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陌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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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元史》的《太祖本紀》記載，成吉思汗在臨死前一個月對群臣公開表示:“朕自去冬五星聚時，已嘗許不殺掠，遽忘下詔耶。今可佈告中外，令彼行人亦知朕意。”多麼珍貴的“不殺掠”這三個字啊！儘管仍然處於戰爭之中的成吉思汗一時還無法做到，但既然已經作為一個重大的許諾佈告中外，已經讓人驚喜不已了。

此外，據《元史》和《新元史》載，成吉思汗還囑咐自己的繼承人窩闊臺，耶律楚材這個人是上天送給我們的，必須委以重任。他說:“此人天賜吾家，爾後軍國庶政，當悉委之。”這兩份遺囑，使歷史的溫度和亮度都大大提高了。

在這裡，我們不能不懷著特別的心情，遠眺七百多年前在中亞戰爭廢墟間徘徊的兩個背影。一個高大的長鬍子中年人，攙扶著一個仙風道骨的老年人，他們走得很慢，靜靜地說著話，優雅的風範與身邊的斷垣荒墳很不相稱。他們正在做一件事，那就是用中國文化中儒、佛、道的基本神，盯住已經蔓延了小半個世界的戰火，隨時找機會把它控制住。

他們兩人後來因為佛、道之間的一些宗教齟齬產生隔閡，但我們還是要說，再大的齟齬也是小事，因為他們已經做過了一件真正的大事。

四成吉思汗幾乎是與丘處機同年同月去世的，成吉思汗享年六十五歲，而丘處機則高壽，享年七十九歲。這一年，耶律楚材才三十七歲，秋正盛。

耶律楚材妥帖地安排了窩闊臺繼位的事務。窩闊臺繼位後果真對他委以重任:中書令，行政最高長官，相當於宰相。在這前後，耶律楚材做了一系列大事。例如——一、耶律楚材選擇並任命了自己的兩個主要助手——右丞相和左丞相。讓人驚異的是，這三個包括耶律楚材在內的最高行政官員，沒有一個是蒙古人，也沒有一個是漢人，卻都悉漢族的典章制度。這種安排在蒙古人掌權的朝廷裡，顯得非常開通又非常奇特。

二、蒙古貴族中還有很多保守將領無視成吉思汗“不殺掠”的遺囑，繼續主張大規模殺人。據《元史》載，近侍別迭等人主張:“漢人無補於國，可悉空其人，以為牧地。”這顯然是一個極端恐怖的政策，把漢人殺盡或趕光，使整個中原成為牧地，也就是把農耕文明全部蛻變為遊牧文明。耶律楚材為了阻止這個主張，就給窩闊臺算了一筆賬，說我們每年需要的五十萬兩銀子、四十萬石糧食、八萬匹匹，全都來自中原的稅收和鹽、酒、冶鐵等百業，怎麼能夠不要漢人？窩闊臺要耶律楚材就此提供證明，來說服朝廷中保守的蒙古軍人。第二年耶律楚材確實以稅收的方法為朝廷提供了大量財富，使窩闊臺非常高興。這就奠定了蒙古政權從遊牧文明轉向農耕文明，並實行稅收制度的基礎。

三、窩闊臺征服金國時，有的將領據蒙古軍的老規矩，堅持一個城市若有抗拒，破城之後必須屠城。當時，汴梁城抗拒了，那些將領準備照此辦理。耶律楚材立即上奏窩闊臺，說如果我們得到的是沒有活人的土地，那又有什麼用！結果，破城後除了處決金國皇室完顏一家外，保全了汴梁城一百四十多萬人的生命。從此，放棄屠城政策成為一個定例，從本上改變了蒙古軍隊的行為方式。

四、蒙古軍隊佔領一地，必定由軍事將領管轄一切，毫無約束，橫行霸道。耶律楚材提出把軍事權力和民政權力分開，並使它們勢均力敵、互相牽制。民政權力由文官執掌，軍事權貴不得侵犯。在文官職位上，耶律楚材大量起用漢族知識分子，讓他們著重負責徵收稅賦的事務。甚至，他向窩闊臺直接提出了“制器者必用良工、守成者必用儒臣”的政策，大大改良了政權的文化品質。這樣做的結果，也讓他這個行政首長有效地控制了財政權，構成了財政、軍權、法權的三權鼎立。

五、耶律楚材還採取一系列措施，及時控制了高利貸、通貨膨脹、包攬稅收和種種貴族特權，成功實行了以經濟為主軸的社會管理。

六、蒙古軍隊每佔領一地，還會很自然地把當地人民當成自己的變相奴隸。耶律楚材決定“奏括戶口，皆籍為編民”也就是以戶籍制來使這些變相奴隸重新變成平民。由於戶籍制，一系列稅賦制也有了實行的保證。

七、耶律楚材還以很大的熱情尊孔，正式以儒家經典來辦學招士。…這一切理管理措施，使蒙古的歷史發展到了一個全新的階段，並且決定了後來元朝的基本格局。

遺憾的是，窩闊臺死後，皇后攝政，反對漢化，與耶律楚材烈爭吵，結果把這位名相活活氣死了，享年五十五歲。

他死後，政敵對他的家庭財產進行了查抄。結果發現“惟琴阮十餘，及古今書畫金石、遺文數千卷”除此之外沒有任何財產。真是太廉潔了。

所幸，耶律楚材去世十餘年後，忽必烈繼位，耶律楚材所制定的種種方略重新獲得尊重。

五好，我們現在可以從整體上看看耶律楚材這個人了。

這位契丹皇族後裔，無論對於金國的女真人、成吉思汗的蒙古人，還是對於宋朝的漢人來說，都是陌生人。而且，他好像完全沒有我們歷來重視的所謂“民族氣節”可以為任何一個民族服務，包括曾經戰勝過自己家族的民族，簡直算得上是“數典忘祖”了。

