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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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元前222年，秦王國出動大軍，急攻遼東(遼寧省遼陽市)，生擒燕王國(首都襄平【遼寧省遼陽市】)國王(八任)姬喜(燕王國自前333年至前222年，共立國111年，至此滅亡)。

司馬光曰:“燕王國太子姬丹，不能忍一時忿，去冒犯如虎似狼的秦王國(首都咸陽【陝西省咸陽市】)，思慮不周，謀略膚淺，使燕國第一任國君召公的祭祀，突然中斷，這是一項大罪。竟然有人認為姬丹是一位賢才，未免過分。對一個國家領導人而言，主要的工作在於選拔有才幹的人擔任官職，把政治行為納入禮教範圍，以仁愛之心待人民，以信義之心待鄰邦，這樣才能使官員都是人才，幹部都可安分守己，人民都懷之情，鄰邦也願意親善。到了這種時候，國家自然安如磐石，發出火光，碰它的一定粉碎，撞它的一定被燒得焦頭爛額。雖然有強暴的敵人，也沒有害怕的理由。姬丹不走這條路，反而以一萬輛戰車的國家，用小偷大盜手段，去為他一個人洩憤。結果失敗身死，國家摧毀，難道沒有悲痛？雙膝跪地，匍伏而前，不是恭敬。對自己的承諾，全部履行，不是信義。送人金銀財寶，不是恩惠。自砍頭顱，自剖腹肚，不是勇敢。蓋只顧眼前，不管它的後遺症，不過是羋勝之輩(楚王國【首都郢城？湖北省江陵縣】十二任王平王羋棄疾，因霸佔兒子羋建的子，要殺羋建，羋建逃亡到鄭國【首都新鄭？河南省新鄭縣】，捲入鄭國一場內鬥，被鄭國格殺。當時尚在懷抱中的兒子羋勝，後來回到楚王國，要求復仇，得不到允許，發動政變，失敗喪生。)荊軻只為了酬報姬丹豢養的一點私情，竟不顧他的七族家屬，企圖用一尺八寸的小小匕首，使燕王國強大、秦王國衰弱，豈不是愚蠢無比。所以揚雄評論他時，認為:‘要離不過是一個蜘蛛角(要離，吳王國【首都吳城？江蘇省蘇州市】勇士，前514年，吳國王吳光派要離刺殺前王吳僚的兒子吳慶忌)，聶政不過一個壯士角，荊軻不過一個刺客角，都不能算是行義。’又說:‘荊軻，以君子的眼光看來，一個強盜而已！’確實如此。”司馬遷曰:“人們談論荊軻，總提到燕王國太子姬丹‘天雨粟’、‘馬生角’故事(傳說，姬丹在秦王國充當人質時，要求回國，他的老友嬴政不準，宣稱:“除非是烏鴉頭白，馬頭生角。”姬丹仰天長嘆，烏鴉竟然頭白，馬也長出角來)，太過誇張。又提到荊軻曾砍傷了嬴政，也不是事實。最初，公孫季功、董生，跟夏無且是好朋友，告訴我經過情形如此。自曹沫到荊軻，總共五個人(曹沫、專諸、豫讓、聶政、荊軻)，他們行義，或完成、或失敗，但他們的立場，光明磊落，不掩飾自己的志向，聲譽永垂後世，卻是真實事實。”對荊軻的評價，司馬光跟司馬遷，恰恰相反。司馬遷襟開朗，氣八荒。司馬光不過一個擁有萬貫家財的鄉村紳士，兢兢業業，謹謹慎慎，聽見一個鐵鍋掉到地上的聲音，都會嚇一大跳，唯恐那是一顆使他這個士大夫階層失去既得利益的核子彈。

