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二十一歲那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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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乞求上帝不過是在和我開著一個臨時的玩笑——在我的脊椎裡裝進了一個良的瘤子。對對，它可以長在椎管內，但必須要長在軟膜外，那樣才能把它剝離而不損壞那條珍貴的脊髓。

“對不對，大夫？”

“誰告訴你的？”

“對不對吧？”大夫說:“不過，看來不太像腫瘤。”我用目光在所有的地方寫下“上帝保佑”我想，或許把這四個字寫到千遍萬遍就會贏得上帝的憐憫，讓它是個瘤子，一個善意的瘤子。要麼乾脆是個惡毒的瘤子，能要命的那一種，那也行。總歸得是瘤子，上帝！

朋友送了我一包蓮子，無聊時我撿幾顆泡在瓶子裡，想:賭不賭一個願？——要是它們能發芽，我的病就不過是個瘤子。但我戰戰兢兢地一直沒敢賭。誰料幾天後蓮子竟都發芽。我想好吧我賭！我想其實我壓兒是傾向於賭的。我想傾向於賭事實上就等於是賭了。我想現在我還敢賭——它們一定能長出葉子！（這是明擺著的。）我每天給它們換水，早晨把它們移到窗臺西邊，下午再把它們挪到東邊，讓它們總在陽光裡；為此我抓住欄走，扶住窗臺走，幾米路我走得大汗淋漓。這事我不說，沒人知道。不久，它們長出一片片圓圓的葉子來。

“圓”又是好兆。我更加周到地侍候它們，坐回到上氣吁吁地望著它們，夜裡醒來在月光中也看看它們:好了，我要轉運了。並且忽然注意到“蓮”與“憐”諧音，畢恭畢敬地想:上帝終於要對我發發慈悲了吧？這些事我不說沒人知道。葉子長出了瓶口，閒人要去摸，我不讓，他們硬是摸了呢，我便在心裡加倍地祈禱幾回。這些事我不說，現在也沒人知道。然而科學勝利了，它三番五次地說那兒沒有瘤子，沒有沒有。果然，上帝直接在那條嬌的脊髓上做了手腳！定案之，我像個冤判的屈鬼那樣瘋狂地作亂，掙扎著站起來，心想幹嗎不能跑一回給那個沒良心的上帝瞧瞧？後果很簡單，如果你沒摔死你必會明白:確實，你幹不過上帝。

我終躺在上一言不發，心裡先是完全的空白，隨後由著一個死字去填滿。王主任來了。（那個老太太，我永遠忘不了她。還有張護士長。八年以後和十七年以後，我有兩次真的病到了死神門口，全靠這兩位老太太又把我搶下來。）我面向牆躺著，王主任坐在我身後許久不說什麼，然後說了，話並不多，大意是:還是看看書吧，你不是愛看書嗎？人活一天就不要白活。將來你工作了，忙得一點時間都沒有，你會後悔這段時光就讓它這麼白白地過去了。這些話當然並不能打消我的死念，但這些話我將受用終生，在以後的若干年裡我頻繁地對死神抱有過熱情，但在未死之前我一直記得王主任這些話，因而還是去做些事。使我沒有去死的原因很多（我在另外的文章裡寫過）“人活一天就不要白活”亦為其一，慢慢地去做些事於是慢慢地有了活的興致和價值。有一年我去醫院看她，把我寫的書送給她，她已是滿頭白髮了，退休了，但照常在醫院裡從早忙到晚。我看著她想，這老太太當年必是心裡有數，知道我還不至去死，所以她單給我指一條活著的路。可是我不知道當年我搬離7號後，是誰最先在那兒發現過一團電線？並對此作過什麼推想？那是個秘密，現在也不必說。假定我那時真的去死了呢？我想找一天去問問王主任。我想，她可能會說“真要去死那誰也管不了”可能會說“要是你找不到活著的價值，遲早還是想死”可能會說“想一想死倒也不是壞事，想明白了倒活得更自由”可能會說“不，我看得出來，你那時離死神還遠著呢，因為你有那麼多好朋友”友誼醫院——這名字叫得好。

“同仁”

“協和”

“博愛”