成吉思汗為他的家族報了仇，但他坦誠地表示，自己的心底從來沒有那種仇恨。他只在乎今天的服務對象，並且努力把服務做好。只不過，在今天的服務中，他要固守一些大是大非。他認為，是非高於民族，更高於家族。

因此，歷來被人們反覆誇大和表演的“故鄉情結”、“省籍情結”、“祭祖情結”在他面前不起任何作用。

他似乎已經放棄了自己的民族身份。在他追求的“王化歸一統”、“四海皆弟兄”的世界裡，從來沒有復興契丹之夢。儘管他的契丹曾經建立過那麼壯闊和強大的遼國，留下了那麼豐富而動人的故事。

他一點兒也不想做“前朝遺民”、“復仇王子”他從來沒有秘藏過增添世仇的資料，謀劃過飄零貴族的聚會。他的深棕的眼瞳沒有發出過任何暗示“美髯公”的鬍子沒有抖動過任何信號。

他知道時勢在劇變、時間在急逝、生命在重組。他知道一切依託於過往歷史的所謂身份，乍一看是真實的，實際上是重建的，而且是一種嶄新的重建，為了今天和明天的具體目的的重建。他不願意參與這種表演式的重建，更願意享受逝者如斯、人去樓空的放鬆。

是的，他不要那種身份。為了擺脫那種身份，他甚至四處逃奔、改換門庭，直到進入“赤條條一身來去無牽掛”的境界。

但是，我們看到了，他有明確的文化身份。那就是，一生秉承儒家文化和漢傳佛教。

這讓我想起我的詩人朋友余光中先生。他因寫過《鄉愁》一詩，很多與他稍稍有點關係的地方都希望他宣佈故鄉在斯、所愁在斯。但他說:我的故鄉不是一個具體的地方，而是中華文化。思亦在斯，愁亦在斯。

余光中先生是漢人，這樣說很自然；耶律楚材不是漢人，這樣做很奇特。

其實，這是他做出的鄭重選擇。

越是動盪的年代越有選擇的自由，他運用了這種自由。

有不少人說，文化是一種地域的命定，是一種在你出生前就已經佈置好了的包圍，無法選擇。我認為，無法選擇的是血統，必須選擇的是文化。正因為血統無法選擇，也就加重了文化選擇的責任。正因為文化是自己選擇的，當然也就比先天給予的血統更關及生命本質。

反之，如果文化成了一種固定人群的被動承擔，那麼，這種文化和這種人群，都會失去生命的創造，因僵化而走向枯萎。

我們為什麼要接受這種必然導致枯萎的事先佈置？

即使這種佈置中有豪華金飾，也決不接受。

於是，耶律楚材，這個高大的契丹族男子，揹負著自己選擇的中華文化，出現在自己選擇的君主成吉思汗之前。

然後，他又與成吉思汗在一起，召來了他在中華文化上缺漏的那部分——丘處機的道家。

這一來，成吉思汗本人也開始進行文化選擇了。對於位及至尊、叱吒風雲的成吉思汗來說，這種文化選擇已經變得非常艱難。但是，如細雨潤物，如微風輕拂，成吉思汗一次次抬起頭來，對這兩位博學的智者出笑顏。

這一系列在西域大草原和大沙漠裡出現的文化選擇，今天想來還覺得氣壯山河。

耶律楚材在表達自己文化身份時重點選擇了兩個方面，那就是:在成吉思汗時代呼籲護生愛民，在窩闊臺時代實施理管理。

這兩個方面，使蒙古民族為後來入主中華大地、建立統一的元朝做了文化準備。

這兩個方面，是耶律楚材的文化身份所派生出來的行為身份。

相比之下，很多中國文人雖有文化身份卻沒有行為身份，使文化變成了貼在額頭上的標籤，誰也不指望這種標籤和這種額頭與蒼生大地產生關聯。

經過以上整理，我們可以概括出兩個相反的人格結構——第一個人格結構:背後的民族身份是飄忽模糊的，中間的文化身份是堅定明朗的，眼前的行為身份是響亮清晰的。

第二個人格結構:誇張的是背景，模糊的是文化，失的是行為。

也許，在我們中國，最普及的是第二個人格結構，因此耶律楚材顯得那麼陌生。

什麼時候，能有更多的中國人，千里跋涉來到人世災禍的第一線，展示的是文化良知而不是背景身份，切切實實地以終極人扭轉歷史的進程，那麼，耶律楚材對我們就不陌生了。

最後提一句，這位縱橫大漠的遊子畢竟有一個很好的歸宿。他的墓和祠還在北京頤和園東門裡邊。我每次都是在夕陽燦爛時到達的，總是寂寥無人。偶爾有人停步，幾乎都不知道他是誰。

在頤和園留下他的遺蹟，這件事乾隆皇帝有功。我還曾因此猜測過這位晚於耶律楚材五百年的少數民族皇帝的人格結構，並增添了幾分對他的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