時勢到了紀元前3世紀的70年代，秦王國併六國的力量，已達到巔峰，六國滅亡的條件已完全成，沒有荊軻的一擊，嬴政難道就饒了燕王國？如果一口咬定燕王國是因荊軻的一擊才亡的，不是白痴，便是栽贓。至於說荊軻為了私情，竟然不顧他的家族，司馬光更是在那裡信口開河。一擊而中，家族榮耀，一擊不中，國都亡了，家族受苦受難的，又何只荊軻？而且，問題不在家族不家族，而在荊軻的行為。儒家系統一直在教導人:以家族的利益為標準，去計算什麼事划得來，或什麼事划不來。以致若干“君子”在大庭廣眾間都表演得非常忠心報國，可是一旦回家，就變了模樣。

荊軻是為燕王國獻身，他不為一己利益，他如果為一己利益，早就跟揚雄一樣，關著門寫《法言》去了。揚雄是1世紀10、20年代高級知識分子，在他眼目中，新王朝是一個叛逆集團。可是面對叛逆集團，他不但沒有荊軻的勇氣，身而起，反而為了保護他的家族，接受叛逆集團的官位。而就在叛逆集團的官位上，詆譭荊軻是一個強盜。自己沒有道德勇氣，反而譏諷有道德勇氣的人，這種正人君子，佈滿官場，促使中國文化一天比一天墮落。

司馬光用一個最惡毒的詞彙形容荊軻，說姬丹“豢養”他，完全否定荊軻的人格，荊軻豈是金錢美女可以收買的？如果豢養的意義就是僱傭，司馬光可是宋王朝趙姓皇家豢養的文化打手，揚雄可是新王朝王姓皇家豢養的幫兇了。荊軻代表中國社會“士為知己者死”的俠義情，固然圖報知遇之恩，同時也向燕王國效忠，在荒郊訣別時，荊軻高聲悲歌:“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這是國家危機時，英雄豪傑們無可奈何的一次自殺的拯救，人生艱難唯一死，而荊軻從容赴死。悲壯蒼涼，千載之下，仍使人動容。竟有人坐在清風徐來的書桌之前，心曠神怡地說他:“豈不是愚蠢無比！”看起來，聰明人太多，正是中國苦難之源。

齊王國(首都臨淄【山東省淄博市東臨淄鎮】)亡國前夕，即墨(山東省平度市)城主晉見國王田建說:“齊王國土地有數千華里，戰士將近100萬。現在，三晉(魏、趙、韓)的官員們，不願接受秦王國統治，逃亡在阿邑(山東省東阿縣)、甄邑(山東省鄄城縣)之間的有好幾百人。大王如果把他們集結起來，給他們100萬戰士，叫他們收復故國疆土，即令臨晉關(陝西省大荔縣東)，也可以攻進去。鄢郢人士，不願接受秦王國統治，逃亡在首都臨淄城南的，也有好幾百人，大王把他們集結起來，給他們100萬戰士，使他們收復楚王國的故土，即令武關(陝西省商南縣東南)，也可以攻進去。如果這樣，齊王國的威望可以建立，秦王國可以消滅，豈僅只保持國家安全而已。”田建拒絕接受。

幸虧田建不採納這位即墨城主的意見，否則徒使人民受到更大的苦難。知識分子談論政治，往往跟趙括談論軍事一樣，千難萬難的千症萬結，信口發飆，都易如反掌。秦王國傾全國之力，可用之於戰場的，不過60萬。即墨城主卻要齊國王一下子給三晉官員100萬，一下子又給故楚人士100萬，好不熱鬧，不知道哪裡來的200萬？武裝部隊不由自己將領率領，卻給那些亡之徒，天下從沒有這種可能。而40餘年沒有經過嚴格訓練的軍隊，一旦投入戰場，面對百戰百勝的秦軍，恐怕又要勞動對方活埋降卒。即令稍稍勝利，要想一口氣打到咸陽(陝西省咸陽市)，又是一份美麗的紙上作業。齊王國唯一的生路是支持它的鄰邦抵抗強秦。事到如今，只剩下齊王國一個孤雛，即令玉皇大帝下凡，也無法挽救。40餘年目光短淺，必須付出40餘年目光短淺的代價。