“濟慈”這樣的名字也不錯，但或稍嫌冷靜，或略顯張揚，都不如“友誼”聽著那麼平易、親近。也許是我的偏見。二十一歲末尾，‮腿雙‬徹底背叛了我，我沒死，全靠著友誼。還在鄉下隊的同學不斷寫信來，軟硬兼施勸罵並舉，以期起我活下去的勇氣；已轉回北京的同學每逢探視必來看我，甚至非探視他們也能進來。

“怎麼進來的你們？”

“咳，閉上一隻眼睛想一會兒就進來了。”這群過隊的，當年可以憑一張站臺票走南闖北，甭擔心還有他們走不通的路。那時我搬到了加號。加號原本不是病房，裡面有個小樓梯間，樓梯間棄置不用了，餘下的地方僅夠放一張，雖然窄小得像一節煙囪，但畢竟是單間，光景固不可比十級，卻又非十一級可比。這又是大夫護士們的一番苦心，見我的朋友太多，都是少男少女難免說笑得不管不顧，既不能影響了別人又不可剝奪了我的快樂，於是給了我9。5級的待遇。加號的窗口朝向大街，我的緊挨著窗，在那兒我度過了二十一歲中最愜意的時光。每天上午我就坐在窗前清清靜靜地讀書，很多名著我都是在那時讀到的，也開始像模像樣地學著外語。一過中午，我便直著眼睛朝大街上眺望，尤其注目騎車的年輕人和5路汽車的車站，盼著朋友們來。有那麼一陣子我暫時忽略了死神。朋友們來了，帶書來，帶外面的消息來，帶安和歡樂來，帶新朋友來，新朋友又帶新的朋友來，然後都成了老朋友。以後的多少年裡，友誼一直就這樣在我身邊擴展，在我心裡深厚。把加號的門關緊，我們自由地嬉笑怒罵，毫無顧忌地議論世界上所有的事，高興了還可以輕聲地唱點什麼——陝北民歌，或隊知青自己的歌。晚上朋友們走了，在小檯燈幽寂而又喧囂的光線裡，我開始想寫點什麼，那便是我創作慾望最初的萌生。我一時忘記了死，還因為什麼？還因為愛情的影子在隱約地晃動。那影子將長久地在我心裡晃動，給未來的子帶來幸福也帶來痛苦，尤其帶來情，把一個絕望的生命引領出死谷。無論是幸福還是痛苦，都會成為永遠的珍藏和神聖的紀念。

二十一歲、二十九歲、三十八歲，我三進三出友誼醫院，我沒死，全靠了友誼。後兩次不是我想去勾結死神，而是死神對我有了興趣。我高燒到40多度，朋友們把我抬到友誼醫院，內科說沒有護理截癱病人的經驗，柏大夫就去找來王主任，找來張護士長，於是我又住進神內病房。尤其是二十九歲那次，高燒不退，整天昏睡、嘔吐，差不多三個月不敢聞飯味，光用血管去喝葡萄糖，血壓也不安定，先是低壓升到120接著高壓又降到60，大夫們一度擔心我活不過那年冬天了——腎，好像是接近完蛋的模樣，治療手段又像是接近於無了。我的同學找柏大夫商量，他們又一起去找唐大夫:要不要把這事告訴我父親？他們決定:不。告訴他，他還不是白著急？然後他們分了工:死的事由我那同學和柏大夫管，等我死了由他們去向我父親解釋；活著的我由唐大夫多多關照。唐大夫說:“好，我以教學的理由留他在這兒，他活一天就還要想一天辦法。”真是人不當死鬼神奈何其不得，冬天一過我又活了，看樣子極可能活到下一個世紀去。唐大夫就是當年把我接進十號的那個女大夫，就是那個步履輕盈溫文爾雅的女大夫，但八年過去她已是兩鬢如霜了。又過了9年，我第三次住院時唐大夫已經不在。聽說我又來了，科裡的老大夫、老護士們都來看我，問候我，誇我的小說寫得還不錯，跟我敘敘家常，惟唐大夫不能來了。我知道她不能來了，她不在了。我曾搖著輪椅去給她送過一個小花圈，大家都說:她是累死的，她肯定是累死的！我永遠記得她把我進病房的那個中午，她貼近我的耳邊輕輕柔柔地問:“午飯吃了沒？”倏忽之間，怎麼，她已經不在了？她不過才五十歲出頭。這事真讓人啞口無言，總覺得不大說得通，肯定是誰把邏輯擺錯了。

