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走向大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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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對他投以特別的尊敬，因為他是一位真正宏觀意義上的文化改革家。

三說到北魏孝文帝拓跋宏的改革，我一直擔心會對今天中國知識界大批狂熱的大漢族主義者、大中原主義者帶來某種誤導。

似乎，孝文帝拓跋宏的行動為他們又一次提供了漢文化高於一切的證據。

固然，比之於剛剛走出原始社會的鮮卑族，漢文化成得太多。漢族自夏、商、周以來出現過不少優秀的社會管理設計者，又有諸子百家的豐富闡釋、秦漢帝國的輝煌實踐，不僅有足夠的資格引領一個試圖在文化上快速躍進的遊牧民族，而且教材已經大大超重。漢族常常在被外族戰勝之後卻在文化上戰勝了外族，也是歷史上屢見不鮮的事實。

但是，我們在承認這一切之後也應該懂得，孝文帝拓跋宏的漢化改革，並不僅僅出於對漢文化的崇尚，而且還有更現實的原因。當他睜大眼睛看清了自己剛剛擁有的遼闊統治範圍，沉思片刻，便立即尋找軍事之外的統治資格。

在古代馬其頓，差不多和孝文帝死於同樣年紀的年輕君主亞歷山大大帝每征服一個地方，總是虔誠地匍匐在那裡的神祇之前，這也是在尋找軍事之外的統治資格。

我們必須看到這樣一個事實:孝文帝拓跋宏強迫自己的部下皈依漢文化，卻未曾約束他們把豪邁之氣帶入漢文化。或者說，只有當他們充分漢化了，豪邁之氣才能真正植入漢文化。

他止鮮卑族不穿漢服、不說漢語，卻沒有止漢人不穿漢服、不說漢語。其實“胡人”漢化的過程，也正是漢人“胡化”的過程。用我的理論概括，兩者構成了一個“雙向同體渦旋互生”的融模式。

從北魏開始，漢人大量汲取北方和西域少數民族生態文化，這樣的實例比比皆是。有一次我向北京大學學文科的部分學生講解這一段歷史，先要他們隨口列舉一些這樣的實例來。他們在事先沒有準備的情況下居然爭先恐後地說出一大堆。我笑了，心想年輕一代中畢竟還有不少深明事理的人，知道漢文化即便在古代也常常是其他民族文化的受惠者，而不僅僅是施惠者。

我對北京大學的學生們說，在你們列舉的那麼多實例中，我最興趣的是那些樂器:胡笳、羌笛、羯鼓、龜茲琵琶…如果沒有它們，大唐的宏偉響音樂就會減損一大半。這隻要看看敦煌、讀讀唐詩，就不難明白。

這還只是在講音樂。其實，任何一個方面都是如此。由此可知，大唐，遠不是僅僅中原所能造就。

更重要的，還是輸入中華文化的那股豪氣，有點剽悍，有點清冷，有點糲，有點混沌，卻是那麼開闊、那麼自由、那麼放鬆。諸子百家在河邊牛車上未曾領略過的“天蒼蒼，野茫茫”變成了新的文化背景。中華文化也就像騎上了草原駿馬，鞭鳴蹄飛，煥發出前所未有的生命力。

魯迅說“唐人大有胡氣”即是指此。

事情還不僅僅是這樣。

自從孝文帝拓跋宏竭力推動鮮卑族和漢族通婚，一個血緣上的融合過程也全面展開了。請注意，這不再是政治意義上，而是生命意義上的不分彼此，這是人類學範疇上的宏大和聲。

由此我要從更深邃的層面上來揭示造就大唐的秘密了:大唐皇家李氏，正是鮮卑族和漢族混血的結晶。

唐高祖李淵和唐太宗李世民的生母都是鮮卑人。李世民的皇后也是鮮卑人。結果，唐高宗李治的血統四分之三是鮮卑族，四分之一是漢族。（參見王桐齡《中國民族史》）其實，隋煬帝楊廣的母親也是鮮卑人，她和唐高祖李淵的母親是親姐妹。她們的籍貫都算是“河南洛陽”我們記得，這是出於孝文帝拓跋宏的設計。至此我們不能不再一次深深佩服這位孝文帝的遠見了，他以最溫柔、最切實的方式，讓自己的民族參與了一個偉大的歷史盛典。

一條通向大唐的路，這才真正打通了。

這條路的開始有點窄、有點偏、有點險，但終於，成了中國歷史上具有關鍵意義的大道。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初，我聽說內蒙古鄂倫自治旗阿里河鎮西北的山麓上發現了一個俗稱“嘎仙”的所在，一位考古學女教授颳去壁上的一片泥苔，出石碑，驚喜地發現這正是《魏書》上記載的“鮮卑石室”——鮮卑族先祖的祭壇所在，也可以說是鮮卑族的起始聖地。聞訊後我曾三次前往，每次都因通、氣候方面的原因未能最終抵達。當地的朋友奇怪我為什麼對一個不大的石如此痴，我說，那裡有大唐的基因。