紀元前221年，秦王國(首都咸陽【陝西省咸陽市】)大將王賁向齊王國(首都臨淄【山東省淄博市東臨淄鎮】)進發，突襲臨淄。齊王國軍民，沒有一人抵抗。秦軍承諾給齊王田建500華里土地，田建遂投降(前359年至前221年，齊王國立國139年，到此滅亡)。

秦王國對亡國之君，當然不履行承諾，改把田建放逐到共邑(河南省輝縣市)，軟在松柏樹林之中，衣食不繼，終於餓死。齊王國人民曾為他作了一首悼歌，表示對他信任外籍人士的不滿:“滿耳松樹的濤聲/滿目柏樹林/飢餓的時候不能吃/口渴的時候不能飲/誰使田建落得如此結局/是不是那些/圍繞著他的客卿大臣？”司馬光曰:“南北合縱和東西連橫的大戰略，雖然反覆百端，但明顯地可以看出，南北合縱，符合六國利益。最初，周王朝的君王，建立千萬封國，使他們通來往，相親相愛，用宴會增進情，用會盟加強團結。無他，只不過要他們同心合力，保衛國家。如果六國都能以信義互相親善，秦王國即令再為強大，怎麼能被它滅亡？三晉(魏、趙、韓)，是齊王國、楚王國(首都郢城【湖北省江陵縣】)的屏障，齊王國、楚王國，又是三晉的基，形勢上互相依靠，表面跟實質不可劃分。三晉攻齊楚，是自挖基，齊楚攻三晉，是自己動手拆毀屏障，天下竟有用拆毀屏障的手段，去向強盜獻媚，說:‘強盜愛我，不會攻我！’真是荒謬到了家。”司馬光這段評論中，讚揚蘇秦的大戰略:“南北合縱，符合六國利益。”似乎是了底。因司馬光和孟軻二位大亨，一向只談仁義，不談利益的，而今司馬光也不得不把國家利益列為第一。但他又主張“六國如果都能以信義互相親善”夫國與國之間，只有利益才能使他們永久結合。所謂信義，也必須建立在利益基礎之上。最大的信義往往是最大的利益，最大的利益往往也是最大的信義。團體的立場和個人的立場並不一樣，儒家學派一直在其中攪和不清，所以總是不斷地捉襟見肘，不能自圓其說。

紀元前221年，秦王國(首都咸陽【陝西省咸陽市】)已併六國，統一當時已知的世界，國王(六任)嬴政洋洋得意，自以為品德超過三皇(天皇、地皇、人皇)，功勳超過五帝，於是不再稱國王，改稱“皇帝”(這是“皇”和“帝”二字第一次結合，以後遂成為固定名詞，連續使用兩千年)。皇帝頒佈的文告稱“制”皇帝下達的命令稱“詔”(聖旨)，皇帝自稱“朕”(從前每個平民都自稱“朕”嬴政之後，只有皇帝才自稱“朕”人民只好自稱“我”了)；追尊老爹嬴異人(五任莊襄王)當太上皇(以後只有仍活著的老爹才稱“太上皇”)，下令說:“元首死了之後，所加的綽號(諡法)是兒子議論父親、臣屬議論君王，無聊透頂。從今天開始，廢除諡法。我是始皇帝，後世以數目字順序計算:二世、三世，以至於萬世，傳到無窮。”嬴政搞出了一大套個人崇拜的玩藝，諸如“制”、“詔”、“朕”、“皇帝”之類，說明他的智商平平，不過廢除諡法卻是一項真知灼見。諡法是儒家系統中最無聊的專門給死亡貴族起綽號的一種文字遊戲。可惜秦王朝瓦解後，諡法復活，直到20世紀清王朝末期，知識分子還樂此不疲，把人與人間的稱呼，搞得其亂如麻、烏煙瘴氣。