但願柏大夫這一代的命運會好些。實際只是當著眾多病人時我才叫她柏大夫。平時我叫她“小柏”她叫我“小史”她開玩笑時自稱是我的“私人保健醫”不過這不像玩笑這很近實情。近兩年我叫她“老柏”她叫我“老史”了。十九年前的深秋，病房裡新來了個衛生員，梳著短辮兒，戴一條長圍巾穿一雙黑燈絨鞋，雖是一口地道的北京城裡話，卻滿身滿臉的鄉土氣尚未退盡。

“你也是隊的？”我問她。

“你也是？”聽得出來，她早已知道了。

“你哪屆？”

“老初二，你呢？”

“我六八，老初一。你哪兒？”

“陝北。你哪兒？”

“我內蒙。”這就行了，全明白了，這樣的招呼是我們這代人的專利，這樣的問答立刻把我們拉近。我料定，幾十年後這樣的對話仍會在一些白髮蒼蒼的人中間免費，仍是他們之間最親切的問候和最有效的溝通方式；後世的語言學者會煞費苦心地對此作一番考證，正兒八經地寫一篇論文去得一個學位。而我們這代人是怎樣得一個學位的呢？十四五歲停學，十七八歲下鄉，若干年後回城，得一個最被輕視的工作，但在農村呆過了還有什麼工作不能幹的呢，同時學心不死業餘苦讀，好不容易上了個大學，畢業之後又被輕視——因為真不巧你是個“工農兵學員”你又得設法摘掉這個帽子，‮試考‬‮試考‬‮試考‬這代人可真沒少‮試考‬，然後用你加倍的努力讓老的少的都服氣，用你的實際水平和能力讓人們相信你配得上那個學位——這就是我們這代人得一個學位的典型途徑。這還不是最坎坷的途徑。

“小柏”變成“老柏”那個衛生員成為柏大夫，大致就是這麼個途徑，我知道，因為我們已是多年的朋友。她的丈夫大體上也是這麼走過來的，我們都是朋友了；連她的兒子也叫我“老史”閒下來細細去品，這個“老史”最令人羨慕的地方，便是一向活在友誼中。真說不定，這與我二十一歲那年恰恰住進了“友誼”醫院有關。

因此偶爾有人說我是活在世外桃源，語氣中不免了一點譏諷，彷彿這全是出於我的自娛甚至自欺。我頗不以為然。我既非活在世外桃源，也從不相信有什麼世外桃源。但我相信世間桃源，世間確有此源，如果沒有恐怕誰也就不想再活。倘此源有時弱小下去，依我看，至少譏諷並不能使其強大。千萬年來它作為現實，更作為信念，這才不斷。它源於心中再入心中，它施於心又由於心，這才不斷。其強大，舍心之虔誠又向何求呢？

也有人說我是不是一直活在童話裡？語氣中既有讚許又有告誡。讚許並且告誡，這很讓我信服。讚許既在，告誡並不意指人們之間應該加固一條防線，而只是提醒我:童話的缺憾不在於它太美，而在於它必要走進一個更為紛繁而且嚴酷的世界，那時只怕它太嬌。

事實上在二十一歲那年，上帝已經這樣提醒我了，他早已把他的超級童話和永恆的謎語向我略端倪。

住在四號時，我見過一個男孩。他那年七歲，家住偏僻的山村，有一天傳說公路要修到他家門前了，孩子們都翹首以待好夢聯翩。公路終於修到，汽車終於開來，乍見汽車，孩子們驚訝兼著膽怯，遠遠地看。子一長孩子便有奇想，發現扒住卡車的尾巴可以威風凜凜地兜風，他們揹著父母玩得好快活。可是有一次，只一次，這七歲的男孩失手從車上摔了下來。他住進醫院時已經不能跑，四肢肌都在萎縮。病房裡很寂寞，孩子一瘸一瘸地到處竄；淘得過分了，病友們就說他:“你說說你是怎麼傷的？”孩子立刻低了頭，老老實實地一動不動。

“說呀？”

“說，因為什麼？”孩子囁嚅著。

“喂，怎麼不說呀？給忘啦？”

