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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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許我們應該回到白沙瓦。”我說，盯著在玻璃杯裡面的水上浮動的冰塊。我們在那裡度過了半年的光陰，等待移民局核發簽證。我們那間滿是塵灰的房子散發出髒襪子和貓糞的氣味，但住在我們周圍的全是人——至少爸爸認得他們。他會邀請整條走廊的鄰居到家裡吃晚飯，他們中多數都是等待簽證的阿富汗人。當然，有人會帶來手鼓，也有人帶手風琴。茶泡好了，嗓子還可以的人會高歌一曲，直到太陽昇起，直到蚊子不再嗡嗡叫，直到鼓掌的手都酸了。

“你在那邊更開心，爸爸，那兒更有家的覺。”我說。

“白沙瓦對我來說是好地方，但對你來說不是。”

“你在這兒工作太辛苦了。”

“現在還好啦。”他說，他的意思是自升任加油站班經理之後。但在天氣溼的子，我總能見到他忍痛著手腕。也見過他在飯後，頭冒冷汗去拿止痛藥瓶子的模樣。

“再說，我又不是為了自己才讓我們兩個來到這裡的，你知道嗎？”我把手伸過桌子，握住他的手。我的是學生哥兒的手，乾淨柔軟；他的是勞動者的手，骯髒且長滿老繭。我想起在喀布爾時，他給我買的所有那些卡車、火車玩具，還有那些自行車。如今，美國是爸爸送給阿米爾的最後一件禮物。

我們到美國僅一個月之後，爸爸在華盛頓大道找到工作，在一個阿富汗人開的加油站當助理——他從我們到美國那天就開始找工作了。每週六天，每天輪班十二小時，爸爸給汽車加油、收銀、換油、擦洗擋風玻璃。有好幾次，我帶午飯給他吃，發現他正在貨架上找香菸，油汙斑斑的櫃檯那端，有個顧客在等著，在明亮的熒光映襯下，爸爸的臉扭曲而蒼白。每次我走進去，門上的電鈴會“叮咚叮咚”響，爸爸會抬起頭，招招手，出微笑，他的雙眼因為疲累而淚。

被聘請那天，爸爸和我到聖荷［1］sanjose，美國加利福尼亞州城市。［1］去找我們的移民資格審核官杜賓斯太太。她是個很胖的黑人婦女，眼睛明亮，笑起來出兩個酒窩。有一回她跟我說她在教堂唱歌，我相信——她的聲音讓我想起熱牛和蜂。爸爸將一疊食物券放在她的櫃檯上。

“謝謝你，可是我不想要。”爸爸說“我一直有工作。在阿富汗，我有工作；在美國，我有工作。非常謝，杜賓斯太太，可是我不喜歡接受施捨。”杜賓斯太太眨眨眼，把食物券撿起來，看看我，又看看爸爸，好像我們在開她玩笑，或者像哈桑經常說的“耍她一下”

“我幹這行十五年了，從來沒人這麼做過。”她說。就是這樣，爸爸結束了在收銀臺用食物券支付的屈辱子，也消除了他最擔心的事情之一:被阿富汗人看到他用救濟金買食物。爸爸走出福利辦公室時，好像大病初癒。1983年那個夏天，我20歲，高中畢業。那天在足球場上擲帽子的人中，要數我最老了。我記得球場上滿是藍袍子，學生的家人、閃光的鏡頭，把爸爸淹沒了。我在二十碼線附近找到他，雙手袋，相機在前晃盪。我們之間隔著一群人，一會兒把他擋住，一會兒他又出現。穿藍衣服的女生尖叫著，相互擁抱，哭泣；男生和他們的父親拍掌慶賀。爸爸的鬍子變灰了，鬢邊的頭髮也減少了，還有，難道他在喀布爾更高？他穿著那身棕西裝——他只有這麼一套，穿著它參加阿富汗人的婚禮和葬禮——繫著那年他五十歲生時我送的紅領帶。接著他看到我，揮揮手，微笑。他示意我戴上方帽子，以學校的鐘樓為背景，替我拍了張照片。我朝他微笑著——在某種意義上，那子與其說是我的，毋寧說是他的。他朝我走來，伸手攬住我的脖子，親吻了我的額頭。