紀元前210年，秦王朝一任帝(始皇帝)嬴政，東巡國土，因身體不適，折回京師(首都咸陽【陝西省咸陽市】)，在中途逝世，幼子嬴胡亥篡奪帝位。把嬴政安葬驪山(陝西省臨潼縣東南)，墓極深，熔化銅汁，灌入地下，堵泉水，內部填滿奇物珍寶。又命工匠在各處裝置可以自動發的強弓，對接近的人，立即殺。墓中興建江河海洋，用水銀灌成小溪，設置機械使它動運轉。墓頂如同天空，星辰排列；墓底完全依照風水格局。凡是沒有生兒子的小老婆，全部驅入墓殉葬。棺木入土之後，有人提醒說，製造機械的工匠，可是知道怎麼破解的，一旦洩漏，仍有被掘被盜危險。於是，再把所有工匠驅入墓殉葬。

2100年後，嬴政先生的墳墓，開始從外圍被挖掘，水銀已涸，強弓已枯，專制帝王自認為鐵打的地下江山，成為虛話。迄今挖掘出土的，雖不過一小部分，但僅只充當嬴政衛士的“秦俑”已引起世界矚目。等到有一天，把嬴政本人的老骨頭挖出來，當另有一番啟示。而那麼多被活埋的美女，以及被謀殺的工匠，可以想像，他們在封閉的墓中掙扎哀號，而最後紛紛窒息倒地，屍體縱橫，千古含冤。人權被如此摧殘，帶給我們江海般悲憤。

秦王朝一任帝(始皇帝)嬴政在沙丘逝世時，遺命由太子嬴扶蘇繼位，而宦官趙高勾結宰相李斯，矯詔立嬴政的幼子嬴胡亥當太子，又矯詔譴責嬴扶蘇顢頇無能，賜死。

在趙高教唆下，嬴胡亥決心誅殺老爹最寵愛的將領蒙氏兄弟。嬴扶蘇的兒子嬴嬰勸阻說:“趙國王趙遷殺李牧而用顏聚，齊國王田建殺他數世的忠臣而用後勝，最後終於亡國。蒙家累世都是我們的重臣和智囊，陛下卻打算一次剷除。殺忠良而任用佞，後遺症是:在內使官員對政府失去信心，在外使將士們喪失鬥志。”嬴胡亥聽不進去，遂處決蒙毅、蒙恬。

《法言》曰:“或許有人問:‘蒙恬忠心耿耿，而仍冤死，忠心又有什麼用？’揚雄說:‘開山填谷，西起臨洮(甘肅省岷縣)，東接遼水(遼寧省遼陽市)，死傷狼藉。他的忠心不能抵消他的罪行。’”司馬光曰:“嬴政正在荼毒天下，而蒙恬接受驅使，他的殘暴，可想而知。然而，蒙恬深切瞭解當臣屬的本分，雖然沒有罪而被誅殺，而仍忠貞不移，不生二心，實在足以稱道。”秦王朝長城，西起臨洮，中經高闕(內蒙古烏拉特後旗)，東到遼東，全長約2400公里，是一個偉大而駭人的工程。但它由“秦王國長城”、“趙王國長城”、“燕王國長城”接連而成，並不是秦王朝從東築到西，從頭築到尾。蒙恬先生僅只從事接連工程而已，依當時三國長城位置計算，蒙恬興建的，不過三四百公里。嬴政統一中國後，各王國高級知識分子——諸如貴族們的食客和王室的皇親國戚，全都失業，而嬴政又特別垂青法家學派，以致失勢的儒家系統把他恨入骨髓，詬罵、誹謗，最後更索昧盡天良，誣陷栽贓，一口咬定嬴政和他的部屬蒙恬共同興建萬里長城，就是一個例證。

揚雄這個酸腐兼備的可憐秀才，大筆一揮，輕鬆地“西起臨洮，東接遼水”把2400公里的賬，全部扣到蒙恬頭上，這是一種下手段。然而，問題還在於，即令真的興築了2400公里長城，也是在為國家抵禦外侮，並不是蓋皇帝一個人玩樂的花園！蒙恬之忠，連司馬光都擊節讚歎，揚雄卻肆意誣衊，他這個人曾投降王莽，向王莽歌功頌德，依照儒家法則，可是一項嚴重的變節。自己詐，反而詆譭忠良。當他伏案撰寫《法言》時，不知道臉燒不燒？心跳不跳？何以司馬光硬把他搬上臺盤，讓他丟醜！

