫，要論“現實主義”它不僅遠比《三國演義》、《水滸傳》“夠格”也比《紅樓夢》更“嚴格”讀《金瓶梅》，我們往往會產生出一種驚異，我把這種驚異稱之為“文本驚異”研究《金瓶梅》的“金學”之盛，不亞於“紅學”已是成果累累，我也涉獵一些。但依我看來，仔細研究《金瓶梅》這個“文本特點”的，卻還不多。

對於《金瓶梅》，一般人對之興趣的，毋庸諱言，是裡面為數不少的描寫，那確實是直到放肆程度的情文字，《紅樓夢》裡也有描寫，但處理上或含蓄而不失美，或雖鄙卻點到為止，並都為塑造人物而設，沒有賣招睞之意。《金瓶梅》產生的時代(最早的刻本出現在明萬曆年間)，因為皇帝公開徵求藥，達官貴人更荒無恥“房中術”成為最大的時髦，一時風甚熾，影響到民間社會，直達底層，不僅行為相當地“解放”戲曲演唱乃至茶肆說書，包括野史小說，直到市俗俚語，在表現行為上也相當地“沒遮攔”《金瓶梅》在這方面的“成就”放在那樣的大背景中，算不得具有獨創，因此，我以為一般論者(學專家例外)對此書的情描寫評價不高，乃至多予詬病，是可以理解的。

不過，把《金瓶梅》裡的描寫全看作著書人招攬觀者的“噱頭”那又不對了。《金瓶梅》的構思十分巧妙，它從《水滸傳》裡“武松殺嫂”一節衍化出來，西門慶通過王婆拉縴勾引了潘金蓮，潘金蓮用藥毒死了親夫武大，武松得知後追殺西門慶，在《水滸傳》裡是武松在獅子樓上殺死了西門慶，《金瓶梅》卻告訴我們武松是錯殺了他人，並被髮配，西門慶把潘金蓮娶進了他家，當了第五房小老婆，於是由此展開了對西門慶這個惡霸的全方位描寫。其中，佔最大篇幅的，是他的生活，他不僅周旋於六房妾之間，還勾引僕婦媽，養外遇，宿青樓，乃至於潛入貴婦人臥房盡興樂。有人統計，西門慶在書中幾乎與20個女發生了關係，在關於西門慶“史”的生動而細膩的描寫中，《金瓶梅》由此輻出了關於那個時代的豐富而具體的人際存在與相互傾軋，並且常常有超出歷史學、社會學、倫理學、心理學、學意義的人開掘，顯示出此書作為長篇小說的獨特的美學價值。或許這個價值不是作者有意識向我們提供的，但卻是客觀存在。

《金瓶梅》這一書名，可以理解成“金的花瓶裡著梅花”但絕大多數讀者都認同於這書名裡概括著全書三位女主角的解釋“金”是潘金蓮“瓶”是李瓶兒“梅”是龐梅。相對而言，李瓶兒可能是更能引起讀者興趣的一位女，因為在她和西門慶的關係裡，有著超越慾的愛情。西門慶這一縱慾狂人，也因在與她的愛情中顯示出了人中的溫柔、寬容與善意，從而更有血有，更具認知內涵。潘金蓮的形象，作為無時無刻不思縱慾的一個“存在”未免失之於“單純”但她的格，卻是刻畫得最活靈活現，凸現紙面，令人難忘的。龐梅是在全書後五分之一的篇幅裡，才升為“重頭人物”的，這是一個比潘金蓮和李瓶兒都更復雜的藝術形象，她表面上有時非常“正經”骨子裡卻比潘金蓮更加蕩無度。她的復仇手段，或直截了當而且殘酷至極，或曲折隱蔽如軟刀子割心。她對西門慶女婿陳經濟的追求，怪異而執著，變態而寬容，折出那個“世風下”的市民社會對傳統禮教的公然蔑視與無情“解構”《金瓶梅》是以寫西門慶一家的食生涯為主的，但《金瓶梅》確實又並不是一部“唯”的小說，尤其不能因為其中有情文字，便定為“情小說”、“書”、“黃書”因為它有大量的篇幅，展現著西門慶家門外廣泛而雜駁的社會生活。這部託言宋朝故事其實是表現明代社會生活的小說，把大運河的南北匯點一帶的商貿盛況，市廛車輻，滾滾紅塵，描繪得光怪陸離、栩栩如生，特別是書中幾次酣暢淋漓地描寫了清河縣中的燈節盛況，那種世俗生活的“共享繁華”顯示出一種超越個人悲歡恩怨的人間樂趣。不管作者本人是否有那樣的寓意，善思的讀者或者從中可以悟出，不管人世間有多麼多的苦難、陰謀、殘暴、荒、墮落、沉淪，畢竟冥冥中還存在著某種推進人世發展的“規律之手”因而人世中的“階段文明”即便不可避免地含有不公正乃至汙垢陰穢，個體生命仍應保持對生命的珍視，這珍視裡包括著對俗世生活瑣屑樂趣的主動享有。