自然，我還會去。

四通向大唐之路，最具有象徵意義的是雲岡石窟和龍門石窟。

雲岡石窟在山西大同，龍門石窟在河南洛陽，正是北魏的兩個首都所在地。北魏的遷都之路，由這兩座石窟作為標誌。

我很想對它們做一點描寫，好讓那些過於沉醉於漢族傳統文化的人士有一點震動。但是我猶豫再三還是決定放棄，因為在雲岡和龍門之前，文字是不太有用的。手邊有一個證據，女作家冰心年輕時曾與友人一起風塵僕僕地去瞻仰過一次雲岡石窟，執筆描寫時幾乎用盡動的詞，差點繞不出來了，最後還是承認文字之無用。她寫道:萬億化身，羅刻滿山，鬼斧神工，駭人心目。一如來，一世界，一翼，一蹄，一花，一葉，各具嚴，寫不勝寫，畫不勝畫。後顧方作無限之留戀，前瞻又引起無量之企求。目不能注，足不能停，如偷兒驟入寶庫，神魂喪失，莫知所攜，事後追憶，亦如夢入天宮，醒後心自知而口不能道，此時方知文字之無用了！

冰心顯然是被重重地嚇了一跳。原因是，主持石窟建造的鮮卑族統治者不僅在這裡展現了雄偉的曠野之美，而且還朗地在石窟中引進了更多、更遠的別處文明。

既然他們敢於對漢文化放鬆身段，那麼也就必然會對其他文化放鬆身段。他們成了一個納極強的“空筐”什麼文化都能在其間佔據一席之地。他們本身缺少文化厚度，還沒有形成嚴密的文化體系，這種弱點很快轉化成了優點，他們因為較少排他而成為多種文化融合的“當家人”於是，真正的文化盛宴張羅起來了。

此間好有一比:一批學養深厚的老者遠遠近近地散居著，因為各自的背景和重量而互相矜持；突然從外地來了一個自幼失學的年輕壯漢，對誰的學問都謙虛汲取，不存偏見，還有力氣把老者們請來請去，結果，以他為中心，連這些老者也漸漸走到一起，一片熱鬧了。

這個年輕壯漢，就是鮮卑族拓跋氏。

熱鬧的文化盛宴，就是雲岡和龍門。

雲岡石窟的最重要開鑿總監叫曇曜，直到今天“曇曜五窟”還光華不減。他原是涼州（今甘肅武威一帶）高僧，當年涼州是一個極重要的佛教文化中心。公元四三九年北魏攻佔涼州後把那裡的三萬戶吏民和數千僧人掠至首都平城，其間有大批雕鑿佛教石窟的專家和工匠，曇曜應在其中。因此，雲岡石窟有明顯的涼州氣韻。

但是，涼州又不僅僅是涼州。據考古學家宿白先生考證，涼州的石窟模式中融合了新疆的龜茲（今庫車一帶）、于闐（今和田一帶）的兩大系統。而龜茲和于闐，那是真正的西域了，更是連通印度文化、南亞文化和中亞文化的匯點。

因此，雲岡石窟，經由涼州中轉，沉澱著一層層悠遠的異類文化，簡直深不可測。

例如，今天很多參觀者到了雲岡石窟，都會驚訝:為什麼有那麼明顯的希臘雕塑（包括希臘神廟大柱）風格？

對此，我可以很有把握地回答:那是受了犍陀羅（gandhara）藝術的影響。而犍陀羅，正是希臘文化與印度文化的融體。

希臘文化是憑著什麼機緣與遙遠的印度文化融的呢？我們要再一次提到那位馬其頓國王亞歷山大大帝了。正是他，作為古希臘最有學問的學者亞里士多德的學生，長途東征，把希臘文化帶到了巴比倫、波斯和印度。

我以前在考察佛教文化時到過現在巴基斯坦的塔克西拉（taxila），那裡有卡普（sirkap）遺址，正是犍陀羅藝術的發祥地。

在犍陀羅之前，佛教藝術大多以佛塔和其他紀念物為象徵，自從亞歷山大東征，一大批隨軍藝術家的到達，佛教藝術發生了劃時代的變化。一系列從鼻樑、眼窩、嘴和下巴都帶有歐洲人特徵的雕像產生了，並廣泛傳入中國的西域，如龜茲、于闐地區。為此，我還曾一再到希臘和羅馬進行對比考察。

由此我們知道，雲岡石窟既然收納了涼州、龜茲、于闐，也就無可阻擋地把印度文化和希臘文化也一併收納了。

北魏遷都洛陽後，力投向龍門石窟的建造。龍門石窟繼承了雲岡石窟的深遠度量，但在包容的多種文化中，中華文化的比例明顯升高了。

這就是北魏的氣魄:吐萬匯，兼納遠近，幾乎集中了世界上幾大重要文化的粹，熔鑄一體，互相化育，烈烈揚揚。

這種宏大，舉世無匹。

由此，大唐真的近了。

五大唐之所以成為大唐，正在於它的不純淨。

歷來總有不少學者追求華夏文化的純淨，甚至包括語言文字在內。其實，過度純淨就成了玻璃器皿，天天擦拭得玲瓏剔透，總也無法改變它的小、薄、脆。不知哪一天，在某次擦拭中可能因稍稍用力過度而裂成碎片，而碎片還會割手。

何況，玻璃也是化合物質，哪裡說得上絕對的純淨？

北魏，為不純淨的大唐做了最有力的準備。

那條因為不純淨而變得越來越開闊的大道，有兩座雄偉的石窟門廊。如果站在石窟前回首遙望，大興安嶺北部東麓還有一個不大的鮮卑石室。

一個石室、兩座石窟，這是一條全由堅石砌成的大道，坦然於長天大地之間。