司馬光因蒙恬是嬴政的大將，而予以抨擊，說明六國反動的殘餘情緒，是如何的強烈。嬴政不比戰國時代其他國王更壞，何況他建立統一中國大業。統一大業如果是一種罪行，則司馬光一定贊成四分五裂、群雄割據了。宋王朝向西夏帝國用兵，向遼帝國用兵，豈不也是“荼毒天下”？何以不敢發一字抨擊趙家皇上。

在儒家系統中，秦王朝和嬴政成為罪惡箭靶，一有機會，不經過大腦，隨手就是一箭。

趙高害怕沙丘矯詔的陰謀被揭發，向二世皇帝嬴胡亥建議製造恐怖，使用最嚴厲的法條和最殘忍的手段，凡是有罪嫌的人，都擴大他們的案情，叫他們在口供中儘量說出他們親友的名字，逮捕那些親友後，再如法炮製，然後一網打盡，這樣就可以把重要大臣和重要皇族全部誅殺。嬴胡亥完全同意，於是，在法律外衣下，屠殺開始。任何大臣或王子，只要涉及到一件微小的事，就立即逮捕審訊，審訊時擴大打擊面。不久，12位王子在咸陽街頭被處決，10位公主在杜郵(陝西省西安市西境小鎮，白起死處)被車裂(五馬分屍)，家產全被沒收。

因口供中出現名字而被逮捕的人，更不可勝數。王子嬴將閭跟同母兄弟三人被囚在皇宮內院，最後才定罪。三人拔劍自刎。另一位王子嬴高想逃亡，但又怕家人被屠，只好上奏章請求賜死，嬴胡亥全部批准。

政治冤獄是恐怖政治中最極致的一種手段，把恐怖推向人生盡頭，中國傳統權力運作中，冤獄比屠殺更能發揮鎮壓功能。但有計劃地大規模推動，卻由嬴胡亥首開其端。我們不相信嬴胡亥全無人，只是無限權力使他的人喪失。這種人不會尊敬蒙恬之忠，只會嘲笑蒙恬之蠢。嬴將閭顯然跟嬴胡亥情至篤，所以才被囚內宮。最後審判已定，嬴將閭申訴他並未犯罪，當然不會發生作用，政治冤獄最大的特徵是:無罪不能無刑。不過，任何錯誤的決策和任何人為的罪惡，都有個終結，都要付出代價。只是誰也沒有嬴胡亥終結之和付出代價之，來得那麼迅雷不及掩耳。