《金瓶梅》的描寫空間，越過了一縣一府，直接寫到京都，寫到豪門，寫到宮廷，一直寫到皇帝本人。有研究者考證出，此書是刻意影明嘉靖朝的政治黑暗。因為此書寫作時，已在嘉靖死後，那時嘉靖寵臣嚴嵩及其兒子嚴世蕃已被斥逐誅殺，所以著者可得以放手影他們的權行為，表現他們如何賣官鬻爵，收賄納兇，豢養鷹犬，魚黎民，敗壞世風，製造人禍。據考，書中的蔡京、蔡攸父子，便是用來影嚴嵩、嚴世蕃的。其實，書中所寫的那種官場黑暗、稅吏腐敗、官商勾結、靡成風，並非只是“前朝”的“繪影”也是“如今”的白描，從這一點上來說，《金瓶梅》也是一部“膽大妄為”的“政治小說”有的論家從這一點上格外肯定《金瓶梅》的價值。不過，我以為通觀全書，這一因素終究還只能算是《金瓶梅》這棵大樹上的一個枝丫，就“全樹”而言，市井生活與食之事，畢竟還是主要的枝葉，並且參差披拂，蔥鬱蓊翳。

回過頭來，我還是要強調《金瓶梅》那令人驚異的文本，為什麼在那個理想暗淡、政治腐敗、特務橫行、法制虛設、拜金如狂、人慾橫、道德淪喪、人際疏離、炎涼成俗、背叛成風、雅萎俗漲、寡廉鮮恥、萬物標價、無不可售的人文環境裡，此書的作者不是採取拍案而起、義憤填膺、“替天行道”、“復歸正宗”等敘述調式，更不是以理想主義、漫情懷、昇華哲思、魔幻寓言的敘述方略，而是用一種幾乎是徹底冷靜的“無是無非”的純粹作“壁上觀”的鬆弛而隨意的筆觸，來娓娓地展現一幕幕的人間黑暗和世態奇觀此書的作者究竟是誰學術界眾說紛紜而尚難歸一。或許此書的成書過程中確有多人多手參與，從其“擬話本”的風格上看，可能也是當時茶肆酒樓說書人的一個時髦的“保留節目”眾多的參與創作者可能都在其故事裡加進了一些“訓誡”但那些牽強附會的生硬“訓誡”完全不能融合於故事與人物，只是一些“套話”乃至於顯得“累贅”多餘。為什麼經過“蘭陵笑笑生”歸總刻印，仍不見“起”這究竟是因為所有參與創作者都缺乏“思想高度”還是因為，就小說創作的內在規律而言，像《紅樓夢》那樣充滿敘述焦慮，洋溢著理想光芒與漫情懷固然是一種很好的敘述方式，而《金瓶梅》式的“冷敘述”並且是達到七穿八達、玲瓏剔透、生猛鮮活、濃滋厚味的“純客觀敘述”也是一種在美學上可能具有相當價值的敘述方略呢我們可能更樂於公開地表達對《紅樓夢》的賞，而吝於表達閱讀《金瓶梅》時所獲得的審美愉悅，這可能與我們所處的時代和大人文環境有關。其實，拋開其他方面不論，《金瓶梅》在駕馭人物對話的語言功力上，往往是居《紅樓夢》之上的。我們所津津樂道的“紅語”如“捨得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

“千里搭長棚，沒有個不散的筵席”

“不當家花花的”

“打旋磨兒”、“前人撒土了後人的眼”等等，都在《金瓶梅》裡嫻而當地運用過的。《紅樓夢》在20世紀後半葉的中國內地，已經獲得了可以說是幾無異議的至高評價，但是《金瓶梅》卻直到20世紀末，才終於能被一般成年讀者正常閱讀，學界也才有可能更加開放地進行研究。我這裡便對學界，當然也兼及一般的讀者，提出這樣一個課題，就是請回答，當一個時代裡的一個作家，他實在無法昇華出理想與哲思時，他便使用《金瓶梅》式的文本，微而生動地描摹出他所悉的人間景象和生命現象，在語言造詣上更達到出神入化的鮮活程度，我們是應當容忍他呢，還是一定要嚴厲地止他，乃至恨不能將他的著作“扼殺在搖籃中”當然，《紅樓夢》是一部不僅屬於我們民族，更屬於全人類的文學瑰寶。那麼，比《紅樓夢》早二百年左右出世的《金瓶梅》呢我以為也是一部不僅屬於我們民族，也更屬於全人類的文學鉅著。而且，在未來的子裡，我們有可能更深刻地意識到這一點，尤其是，有可能悟出其文本構成的深層機制，以及時代與文學、環境與作家間互制互動的某種複雜而可尋的規律，從而由衷地發出理解與諒解的喟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