“我很驕傲，阿米爾。”他說。他說話的時候眼睛閃亮，那樣的眼光望著的是我，讓我很高興。

那晚，他帶我到海沃德［1］hayward，美國加利福尼亞州城市，近弗裡蒙特。［1］的阿富汗餐廳，點了太多的食物。他跟店主說，他的兒子秋天就要上大學了。畢業之前，我就上大學的事情跟他稍稍爭論過，告訴他我想工作，補貼家用，存些錢，也許次年才上大學。但他恨鐵不成鋼地盯了我一眼，我只好閉嘴。

晚飯後，爸爸帶我去飯店對面的酒吧。那地方光線陰暗，牆壁上散發著我素來不喜歡的啤酒酸味。男人們頭戴球帽，身穿無袖上衣，玩著撞球，綠的桌子上煙霧升騰，嫋嫋繞著熒光燈。爸爸穿著棕西裝，我穿著打褶長褲和運動外套，顯得格外引人注目。我們在吧檯找到位子，坐在一個老人身邊。老人頭上有個麥克羅啤酒的商標，發出藍光，將他那張滄桑的臉照得病懨懨的。爸爸點了香菸，給我們要了啤酒。

“今晚我太高興了！”他自顧自地向每個人宣佈“今晚我帶我的兒子來喝酒。來，請給我的朋友來一杯。”他的手拍在那個老人背上。老頭抬抬帽子，出微笑，他沒有上排的牙齒。

爸爸三口就喝完了他的啤酒，又要了一杯。我強迫自己，還沒喝完四分之一，他已經幹掉三杯了。他請那個老頭一杯蘇格蘭烈酒，還請那四個打撞球的傢伙一大罐百威。人們同他握手，用力拍他的後背。他們向他敬酒，有人給他點菸。爸爸鬆了鬆領帶，給那個老人一把二五分的硬幣，指指電唱機。

“告訴他，來幾首他最拿手的。”他對我說。老人點點頭，向爸爸敬禮。不久就響起鄉村音樂，就像這樣，爸爸開始宴會了。

酒到酣處，爸爸站起來，舉起酒杯，將它摔在遍地鋸屑的地板，高聲喊叫。

“他媽的俄國佬！”酒吧裡爆發出一陣笑聲，大家高聲附和，爸爸又給每個人買啤酒。

我們離開的時候，大家都捨不得他走。喀布爾，白沙瓦，海沃德。爸爸還是爸爸，我想，微笑著。

我開著爸爸那輛土黃的舊別克世紀轎車，駛回我們家。爸爸在路上睡著了，鼾聲如氣鑽。我在他身上聞到菸草的味道，還有酒味，甜而辛辣。但我在停車的時候，他醒過來，嘶啞的嗓音說:“繼續開，到街道那邊去。”

“幹嗎，爸爸？”

“只管開過去，”他讓我停在街道的南端。他把手伸進外衣的口袋，掏給我一串鑰匙“那邊。”他指著停在我們前面的一輛轎車。那是一輛舊款的福特，又長又寬，車身很暗，在月光下我辨認不出是什麼顏。

“它得烤漆，我會讓加油站的夥計換上新的避震器，但它還能開。”我看著鑰匙，驚呆了。我看看他，看看轎車。

“你上大學需要一輛車。”他說。

我捧起他的手，緊緊握住。淚水從我眼裡湧出來，我慶幸陰影籠罩了我們的面龐。

“謝謝你，爸爸。”我們下車，坐進福特車。那是一輛“大都靈”

“海軍藍。”爸爸說。我繞著街區開，試試剎車、收音機、轉向燈。我把它停在我們那棟樓的停車場，熄了引擎。

“謝謝你，親愛的爸爸。”我說。我意猶未盡，想告訴他，他慈祥的行為讓我多麼動，我多麼他過去和現在為我所做的一切。但我知道那會讓他不好意思“謝謝。”我只是重複了一次。

他微微一笑，靠在頭枕上，他的前額幾乎碰到頂篷。我們什麼也沒說，靜靜坐在黑暗中，聽著引擎冷卻的“嘀嘀”聲，遠處傳來一陣警笛的鳴叫。然後爸爸將頭轉向我“要是哈桑今天跟我們在一起就好了。”聽到哈桑的名字，我的脖子好像被一對鐵手掐住了。我把車窗搖下，等待那雙鐵手鬆開。

畢業典禮隔，我告訴爸爸，秋天我就要去專科學校註冊了。他正在喝冷卻的紅茶，嚼著豆蔻子，他自己用來治頭痛的偏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