紀元前208年，歷史上最早和最大一宗冤獄，在秦王朝政府演出。宦官趙高仗恃皇帝嬴胡亥對他的寵愛，專權橫行，各地變亂蜂起，宰相李斯頗為焦慮。趙高遂決定摧毀李斯，於是向嬴胡亥打小報告說:“當初沙丘密謀，李斯是重要角。而今陛下已即位皇帝，而宰相不過仍是宰相，他的願望很明顯，要陛下割給他土地，封他當王。另外，他的長子李由任三川郡長，故楚王國領土上的那群盜匪，像陳勝之，都是宰相家鄉鄰縣的子弟，雙方有濃厚的鄉情。所以盜匪公然橫行。經過三川城下，李由都不攻擊。”正巧，李斯與右相馮去疾、大將軍馮劫聯名上書，請求暫停阿房宮工程，削減邊防軍的輪調次數，減輕各種苛捐雜稅與苦役。嬴胡亥閱後，大怒若狂，下令逮捕三人。馮去疾與馮劫聞訊自殺，李斯不肯自殺，獨自到監獄報到，嬴胡亥任命趙高進行審判。趙高審判李斯，苦刑拷打達千餘次，李斯不堪刑求，只好承認罪狀(即現代的“突破心防”、“坦承不諱”等“自動招認”)，李斯所以自誣，因他自信他對國家的貢獻和他的辯才，終可以恢復清白，獲得昭雪。誣服之後，再上奏章，希望嬴胡亥醒悟赦免。奏章呈遞上去，當然先到趙高之手，趙高把它扔到垃圾堆裡，冷笑說:“囚犯有什麼資格表達意見！”然而也使他提高警覺，決定堵最後一個漏。於是派遣他部下十餘位門客，冒充皇家檢察官(御史)、宮廷禮賓官(謁者)、宮廷侍從(侍中)之類，宣稱奉皇上命令，複查李斯案情。李斯以為他的奏章發揮效力，據實回答。冒牌官員回報後，趙高責備李斯不肯合作，再加苦刑拷打。若干次之後，李斯畏懼痛苦，再有人來詢問時，只好繼續自誣。後來，有一天，嬴胡亥果然派遣親信前來複查，李斯無法辨識真假，不敢更改口供。嬴胡亥得到報告，謝上蒼說:“要不是趙高，幾乎被李斯出賣。”於是李斯被判處五刑(一、先在面上刺字。二、削鼻。三、砍下雙腳腳趾。四、用鞭捶死。五、斬首，剁成醬)，在咸陽街上斬(可能代替鞭死)。李斯死後，屠滅三族。

李斯被處決，不是中國歷史上第一件冤獄，但卻是中國歷史上最早和最大的一件冤獄。男主角竟是締造秦帝國的巨頭，擔任宰相30年，身兼法家學派鉅子。這場冤獄為中國政治冤獄政策立下典範，被以後兩千年間的暴君暴官謹慎奉行。最主要的手段是“誣以謀反”對有些人，如果不誣以謀反，簡直無法剷除。這頂鐵帽，即令是宰相也無力承當。以致發展到最後，甚至還有強臣指控君王謀反的怪事，它是一種銳利的誅殺武器，對宰相固可以使用，對君王同樣可以使用，對手無寸鐵的文化人跟平民，其效更是如神。

次要的手段是“苦刑拷打”它除了摧毀體的抵抗力外，還同時摧毀對手的尊嚴。於是產生了“攻破心防”、“自動招認”、“坦承不諱”等專業術語，鐵帽遂成為孫悟空頭上的金箍，怎麼拿都拿不掉。李斯自恃他的忠心和辯才，趙高何嘗不知道李斯忠心！至於辯才，李斯的奏章即令到了嬴胡亥面前，也不能救他一命。從奏章上看，秦王朝的建立，彷彿李斯一手完成，那麼，置嬴政於何地？專制封建政體下，天下只有一個人才，就是“領袖”功歸於上，或許還可自保；功歸於己，縱在平時也會招禍，何況縲紲之中？李斯對官場如此陌生，30年宰相，可是白乾。即令不會起反，嬴胡亥成見已深，豈會採信一個囚犯的一面之詞？哪一個囚犯不喊冤枉？誰敢推翻案卷裡調查所得的“確鑿”證據？嬴胡亥真想了解真相，何必派人複查？和李斯親自面對就行了，但嬴胡亥豈是肯面對之人？

冤獄政策中最毒辣的一招是運用詐術，使李斯不敢翻供。詐術新月異，20世紀的是:“只要你表示悔過，我們就送你回家。”再有智慧的人，都很難抵擋；以致李斯第一等英才竟栽在三獄吏之手。而嬴胡亥明知趙高是李斯的死敵，卻把李斯他審訊，結果當然可以預卜。但這一點卻給後世的暴君暴官們一個很大啟發。