“因為扒汽車，”孩子低聲說“因為淘氣。”孩子補充道。他在誠心誠意地承認錯誤。大家都沉默，除了他自己誰都知道:這孩子傷在脊髓上，那樣的傷是不可逆的。孩子仍不敢動，規規矩矩地站著用一雙正在萎縮的小手擦眼淚。終於會有人先開口，語調變得哀柔:“下次還淘不淘了？”孩子很悉這樣的寬容或原諒，馬上使勁搖頭:“不，不，不了！”同時鬆了一口氣。但這一回不同以往，怎麼沒有人接著向他允諾“好啦，只要改了就還是好孩子”呢？他睜大眼睛去看每一個大人，那意思是:還不行嗎？再不淘氣了還不行嗎？他不知道，他還不懂，命運中有一種錯誤是隻能犯一次的，並沒有改正的機會，命運中有一種並非是錯誤的錯誤，（比如淘氣，是什麼錯誤呢？）但這卻是不被原諒的。那孩子小名叫“五蛋”我記得他，那時他才七歲，他不知道，他還不懂。未來，他勢必有一天會知道，可他勢必有一天就會懂嗎？但無論如何，那一天就是一個童話的結尾。在所有童話的結尾處，讓我們這樣理解吧:上帝為了錘鍊生命，將佈設下一個殘酷的謎語。

住在六號時，我見過有一對戀人。那時他們正是我現在的年紀，四十歲。他們是大學同學。男的二十四歲時本來就要出國留學，期已定，行裝都備好了，可命運無常，不知因為什麼大的一點事不得不拖延一個月，偏就在這一個月裡因為一次醫療事故他癱瘓了。女的對他一往情深，等著他，先是等著他病好，沒等到；然後還等著他，等著他同意跟她結婚，還是沒等到。外界的和內心的阻力重重，一年一年，男的既盼著她來又說服著她走。但一年一年，病也難逃愛也難逃，女的就這麼一直等著。有一次她狠了狠心，調離北京到外地去工作了，但是斬斷情卻不這麼簡單，而且再想調回北京也不這麼簡單，女的只要有三天假期也迢迢千里地往北京跑。男的那時病更重了，全身都不能動了，和我同住一個病室。女的走後，男的對我說過:你要是愛她，你就不能害她，除非你不愛她，可那你又為什麼要結婚呢？男的睡著了，女的對我說過:我知道他這是愛我，可他不明白其實這是害我，我真想一走了事，我試過，不行，我知道我沒法不愛他。女的走了男的又對我說過:不不，她還年輕，她還有機會，她得結婚，她這人不能沒有愛。男的睡了女的又對我說過:可什麼是機會呢？機會不在外邊而在心裡，結婚的機會有可能在外邊，可愛情的機會只能在心裡。女的不在時，我把她的話告訴男的，男的默然垂淚。我問他:“你幹嗎不能跟她結婚呢？”他說:“這你還不懂。”他說:“這很難說得清，因為你活在整個這個世界上。”他說:“所以，有時候這不是光由兩個人就能決定的。”我那時確實還不懂。我找到機會又問女的:“為什麼不是兩個人就能決定的？”她說:“不，我不這麼認為。”她說:“不過確實，有時候這確實很難。”她沉良久，說:“真的，跟你說你現在也不懂。”十九年過去了，那對戀人現在該已經都是老人。我不知道現在他們各自在哪兒，我只聽說他們後來還是分手了。十九年中，我自己也有過愛情的經歷了，現在要是有個二十一歲的人問我愛情都是什麼？大概我也只能回答:真的，這可能從來就不是能說得清的。無論她是什麼，她都很少屬於語言，而是全部屬於心的。還是那位臺灣作家三說得對:愛如禪，不能說不能說，一說就錯。那也是在一個童話的結尾處，上帝為我們能夠永遠地追尋著活下去，而設置的一個殘酷卻誘人的謎語。

二十一歲過去，我被朋友們抬著出了醫院，這是我走進醫院時怎麼也沒料到的。我沒有死，也再不能走，對未來懷著希望也懷著恐懼。在以後的年月裡，還將有很多我料想不到的事發生，我仍舊有時候默唸著“上帝保佑”而陷入茫然。但是有一天我認識了神，他有一個更為具體的名字——神。在科學的茫之處，在命運的混沌之點，人唯有乞靈於自己的神。不管我們信仰什麼，都是我們自己的神的描述和引導。

一九九一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