從發生冤獄的多寡大小，可以衡量一個政權的品質。瞭解這項因果，對中國人的苦難，當會獲得深刻的受。

司馬遷評論張耳、陳餘說:“張耳、陳餘，舉世稱為賢才，他們的門客，甚至僕役，也都是天下的俊傑，在他們所在的國家裡，全取得宰相級的高官。張耳、陳餘貧賤時，互相誓言為對方效死，並不是一句虛話，他們都有那種情。可是，一旦身居高位，爭權奪利，竟至兩敗俱傷。為什麼從前相愛如彼之深，現在卻相恨如此之苛？豈不仍是勢利之徒？”人際之間的關係，親密易，信任難，諒解尤難。張耳和陳餘的友情，並不虛假，但他們並沒有發展到絕對信任和絕對相諒的程度。所以，鉅鹿被圍之，也就是張、陳二人友情瓦解之時。張耳守危城，城隨時會破，人隨時會死，唯一的盼望就是陳餘那支軍力，而陳餘卻按兵不動，張耳豈不憤懣？可是陳餘瞭解，只要出擊，軍必潰，身必亡，對局勢毫無補益。從張[上厭下黑]、陳澤的例證，可說明他的烏合之眾確不堪秦軍一擊。張耳獨責備陳餘不死，而他的兒子張敖也率軍在外，同樣一動都不敢動，置老爹的生死不顧，張耳對兒子為什麼不發一言？如果說陳餘背叛老友，張敖豈不是背叛老爹？形勢猶如山崩，張[上厭下黑]、陳澤之事，不過火上加油。司馬遷稱二人是勢利朋友，那麼，張耳、張敖難道是勢利父子？

張耳即令相信陳餘絕不會背叛(猶如他相信他兒子張敖絕不會背叛一樣)，縱然沒有人從中挑撥，縱然不把印信收回，二人的友誼也已無法恢復原狀。相愛越深，一旦不信不諒時，譴責也越烈。此時如果張耳拒收印信，表面上還有和解可能。然而，二人當初不過兩個光，如今各有各的搖尾系統，搖尾系統“效忠”到極致，一定會煽動主子之間互相仇恨，甚至火拼，以便從中取點小利。所謂主子，在搖尾系統掇下，身不由己，父子都能被掇得反目，何況已經互相生疑的朋友？

楚懷王羋心任命大將劉邦，於紀元前207年攻陷武關，戰火已接近秦王朝心臟，宦官趙高怕二世皇帝嬴胡亥翻臉，遂誅殺嬴胡亥，改立嬴扶蘇之子嬴嬰登極(三世皇帝)。紀元前206年，嬴嬰坐著白馬拉的喪車，脖子上套著繩索，把皇帝用的各種印信，包括“璽”、“符”、“節”(玉璽，皇帝印信。符信，或用金屬，或用玉石，上面刻著文字，中分為二，一留中央，一在外官員。符節，形狀像一竹竿，竿頭有纓，使臣拿著它，表示君王親臨)，在軹道(陝西省西安市東北)路旁，下車降，秦亡。

賈誼曰:“秦王國以那麼一小塊土地，奪取天下最高權力，脅迫八州(古中國分九州，秦王國居九州之一的雍州，六國則居八州)朝拜它這個同等地位的國家，凡百有餘年。然後統一天下，化世界為一家，崤山和函谷關都成了宮殿，聲勢蓋世。想不到一個人冒險犯難，龐大帝國的祖宗七廟(儒家禮制，從老爹上溯到高祖父的祖父，各建一座祭廟。加上創立政權那位祖先的祭廟，共七座廟。統稱“太廟”)，全部摧毀，身雖死而仍被天下譏笑，原因何在？在於不知道推行仁義。同時，攻守形勢，恰恰相反。”杜牧《阿房宮賦》道出六國覆滅的真相:“亡六國者，六國也，非秦也。”賈誼強調仁義，仁義當然重要，但並不是唯一主宰。嬴政的仁義何在？還不是消滅六國，建立空前未有的大一統江山。至於攻守形勢相反，戰國時代，幾次南北合縱同盟，秦王國都居於捱打地位，為什麼不垮於當時各國訓練有素的正規軍，卻垮於以後的烏合之眾？劉邦的軍隊，不會強過趙括，為什麼趙括攻不進秦軍營壘，而劉邦一下子就擊潰關防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